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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来消灭或是摧毁重庆，其中包括一九三九年五月，对于重庆进行日以继夜的大轰炸，造成平民高达上万人的死伤，但是所有的中国军民仍然不肯屈服，重庆仍然是抗日的中心。
日军在一九四年夏季，再度对重庆发动长期的战略轰炸，特别是在八月份，日本飞机的炸射简直没有一天停止过。当时中国的空军，几乎已经不复存在，无法阻止日机的袭击，重庆几乎被炸成废墟，而中国的军民，每天都生活在日机攻击的危险下，但仍然继续坚持自己的岗位，抵抗日本的侵略。
“重庆精神”成为日本皇军无法抹除的抵抗力量。
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九日，当日本南方军顺利攻略东南亚与太平洋的战略目标之后，回报日军大本营：“南方军之战略任务已经完成。”日本是绝对没有想到，先进西方国家的军队，是这样不堪一击，而对照之下，中国军队竟然是如此顽强不屈。日军大本营在狂喜之余，开始筹划下一阶段的战略任务。对日本来说，冷酷的现实是中国的顽抗，假如中国事变没有结束，日本就别想执行其它任何的战略构想，因为日本的兵力根本不够分配。
所以日军大本营在一九四二年年中，全盘检讨整个战局之后，开始倾向接受中国派遣军司令部的建议，就是日本对外作战问题，是从中国战场开始，就要尽量设法先结束在华作战的观点。因为只要“中国事变”不能告一个段落，日本就抽不出足够的兵力，完成其控制东亚，与德国会师中东的战略计划。中国在抗日战争所表现出来的无限韧性，真是叫当时“无敌的皇军”不知如何是好。
32。1 日军曾经研拟进攻四川的五号作战计划
日本的大本营考虑到，既然重庆的国民政府绝对不肯接受日本的和平条件，汪精卫的伪政府又是扶不起的阿斗，除了日军准备对于重庆政府，进行一次决定性的打击，直接进攻四川与席卷云南，以击溃中国的抗日意志之外，也就没有其它的办法来解决“中国事变”了。何况此时正是反法西斯盟国的军力最为低迷的时刻，在西北与西南通路都完全中断的情形下，中国的实际外援已被掐断，正是日军一劳永逸解决中国事变的最佳时机。
日军直接攻占四川，以解决中国事变的战略构想，特别受到日本中国派遣军的支持。中国派遣军与日大本营在经过多次的协商之后，决定将日军进攻四川的计划，定名为“五号作战计划”，并且准备在日本国内，再动员二十三万的后备军人，以支持中国派遣军进攻四川所需的兵力；又把日军名将冢田攻中将，特别从南方军总司令部，调派为在武汉的十一军司令官，日军正是准备将当时的第一战将，担任进攻四川的先锋指挥官。
当时日军拟定的五号作战计划，是准备由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指挥，分成南北两路向西进攻。日军准备特别组成第五方面军，统一指挥第一军、第七军与第二十八军，共十个师团，是为北路军，先由山西、河南交界处，分道渡过黄河，西攻关中平原与陕北，在击溃延安与西安的中国守军之后，主力向南旋转，越过秦岭，与由汉水进攻汉中盆地的另股日军会师，由北方的侧背进攻四川的成都平原。另外由在武汉十一军的五个师团组成南路的日军，则由长江的宜昌附近逆流西上，突破华军在三峡山区的防线，直接攻入四川的东部，然后将兵力直指重庆。攻入四川的两路日军，最后在重庆会师，攻占整个四川，在乘胜扫荡华军对外联络的基地云南。这样可迫使抗日的国民政府，再向西南的西藏败退，或是向日军屈服求和，或是沦为地方游击政府。日本希望这样就可以结束在中国的战争，以调出部队准备与盟国进行决战。在日军准备攻势的压力之下，当时的蒋介石甚至考虑过，假如四川遭到日军攻陷，他将准备将国民政府迁到西康，继续进行抵抗。
