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郊姹毖蟠蟪祭詈枵率亲罨嶙龉俚模夭豢衔松鲜蛞樱殖龃笄寤实刍谠嫉木婪祝菪α泄彰娌槐！�
在李光昭，也有一个如意算盘。他在广州的时候，已经知道圆明园工程欲罢不能，而最困难的是，缺乏木料，慈禧太后万寿期近，需求甚亟，只要有一船洋木到了天津，不怕内务府的人不听自己的话。他预备这样说：洋木总值是三十万，自己答应过报效十万银子，扣除以外，应找二十万两。付掉安奇的价款，起码还能多十万银子。拿这笔钱在吏部加捐一个“大花椽”，把没有“部照”的候选知府，弄成个真的，等奖叙的旨意下来，再打点打点，搞个“不论双单月”，遇缺尽先补的名堂，然后走路子指明分发到湖北，那就扬眉吐气了。
两个人各有打算，彼此凑合，签下了一纸英文的合同。安奇认为照商场的惯例，不付定金，合同无效，坚持要“意思，意思”，那怕一块钱都行。李光昭倒也慷慨，付了十块银光闪亮的墨西哥鹰洋。
合同很简单，口头谈得详细。安奇表示他在小吕宋有人替他办货，由香港打电报到加尔各答，再由伦敦转到小吕宋，至多半个月工夫，货色就可运到香港，然后一起随船到天津，交货领价。
这笔交易一做，李光昭成了香港商场上的知名人物，有人想做内务府的生意；有人想捐官；有人为打官司准备“京控”要找路子，都来拜托。李光昭来者不拒，无不拍胸保证，一定帮忙。于是有人为他惠客栈的帐，有人送“程仪”，真有如鱼得水，左右逢源之乐。
那知乐极生悲，就在洋木将到香港的前一天，安奇喝酒大醉，在九龙到香港的渡船上，失足落海，等捞救上船，已经一命呜呼，债主闻讯齐集，分掉了那一船洋木。
李光昭得到信息，大惊失色，赶到安奇的洋行里去打听，得知大家分配洋木抵偿债务的经过，还想挽救，劝安奇的债主们，仍旧把洋木运到天津，照约行事，保证所得到的现款，比此刻瓜分木料来得划算。无奈合同的一方已经亡故，契约责任，自然归于消灭，倘或出了纠纷，打官司不能传安奇到案，必输无疑。所以任令李光昭说得舌敝唇焦，大家只是摇头不允。
这一下害得李光昭进退维谷，大为狼狈。绕室徘徊了一夜，终于恍然大悟，“安奇死了，还有别人。洋商不曾死绝，何妨照样再来一次！”他欣喜地自语着，“对！就是这么办。”
这一次找到的也是一个法商，名叫勃威利，洋行设在福州，因而谈妥了便到福州去签约。
勃威利专门经营木材，在中国的业务，委托福州美商旗昌洋行代理，所以这张合同，亦由旗昌洋行出面代订，勃威利连带签署负责。合同中载明订购洋木三船，共计三万五千英尺，连运费在内，每尺银圆一元五角五分，总计五万四千二百五十元，在三十天内运到天津，立即验收给价，每船每迟延一日，津贴泊船费用五十元。至于定金，照安奇的成例，只付了十块鹰洋。
办好手续，李光昭携带英文合约和木样，坐海轮北上，一到天津，先禀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根据内务府奏准的原案，请求饬令天津海关，免税放行，一面向内务府呈报，说是“亲自航海，运来大木，将抵天津大沽，请派员点收”，同时附呈木样。至于木植数量价格，李光昭因为京中官员不懂英尺大小，也不晓得洋木价格，索性滥报，说第一船洋木共有五万五千五百余洋尺，总值三十万两。
正好，两广总督瑞麟，亦专差解到一批洋木的木样，摆在内务府内，看着能否合用，如果合用，“即行购买运解”，内务府的官员，拿李光昭的木样，放在一起验看，认为统通合用，分呈奏报皇帝“请旨”。
对广东的处置，比较简单，只是说明情形，请旨饬令两广总督、广东巡抚，迅速购办，解运进京。关于李光昭的那一部分，却有些疑问，因为有懂洋木行情的，说洋尺比中国的“三元尺”来得小，而五万五千多洋尺的木植，也不须三十万银子。因此，内务府大臣决定请旨“饬下直督，就近派员，按李光昭所禀根件数目尺寸，验收造册咨送臣衙门，一面由该督迅速设法，运赴圆明园工程处查收，再由臣等查验，是否与所报相符，核实估计价值，奏明请旨，格外恩施，以昭激励。”
