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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的波斯宗教领袖中间引起了反应，而且在波斯的许多工人和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反应。
一阵罢工和骚乱的浪潮席卷波斯，直到波斯国王于1906年7月同意免去他的不得人心的首相的职务、召集一次国民议会即波斯议会为止。第一届波斯议会于1906年10月在德黑兰召开，制订了一个自由主义的宪法，波斯国王在两个月后即他临死前签署了这一宪法。新的统治者、反动的穆罕默德·阿里国王决定废止这一宪法，但是，他有已觉醒的大众要由他照管。近代以来，波斯第一次正在为一个有真正的群众追随者的改革运动所震撼。由于在外国人手下蒙受的耻辱和遭受的剥削，这一运动是强烈地民族主义的、反西方的。一个消息灵通的英国观察者对波斯改革者的动机因素和目的作了如下描述：
正是在他们认识到他们的国家被国外人看不起、他们的利益以微不足道的价钱被出卖、他们的宗教和他们作为一个民族的独立存在均遭到毁灭的威胁时，他们开始要求参与国家的政府。欧洲的许多记者和其他作家嘲笑一个波斯议会的思想，几乎在每一页上象这么多的鹦鹅一样重复着〃喜歌剧〃这个词。……然而，波斯人已自觉地在为他们作为一个民族的真正的存在而战斗，在这意义上，这个民众的式符合宪法的政党可以被非常恰当地称作〃民族主义者〃。……实质上，正是这个爱国的政党代表着进步、自由、宽容，尤其是代表着民族独立和〃波斯人的波斯〃。
因而，改革者们采取西方的政治策略和口号，不顾一切地努力反抗西方的侵略。但是，他们的努力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这一时期中，维持现状的势力太强大了。沙皇时代的俄国国明显的原因而坚决地反对改革者，并坚定地支持波斯国王反对波斯议会。英国有矛盾心理：对温和的改革者有好感，可是，不赞成革命的或反王朝的活动。如果这两个强国互相牵制，改革者原可能有一个经过努力获得成功的机会。但是，当俄国和英国缔结1907年的协议时，这一微弱的可能性消失了。协议条款之一指定波斯的北部和中部为俄国的势力范围，波斯的东南部为英国的势力范围，介于它们之间的地区为中立的缓冲地带（见第二十章第一节）。不用说，关于这些安排，俄、英两国没有同波斯人协商过。在1907年10月2日一期《笨拙报》上发表的一幅漫画恰当地表现了波斯人的反应。画上描绘英国狮子和俄国熊正在粗暴地对待它们之间的一头不幸的波斯猫，狮子在说：〃你能玩弄它的脑袋，我能玩弄它的尾巴，我们两个都能抚摩它的腰背部，〃而可怜的猫呻吟着说：〃我不记得你们和我商量过这件事。〃
猫的确进行过勇敢的战斗，但是完全无用。当时，波斯的主要军事力量是由俄国人训练和指挥的哥萨克旅。1908年6月，这支军队按照波斯国王的命令，解散波斯议会，击溃它在德黑兰的支持者。但是，第二年，巴赫蒂亚里部落民向德黑兰进军，占领首都，废黜波斯国王，让他的12岁的儿子继位。这时，波斯的真正统治者——波斯议会邀请美国财政顾问W·摩根·舒斯特前来帮助补救经济创伤。舒斯特组织了一支国库宪兵队去收集赋税，并部署了一系列广泛的改革，但是，他激起了有影响的波斯人和俄国人的对抗。后者要求驱逐舒斯特，经过一次力量的显示之后，于1911年11月迫使波斯议会解除舒斯特的职务。第二月，波斯议会突然被解散，从那时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波斯几乎一直为俄国所支配。
第十五章 印度
印度是一个巨大的非西方社会，不仅受到西方武器的进攻和打击，而且为西方武器所蹂躏和彻底地征服，不仅为西方武器所征服，而且在那以后为西方行政官员所统治。……因而，印度与西方相处的经历比中国或土耳其与西方相处的经历更痛苦、更耻辱，比俄国或日本与西方相处的经历要痛苦、耻辱得多；然而，正因为这一原因，印度与西方的关系也密切得多。……我们西方的铁很可能更深地进入印度的灵魂。
阿诺德·J．汤因比
