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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话自然要说与贺寿慈，请他作主。贺寿慈认为无须出此，因为李鸿藻正回原籍葬母，不便干扰，而且他素有清正之名，也怕他不肯管此闲事。至于张佩纶跟这位老师走得极近，确是事实，但也因此，便无须请托，张佩纶投鼠忌器，料想不会再往下追。贺寿慈还有几句未曾道破的话，张佩纶攻击李春山，只是为了出气，自己才是他搏击的目标。李春山的案子只要冷一冷，必可从轻发落，而自己的祸患，却是方兴未艾。
严旨切责之下，贺寿慈不敢只字不承，惟一的办法是避重就轻。复奏中承认曾向宝名斋买过书，“照常交易，并无来往情弊”，又说“去年至今，常在琉璃厂恭演龙NFDA5 车时，或顺道至该铺阅书。”他觉得这样措词比较合理。以七十高龄的工部尚书，亲自督促演习穆宗梓宫的“龙杠”，终日辛劳之余，顺道到宝名斋歇歇脚，看看书，这不能说是罪过。
果然，就因为他隐约自陈的这一点“劳绩”，军机大臣便易于替他开脱，而两宫太后觉得情有可原，降旨“交部议处”。
吏部议处，是承旨而来，“恭演龙NFDA5 车”是大丧仪礼，应该如何敬慎将事？所以“顺道阅书”，可以构成“大不敬”的罪名，但谕旨中只说：“恭演龙NFDA5 车系承办要务，所称顺道阅书，亦属非是。”因而议处便从“非是”两字上去斟酌，不照“大不敬”律例，罪名便轻了，议的是“降三级调用，不准抵消”。
上谕一下，贺寿慈便算丢了官了。过了两天，调刚接翁同NFDA2 的遗缺，当左都御史不久的潘祖荫为工部尚书。而贺寿慈却一时无职可调，只是宝NFDA1 已许了他，等风头一过去，一定替他想办法，调个于他面子上不太难看的缺分。
穆宗的奉安大典一过，接着便出了吴可读尸谏这件大新闻。在大家都注视着继嗣继统之争时，都察院和刑部定拟了李春山的罪名具奏，说他由商人捐纳了“布政司经历”的衔头，考充“誊录”，曾得过“议叙”的奖励。但做了官“仍在市井营生”，也说他“攀援显宦，交结司坊官员，置买寺观房屋，任意营造，侵占官街，匿税房契”。至于张佩纶原参的“每有职官验放，往往混入当差官员中，出入景运门内外，肆无忌惮”，则被解释为“于差满后，擅入东华门内，进国史馆寻觅供事，谋求差使，希图再得议叙。”这不过“不安本分”而已，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罪名。
因此，都察院与刑部拟的罪名是：“杖六十、徒一年，期满递解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至于贺寿慈应得何处分，奏请圣裁。
这个复奏虽然避重就轻，有意开脱，但六十板子、一年徒刑，到底不是什么在厚脸皮上根本不痛不痒的、申诫之类的风流罪过，所以在朝廷也总算有了交代。贺寿慈则因已有降三级调用的处分，就从宽免议了。
前后两个月的工夫，就由于宝廷和黄体芳，加上李蕃的笔杆儿一摇，将个现任尚书打了下来，声势煊赫，成为城南一霸的李春山，送入监狱。在人心大快，说是“毕竟还有王法”这一句心服口服的话之余，对于清流的威风，无不心识口赞，尤其是那些玩法舞弊的官员胥吏，都在暗中相互警告：该敛敛迹了，莫自找麻烦。
但在清流来看，犹觉除恶未尽，特别是对贺寿慈，张佩纶听说他还在大肆活动，便格外当心，因而无暇去过问吴可读的遗折。
第一部分柳堂死谏第9 节表扬孤忠（1 ）