但是当日军的五号作战计划所需之后勤准备与兵力集结，都在旷日费时的筹备时，日军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战线，因为开始受到美军的反攻，而出现逆转的状况。一九四二年八月，美军开始以强大的兵力，反击日军在所罗门群岛以及新几内亚的前进基地，迫使日本大本营决定，抽调在中国战区的部队与后勤支持，优先到南太平洋地区，设法顶住南方军不利的战局。
此时，日军大本营不但缺少充裕的兵力支持中国派遣军的五号作战计划，甚至还要从中国境内抽调兵力支持南太平洋。所以日大本营在一九四二年年底，被迫决定终止五号作战计划，并以正式命令通知中国派遣军，设法维持在中国战区现有的战略局势，而放弃执行进攻四川的构想。日大本营的决定，令中国派遣军非常失望，第十一军司令官冢田攻，虽然准备采取独立的西攻计划，但是他的坐机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五日，在安徽上空被中国炮火击落身亡。日本中国派遣军进攻四川的行动，也就完全的停顿下来。
放弃进攻四川的“五号作战计划”，可以说是日军在基本战略上极大的失策。因为日本最高军政当局，到此时虽然已看出，能否结束在中国战场的战争，是日本整个大东亚战争胜败的关键所在，但是它却没有断然执行的决心。日本一则就要不惜代价的全力执行五号作战计划，以将中国的国民政府打成流亡的游击政府，要不然就要设法提出中国能够接受的和谈条件，好将日军从中国的战略陷阱中抽出，否则日本主要的军力都陷在中国战区，最后只有面临惨败的结局。
因为以日本这样一个作战资源有限的国家，绝对不能同时陷在中国的战略泥沼之中，还能有能耐与国际强权在另外的战线作战。日军大本营竟然为了西南太平洋的战局出现了初期的逆转，就放弃在中国战区的决定性攻势，足见日本军方的最高领导人，根本就没有掌握到日本战略胜负的关键所在，又如何能够赢得这场历史大战的全面胜利？
32。2 惊动国际瞻观的鄂西会战
一九四三年一月，日军大本营调出王牌，指派关东军第四军司令官横山勇中将，出任武汉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是日本陆军中，一员战功赫赫的虎将，他出任十一军司令官，就是要重新掌握中国战区的日本战略机动部队，虽然日军大本营放弃了五号作战计划，仍然设法运用现有的日军兵力，增加对中国作战力量的打击。
横山勇在接任司令官之后，彻底地研究过日本的十一军的战略状况。他发现十一军，在经过三次长沙会战之后，对与挑战薛岳所指挥的华军第九战区，以及向南进攻长沙，都已有些怯战的心态，所以在没有增加兵力的状况下，日十一军不宜再攻长沙；而由宜昌直接西攻四川，原是日本五号作战计划中，十一军的作战任务，因此横山决定要测试一下，日军能否通过这个复杂地形的阻碍，以及考验一下中国第六战区的防卫力量，以备日军未来若是进攻四川，增加实战的经验。
此外横山也在考虑，日军若是进攻位于宜昌与长沙连线之间的常德，不失为一个可以迫使华军两个战区发生难以兼顾的打击点。同时日军若是控制常德，就可以由湘西威胁贵州与四川。当然横山还有一个打算，就是日军的补给已经开始受到压力，日军需要设法从中国掠夺粮食的供应，常德地区是洞庭湖以西的粮食中心，所以横山决定率领十一军，转攻宜昌与常德。
横山所策划的作战计划，事先是经过非常细密的安排，他先花了半年多的时间，逐步增加十一军的作战力量，并且开始经略长江以南与洞庭湖以北的地区，先后增兵控制了长江两岸的沙市与石首，然后准备对第六战区发动攻势，掠夺中国在宜昌的长江船队，以及湖南北部的粮食，以增加日军水运船队的能力，同时顺便测试一下中国第六战区防卫四川的作战实力。由于日本十一军在这个地区的加强活动，使得中国的第六战区也将部队调到洞庭湖北部增防。
横山勇极其擅长多路兵马同步出击，以及迅速改变进攻战线布局。一九四三年五月，横山勇指挥十一军的部队分头出击，一路日军从沙市渡过长江，开始进攻公安一带的长江南岸地区，另一支部队由石首与华容向洞庭湖一带的地区深入，并且到处劫掠粮食。接着横山勇又从宜昌派出部队，向南渡过枝江，摆出夹击洞庭湖北部华军主力的阵势，因此造成中国的第六战区判断，日军在洞庭湖北岸的攻势，目标可能是常德，因此增派大军防御常德外围阵地。