在英国人到来以前，印度已一次又一次地为雅利安人、希腊人、西徐亚人、土耳其人和莫卧儿人所侵略。这些侵入者都给这块巨大的次大陆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印度的传统社会的发展。英国人的历史作用是分裂并改造了这一传统社会。其他侵入者主要造成社会顶层的变化，但英国人的影响下至村庄一级都能感觉到。英国人与前者之间的这一差别的原因可以在英国社会的能动的、扩张的性质中找到，这种性质逐渐破坏了比较静止的、自给自足的印度社会。要了解侵入和改造的这一过程，首先必需研究传统的印度社会的性质。然后，我们将考察英国的影响的性质和印度对这种影响的反应。
一、印度的传统社会
在工业前时代，传统的印度社会的基本单位与包括欧洲在内的世界其余大部分地区一样，是村庄。在村庄内部，关系重要的不是个人，而是联合家庭和种姓。这种组织的集体形式不仅是社会稳定的根源，奇Qisuu。сom书也是民族衰弱的根源。对家庭、种牲和村庄的忠诚是主要原因，这种忠诚阻止了民族精神的形成。
按古老的风俗，土地被认为是君主的财产；君主有权利领取全部产品中的一部分或这部分的等价物。这构成田赋，田赋是国家岁入的主要来源，也是耕种者的主要负担。交纳给国家的产品份额因时期而不同：从六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甚或一半。通常，以村庄为单位的集体负责以产品或货币来交纳田赋。在印度的某些地区，由于根据每个家庭的劳动者人数定期重新分配土地，维持了一种大致上的平等。除了这种习惯做法外，农民只要交纳他的一份赋税，就拥有使用土地的世袭权利。
运输工具和交通工具是原始的，因此，村庄往往会在经济上和社会上变得自给自足。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陶工、木匠、铁匠、书记员、村镇牧人、祭司和教师及永远存在的占星术家。陶工用陶轮生产农民所需要的简单器皿；木匠建造、修理建筑物和犁；铁匠制造斧子和其他必需的工具；书记员处理法律文件，写出不同村庄的人们之间互通的信件；村镇收入白天放牛，晚上把牛还给各所有人；祭司和教师常常由同一人兼任；占星术家为播种、收割、婚姻和其他重要的事情指明吉祥的时间。这些工匠和专门家以近似物物交换的方式为他们的村庄服务。他们提供服务的报酬是从耕作家庭得到谷物或从村里得到供他们自己使用的免税土地。这些职业和职责的世袭的、传统的划分由种姓等级制度打上了义务性的标记。
村庄的政治结构由一个每年经选举产生的五人以上的地方自治会构成，今日称作乡村自治委员会（即panchayat；〃Pancha〃的意思是〃五〃）。乡村自治委员会通常由种姓首领和村里长者组成；他们定期开会，来执行地方审判、收集赋税、让村里的井、道路和灌溉系统得到修理、设法使工匠和其他专门职业者得到供养、殷勤地招待穿过村庄的旅行者并给他们提供向导。除了交纳田赋和满足对强迫劳动的不定期的需求外，村庄与外界没有什么交往。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使得每个村庄除少数必需品如盐和铁之外，基本上不依赖印度的其余地区。因而，印度原有的城市就性质而言是非工业的。相反，它们是宗教中心如贝拿勒斯、布里和阿拉哈巴德，是政治中心如浦那、坦焦尔和德里，或者是商业中心如位于从印度中部到孟加拉的商人路线上的米尔扎布尔。
印度作家往往使这一传统的社会浪漫化，描绘出乡村生活的一幅田园诗的情景，说这种生活以缓慢而令人满意的节奏平静地一代一代继续下去。诚然，集体组织如联合家庭、种姓和乡村自治会的存在为农民提供了心理上和经济上的安全感。每个个人都认识到在其当地村庄中的责任、权利和地位。如果中央政府强大到足以维持秩序、足以将田赋限制到通常收成的六分之一，那么，农民群众确过着安宁的、满意的生活。但是，中央政府常常衰弱得不能保持秩序，因此，村民们受到贪婪的税史和强盛团伙的冷酷无情的敲诈勒索。17世纪莫卧儿帝国结构崩溃时的情况就是如此。葡萄牙传教士塞巴斯蒂昂·曼里克神父曾在1629年和1640至1641年居留印度，注意到孟加拉的田赋不仅被再三地增加，而且预先4至6个月就被征收。他说，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官员经常调换，官员们总是任职很短时期后就被免职或调离。〃因此，他们过去老是预先收税，还时常采用暴力，当可怜的人们无法纳税时，他们就夺取这些人的妻子儿女，使他们成为奴隶并将他们拍卖，如果后者是异教徒的话〃（也就是说，是印度教徒而不是象居于统治地位的莫卧儿人那样的穆斯林）。