继嗣继统这一案的争议，上达御前的，一共四个折子，两宫太后召见军机，细作商量，认为翁同NFDA2 所拟，与徐桐、潘祖荫联衔的一折，办法最为得体。所以采用他的意思，颁发懿旨：“前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降旨：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原以将来继绪有人，可慰天下臣民之望；我朝圣圣相承，皆未明定储位，彝训昭垂，允宜万世遵守，是以前降谕旨，未将继统一节宣示，具有深意。吴可读所请颁定大统之归，实与本朝家法不合：皇帝受穆宗毅皇帝付托之重，将来诞生皇子，自能慎选元良，缵承统绪。其继大统者，为穆宗毅皇帝嗣子，守祖宗之成宪，示天下以无私，皇帝亦必能善体此意也。所有吴可读原奏，及王大臣等会议折，徐桐、翁同NFDA2 、潘祖荫联衔折，宝廷、张之洞各一折，并闰三月十七日及本日谕旨，均着另录一份，存毓庆宫。至吴可读以死建言，孤忠可悯，着交部照五品官例议恤。”
邸抄一传，欢声雷动，“其继大统者，为穆宗毅皇帝嗣子”这句话，清清楚楚地说明了，帝系还是属于穆宗，一脉相承，与旁支无干。将来嗣位的新君，无法追尊所生，更不能再往上推，将他的本生祖父醇王亦尊为皇帝，不会重蹈明朝“大礼仪”的覆辙，自是天下后世之福。
然而最令人感动的，还是垂念吴可读“以死建言，孤忠可悯”。既然天语褒奖，而且用他的一条命，巩固了“国本”，则死有重于泰山，所以由清流发起，在宣武门外的文昌馆，为吴可读设奠开吊。
这一天素车白马，盛极一时，除却亲王、郡王等亲贵，向例不与品官的祭典以外，从大学士起，到各部司官，下及各衙门正途出身的小官，无不亲临一拜。
最难得的是那班崖岸自高，以清贵耿介骄人的清流，王公大臣家有婚丧喜庆，亦以得此辈亲临为荣，而这时却都自告奋勇，在灵堂支宾，代丧家接待吊客，更是吴可读的身后哀荣。
这等场合，少不得品评挽联。吴可读这一死，人奇事奇，以忠君爱国的挚情，作宗社大计的死谏，感格天心，奉旨赐恤，这是绝好的一个题目，所以挽联中情文并茂的警句，触目皆是。吊客叩奠已毕，接着便是缓步浏览，一副一副看下来，到客座中便不愁无话可谈了。
“这一联最贴切，也最洒脱。”名翰林也是名诗人的陈宝琛，指着他的同乡，编修黄贻楫的一副挽联，对张佩纶说：“上联使事精确，下联亦颇能道出柳堂的为人。”
这一联的句子是：“天意悯孤忠，三月长安忽飞雪；臣心完夙愿，五更萧寺尚吟诗。”在三月下旬，一天午后，京城里忽然烈日下飘雪，虽然片时即止，但亲眼目见的人很多，相诧以为必有奇冤，如传奇中《斩窦娥》的故事。不久就传出吴可读尸谏的消息，方知不是奇冤，而是奇节。眼前之事，却只有黄贻楫提到，便觉可贵。
“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张佩纶忽然说道，“NFDA6 庵，来，来！有件事，趁今天大家都在这里，拿它商量定局吧！”
于是在客座中找到张之洞、宝廷、黄体芳、邓承修、何金寿、吴大NFDA7 、盛昱等人，商量仿明朝杨继盛的例子，以宅为祠，将吴可读在南横街的住宅买下来，改建为祠堂。
“这是理所当然。”张之洞首先就起劲，“不独南横街，蓟州是柳堂尽节之地，亦应该设法建祠。”
“建祠容易，上谕已有‘孤忠可悯’的字样，出奏必能邀准。如今只须筹划建祠的经费好了。我看……。”
“我看，”邓承修抢着吴大NFDA7 的话说，“不必麻烦那班大老，我们自己设法凑吧！”
“对！”陈宝琛附和，“自己设法凑一凑，众擎易举，趁此刻就动手。”
“那得写个小启。”张之洞跃跃欲试地，“须得如椽巨笔。”
“哪里还有巨笔？”邓承修笑道，“香涛，就是你即席大笔一挥吧！”
“论下笔神速，自然是幼樵。不过将来吴祠落成，还有奉烦之处。此刻就我来效劳吧！”
于是张之洞找了处僻静的地方，埋头构思，仿六朝小品，写成一篇缘起，当时便买了本“缘簿”，写上缘起，即席捐募。
“开缘簿”的第一个，须是名位相当，最好请一位“中堂”，但也有人认为官气不必太浓。正好李鸿藻来吊，他是清流的领袖，并请他登高一呼。
李鸿藻先不作声，等把大家的意思都弄明白了，他才提出他的看法：“此事须有个算计。柳堂的千秋大事，自然要紧，不过遗属的生计亦不能不顾。不知道奠仪收得怎么样？”