32。3 中国的“斯大林格勒”
不料横山勇却突然在五月二十三日，改变日军进攻方向，向西转北疾进，同时命令宜昌的日军向西出击，沿江逆流进攻石牌要塞，并且渡江攻占战略据点渔洋关，掩护主力部队向石牌要塞，进行多面围攻。横山勇的这项作战布局，甚至引起日军的参谋总长杉山元的关切，亲自前往汉口，视察作战布署。横山更是将十一军司令部移到宜昌，以亲自就近指挥日军进攻石牌要塞。日军的企图是，假如能够突穿华军在三峡的防线，就可以威胁重庆的安危，进而造成国民政府全局的混乱。
这时中国的第六战区司令官陈诚，正在云南与史迪威筹组远征军，因此要求代司令官孙连仲，务必要派遣重兵把守长江往四川的通路，绝对不能轻易地调动江防军去支持长江南岸的作战。因为陈诚认为，第六战区的最主要责任，就是守住四川东部，以屏障重庆的安全，这个地区的安危，牵动整个中国战区的民心士气，因此不可以有所闪失。当陈诚接到日军转变进攻方向，石牌要塞告急的消息，就立刻赶回恩施的第六战区司令部，亲自指挥自己的嫡系十八军，死守石牌要塞与外围阵地。
果然日军的攻势，原有引诱华军出击护粮，甚至防卫常德的策略，然后再乘虚袭击石牌要塞，以威胁重庆的安全。但是陈诚下令江防部队，绝对要坚守长江通往重庆的阵地。结果日军的主力作战，虽突然改成从宜昌向四川进行的突袭，却仍在石牌要塞，硬被守军阻挡下来，没有成功地突穿华军防线。
五月二十七日，日军在长江水道中，劫掠了两万吨的各型船只，以及不少的粮食补给，日军藉此进行大肆的宣传，希望能够动摇中国部队的战略布署。但是陈诚不但不为所动，反而将在云南集结待训的部分远征军，抽调到石牌作战，五月二十九日，华军收复渔洋关，威胁到日军攻击石牌要塞的侧背。
而在重庆的蒋介石，也感到这场作战的重要性，因此宣布石牌要塞是中国的“斯大林格勒”，绝对要死守不退！在战况进入危急之时，蒋介石甚至一度准备亲自前往前线指挥作战，并且动用卫戍重庆的预备队，投入战场决战。而华军的各路兵马，更是奉到蒋介石的命令，在中美空军的支持之下，也开始汇集围攻日军。这时进攻的日军，在渔洋关既已失陷，石牌要塞在血战八个昼夜候仍无法攻破，因此横山不愿恋战，以免遭到损失。一九四三年五月三十日，横山下令日军退回长江北岸，但后撤的日军第十三师团，在宜都遭到华军的夹击，受到严重的损失。
这场称作鄂西会战的作战，相当受到美国政府的注意，因为当时美国政府内部，正在为如何援助中国而进行决策上的争辩（当时宋子文与宋美龄都在华盛顿进行游说），其中又以中国能否有能力协同美国作战，早日击败日本，最事关重要。因为美国政府参战的基本立场，是如何能以最少代价与最短时间击败日本，列为他最优先的战略考虑。假如中国是个扶不起的阿斗，那么美国政府就只能依赖苏联的参战，来减轻美国对日本作战的压力。因此华军宜昌的作战成果，就成为中国展现战力的指标。
32。4 史迪威的谎言
虽然中国军队成功地击退日军的猛烈攻击，但是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其实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实在无法确定史迪威究竟是“哪一边”的参谋长？），他本人既不前往战场实际的察看，又不察核华军所呈报的战况，却基本上引用日军的宣传资料，就向华盛顿提出报告，说鄂西会战，中国方面是虚报战功。史迪威声称，日军的出击，只是为了劫掠粮食与船舶而已，根本无意进攻宜昌外围而进入四川防区的阵地；他严厉指责华军竟然不敢出战护粮，反而虚报日军猛攻石牌要塞，其实日军并无进攻四川的攻势作战，日方更没有遭到重大的损失。马歇尔当然把这个战报，作为游说罗斯福总统不要援助中国战区的“第一手情报”。
事实上，这场作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