然而，甚至在如此艰难的时期，印度村庄在任何基本方面均没有被改变。单个单个的地区遭到蹂躏，但最后，耕种者回来恢复其传统的制度和传统的生活方式。迟至1830年，英国总督查尔斯·梅特卡夫还提到并强调了印度村庄的这种永恒的、不可毁灭的特点：
村社是小小的共和国，几乎拥有他们心里想要的一切东西，几乎不依靠任何外交关系而自立。他们似乎在其他东西无法保持原状的地方继续处于原状。一个王朝接着一个王朝崩溃；一场革命接着一场革命发生；印度人、帕坦人、马拉塔人、锡克人、英国人依次成为主人，然而，村社依然如故。在动乱时期，他们武装自己，增强自己的力量；一支敌军穿过乡下乡村社将自己的牛关进围墙，让军队平静地通过；如果掠夺和破坏是对准他们自己、敌方使用的力量又不可抵抗，他们就逃到远处友好的村庄，但是，当风暴过后，他们便回柬重操自己的营生。即使当地连年出现不断的掠夺和残杀，以致村在无法被居住，但每当恢复和平的力量复活时，村民们仍然会回来。一代人也许死亡了，但下一代人会回来。子孙代替他们的前辈，村庄建于原来的地点，住宅造在原来的位置上，同样的土地由那些在村庄人；减少时被赶去的人的后备再占用；将他们赶走不是件小事，因为他们常常会在骚动、动荡的时代里保持自己的阵地，并获得足以成功地反抗掠夺和压迫的力量。
二、英国的征服
相对地说，英国人到来以前，印度的村庄是不变的、自给自足的。但是，在探讨这些西方入侵者的影响之前，我们将考察他们为什么能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期间不太费力地征服整个印度的原因。这是一个实际问题，奇Qisuu書网因为在亚布奎于16世纪初占领果阿之后的250年里（见第九章第四节），欧洲各国在印度的地位实质上一直是相同的。25O年里，他们仅能坚守沿海的少数根据地。然后，在短短数十年间，势力均衡决定性地转变了，整个印度次大陆受到英国的统治。
这一结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西方各国的经济、军事力量的不断增长来解释。但是，这不是唯一的因素，因为它不能说明为什么印度对西方的屈服较中国对西方的屈服要早得多。因此，必需考虑印度本身普遍存在的状况。首先，莫卧儿的力量和权力已衰落（见第二章第四节）。这使穆斯林军阀和地方总督能在各地区宣告独立、建立个人王朝。用这种方法，海德拉巴的尼扎姆于1724年开始当权，海德尔·阿里和他的儿子提普·苏丹把自己安置在迈索尔（父亲于1761年执政，儿子较晚）。同时，信奉印度教的人通过组织一个其中心设在浦那城的强有力的「马拉塔］联盟来坚持自己的权利。马拉塔人赢得对整个德干的控制，然后，约1740年前后，开始侵入印度北部，打算取代正在衰落的莫卧儿人。因而，18世纪时，随着各种官员试图把自己的职位转变为世袭的诸侯权位，随着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而与印度或外国的任何势力私通，印度处于无政府状态。因而，英国人能够挑拨一个印度王公反对另一个印度王公，直到他们成为整个半岛的主人为止。这种情况全然不同于中国；在中国，满族帝国结构仍然完整无损，从而迫使所有的外国人与在北京的皇帝直接打交道。换句话说，18世纪时，印度经历了一定程度的分裂，而中国，在ZO世纪满人被推翻、地方军阀崛起以前，却用不着经历这种分裂。
大大地促使印度易受攻击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强大的商人阶级的兴起；这一商人阶级的经济利益与西方公司的经济利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