这样做法，另有深意，首先是一笔运费，着落在李鸿章身上，不管他将来如何报销，内务府可以不必花钱。再是在李光昭身上留下一个伏笔，就凭“核实估计价值”这句话，就有许多好处。
皇帝自然“依议”。于是内务府抄录原奏及李光昭的原呈，办公文咨请直隶总督衙门照办。经此周折，已是一个月过去，勃威利运到天津的第一船洋木，已经在码头上停泊了二十天，而且洋商跟勃威利已经发生纠纷了。
在福州，李光昭可以吹得天花乱坠，一到天津，不见码头上有任何官员，来照料这批由大清皇帝派人代表立约订购的木料，押运的洋商，便起疑心。催着李光昭收货给价，李光昭只是支吾敷衍，几天以后，连他的人影子都见不到了，于是向美国驻天津领事署申诉，提出交涉。
就在这时候，神武门出了一个乱子，皇帝微服游幸，日暮归来，拉车的一匹马不知怎么受了惊吓，由神武门狂奔入宫，直到景运门，才经守卫宫门的护军拦住。这件事被当作新闻一传，皇帝的荒唐行径，连带地也播传人口了。李鸿藻忍无可忍，决定犯颜直谏，而造膝密陈，因为体制攸关，毕竟不能畅所欲言，所以亲自缮了一通密折，当面递给皇帝。
李鸿藻跟皇帝是师生的情谊，十三年来，除却母丧守制那三年，几于无日不见。所以皇帝的性情如何，只有他最了解。外和而内刚，好面子，重感情，秉性又极其机敏，谏劝之道，只有相机开陈，或者取瑟而歌，暗中譬喻。这年会试，李鸿藻以副主考入闱，第三场文题：“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以及试贴诗，”赋得无逸图，得勤字五言八韵“的题目，就出于他所拟，而意在讽劝。此刻所上的密折，措词仍是浅明而宛转。首先引用上年皇帝亲政，两宫太后在养心殿召见亲贵大臣，面谕辅助皇帝，知无不言的训谕，作为建言的根据，接着便”沥陈愚悃“，说的是：
“伏思皇上亲政以来，一年有余矣！刻下之要务，不可不亟讲求者，仍不外读书、勤政二端，敢为我皇上敬陈之：前数年皇上日御弘德殿读书，心志专一，经史记诵甚熟，读书看折，孜孜讨究，论诗楷法，亦日见精进；近则工夫间断，每月书房不过数次，且时刻匆促，更难有所裨益，不几有读书之名，而无读书之实乎？夫学问与政事相为表里，于学问多一分讲求，即于政事多一分识见，二者诚不可偏废也。伏愿我皇上懔遵皇太后懿旨，每日办事之后，仍到书房，计真讨论，取从前已读已讲之书，逐日温习，以思其理；未读未讲之书，从容考究，以扩其识，诗论必求其精通，字画必求其端整。沉心静气，涵养圣德，久而久之，自受益无穷矣。皇上亲政之初，凡仰蒙召对者，莫不谓天禀聪明，清问周至，钦佩同深，气象为之一振。迩来各部院值日诸臣，未蒙召见，人心又渐懈矣！咸丰年间，文宗显皇帝每日召见多至八九起，诚以中外利弊，非博采旁咨，无以得其详细也。若每见不过一二人，每人泛问三数语，则人才之贤否，政事之得失，何由得悉乎？夫臣下之趋向，视朝廷为转移，皇上办事早，则诸臣莫敢不早；皇上办事细，则诸臣莫敢不细！不如是则相率偷安，苟且塞责，其流弊有不可胜言者。伏愿我皇上仰法祖宗定制，辨色视朝，虚心听言，实事求是；于披览章奏之际，必求明其所以然，则事理无不贯通矣。而又勤求法制，屏无益之游观；轸念时艰，省无名之兴作。”
通篇文章，要紧的就是最后这两句话，但摆在数百言论读书勤政之道以后，文字就显得不够力量。皇帝看完，不以为忤，却也没有摆在心上。
李鸿藻则是一心盼望着，皇帝会虚己以听，或者召见，或者见诸行动，有改悔的迹象，结果什么都没有！自然大感失望。他所听到的是许多流言，其中最离奇的一说是，皇帝曾出现在陕西巷，韩家潭一带，那里是有名的“八大胡同”，犹如唐朝长安的平康坊，“苏帮”的“清吟小班”集中之区，岂是万乘天子所能驻驾的地方？因此，李鸿藻说什么也不能相信。然而惊疑莫释，只好去请教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荣禄，跟李鸿藻是至交，他由工部侍郎调任户部左侍郎，兼管“三库”，但始终是醇王手下的一员“大将”，负着保护京师的重任。
“有这回事。”荣禄对李鸿藻无所顾忌，直言相告，“不但到了八大胡同，还有下三滥的地方。”
李鸿藻大惊失色，话都说不俐落了：“那，那是什么地方？”
言语便给的荣禄，迟疑未答，因为一则李鸿藻不会知道那些地方，解释不明白，再则亦真不忍言！想了想，这样答道：“四哥，你就甭问了！”
李鸿藻心如刀绞，坐在那里，半晌作声不得，思潮激荡之下，挤出一句话来：“怎么跑到那些地方去了呢？”
“不能老逛八大胡同啊！”荣禄答道：“清吟小班是内务府那班阔大爷的天下，多在内廷当过差，全都认得，撞见了怎么办？”
“你遇见过没有？”
“没有。”荣禄答道：“我也不敢！四哥，你想，真要遇见了，我怎么办？只有暗中保护，不敢露一点儿痕迹。”
“唉！”李鸿藻长叹一声，不知不觉地滚出来两滴眼泪。
“园工非停不可了！”荣禄面色凝重地说，“日本人居心叵测，如果不免一战，军费就很为难，那经得住再兴大工？”
三六
人事如此，天象可虑。钦天监的官员发现西北出彗星，夜夜观察，经历十天不灭，迹象是“紫微藩卫为彗星所扫”。
彗星俗名“扫帚星”，见之不祥，何况亘历十日不灭，而且扫着作为“帝星”的紫微星的藩卫，则出警入跸，大为可虞。所以在弘德殿行走的徐桐和广寿，正好借此立言，说皇帝屡次巡幸圆明园，视察工程，是孝养心殷，非一般游观可比，但炎暑之际，风雨不时，海淀路远，十分劳累，万一马惊兽逸，有失敬身之道。皇帝负宗庙社稷之重，承两宫太后之欢，不宜再有临幸巡视园工的举动。
就在这时候，李光昭与洋商发生了纠纷。当福州旗昌洋行的代表，自从押运木料到达天津，找不到李光昭，便向美国领事署提出申诉。副领事毕德格，将旗昌洋行的信，交了给天津海关道孙士达，其中详细说明了合约内容，三船木料，总值不过银洋五万四千余元，已到的一船，连同迟延贴补的费用，应付一万五千元。
这一下李光昭的西洋镜，完全拆穿。李鸿章听取了孙士达的报告，勃然大怒，但一时还不预备抓他办罪，只叫孙士达通知李光昭，赶紧跟洋商将帐目结算清楚。
洋商找不到李光昭，孙士达也找不到，转托天津道丁寿昌派人四处查访，才在一处客栈里把他寻着，当面交付了海关道的公事。
李光昭已经悄悄到京里去了一趟，目的是找成麟去借钱，照他的想法，一万五千银元，折算不过一万一千银子，成麟无论如何，可以筹措得到。那知成麟不但不肯替他想办法，而且还追着他要年前所借的五百两银子。李光昭一看路数不对，连夜溜回天津，四处跟人套交情，拿着内务府的公事和洋商的合同，想找到一个肯垫款的人，交款取货，然后再跟内务府去打交道。如果没有确切的结果，不能先拨几万银子出来，他打算私下卖掉这一批木料，溜之大吉。
李光昭最大的本事，就是能把死的说成活的，而况有公文、有合同、还有停泊在新关的货色，自更易于措词，居然有个长芦盐商，愿意借钱给他，不要利息，只要将来内务府奏请奖励时，为他加上一个名字。有此成议，李光昭有恃无恐，想好一套说法，从从容容地去见孙士达。
“老兄太不成话了！”孙士达一见面便开了教训，“既称报效，何以欠了人家的货价不给？赶快去了结！别丢人现眼了。”
“回大人的话，”李光昭不慌不忙地答道：“货价我早已预备妥当，随时可付。只是不能付！为什么呢？因为木植的尺寸，与原议不符。钦命要件，不敢草率从事。我请大人照会美国领事，转饬旗昌洋行，交出原订的尺寸底单，一看就可以明白。”
“底单？”孙士达也是办洋务的，知道与洋商贸易的规矩，想了想问：“底单彼此各执一份，你的呢？”
“我的在这里。”李光昭从靴页子里取出一张纸，恭恭敬敬地双手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