“收了有三千余金。”陈宝琛答道，“恭、醇两邸，都是二百两。”
李鸿藻点点头，表示安慰：“建祠之事，不丰不俭，宜乎酌中。人之慕义，谁不如我，所以捐募不该挑人，不能说谁的捐款要，谁的捐款就不要！这种义举，要量力而行，主其事者，应该体谅他人。柳堂为人诚笃，跟他交谊相厚的甚多，论情，自然越多尽心力越好，但是论事实，只怕力有未逮的居多，要先劝在前面，不必勉强，反令泉下有知的受者不安。”
这话就是指眼前的一班清流而言的，除却盛昱是天潢贵胄，张之洞一任四川学政，颇有所获以外，其余为了维持名翰林的排场，文酒之宴，捉襟见肘的居多，所以听了他的话，口虽不言，心中无不感动，觉得他真能知人甘苦。
“至于我，当然力赞其成，不过我是在籍守制的人，未便领头发起。这开簿面的人，还得另外斟酌。”
“那么，老师的意思呢？”张佩纶问。
“我看，宝中堂最合适。”
宝NFDA1 是大学士，又管着吏部，是吴可读的堂官，请他来率先倡导，确是最适当的人选。同时，李鸿藻又主张由盛昱跟宝NFDA1 去接头这件事，这也是很妥帖的安排。在座的人，无不心服，觉得他到底不愧老成谋国的宰辅，就是料理这样一件小事，亦是情理周至，有条不紊。
于是深谈细节，有了成议，将吴可读的长子吴之桓找了来，细告究竟。当初吴可读怕建言获咎，罪及妻孥，所以付子的遗书，一再叮嘱“速速起程出京，速速起程回家”，以下又连写了六个“速”字，如见张献忠的“七杀碑”，令人触目惊心。谁知女主当阳，亦复有道，不但未曾获罪，而且得蒙赐恤。这天看到吊丧的盛况，奠仪的丰厚，已是感激涕零，如今听说还要为老父立祠，留名千古，越发激动不已，趴下地来，“砰、砰”磕着响头，接着涕泗滂沱，号啕不止。
就在吴可读神主入祠，举行祭典的那天，贺寿慈却以七十高龄，而不得不冒着溽暑，举家出京。
这次是宝廷的一个奏折化作了“逐客令”。六月初七，上谕以贺寿慈补为左副都御史——降三级调用的处署，宝廷立即上奏折抗争，笔锋初起，便挟风雷：“夫朝廷用人，每曰‘自有权衡’，权取其公，衡取其平，不公不平，何权衡之有？”接下来便攻击恭王以次的军机大臣。
第一部分柳堂死谏第10节表扬孤忠（2 ）
用人之柄，操之于上，何以见得贺寿慈的复用，出于军机？宝廷指出一个证据，贺寿慈回奏不实是“欺罔”，“恭演龙NFDA5 车顺道阅书”是“大不敬”，而交部议处的谕旨，军机含浑其词，斥之为“殊属非是”，这就是有心开脱。吏部所拟的处分并不错，错在军机“徇庇”。倘无此心，则李春山一案定谳，声明贺寿慈的处分请旨定夺时，军机应该“乞特旨严谴”，而竟免置议，这不是包庇是什么？
一段振振有词，近乎诛心的议论，写到这里，宝廷反跌一笔，说是“当降调时，人言啧啧，颇有谓贺寿慈恃有奥援，不久必复起，而奴才深维枢臣之意，或以贺寿慈身为大臣，不欲绳以重律，使之以微罪行，自必密奏宫廷，永不叙用。讵意谪官甫及三月，遽邀恩简。”因此，他不免怀疑，难道贺寿慈的一降一用，事出偶然，“朝廷亦无成心”？这句话看似平淡，其实问得很厉害，如果大臣进退，只照一般官吏的照例迁转，根本无所措意，则所谓“权衡”者何在？
于是他又进一步推论：“即使果出圣意，宫闱深远，或于贺寿慈之人品、心术，未尽周知，枢臣则断无不知之理，胡弗谏阻，是诚何心？”接下来，笔锋扫向贺寿慈，宝廷给了他八个字的考语：“即非卑佞，亦颇衰庸”，这样的人“排众议而用之”，实不知于国家有何好处？而况“副都御史，职司风宪”，以一个“欺罔不敬”的人，置于这个职位上，何足以资表率？贺寿慈以前当过左都御史，未听说他有所整顿，于今重回柏台，不知道他内心亦有疚歉否？言宫中“矜名节，尚骨鲠”的人很多，一定不屑与贺寿慈共事，而其中无知识的，则必起误会，以为朝廷特放贺寿慈来当御史的堂官，是表示要像他那样的人品声名，方合做言官的资格。而京内外大小官员，看到贺寿慈这样欺罔不敬，不知爱惜声名，犹且可以幸蒙录用，将会怀疑朝廷“直枉不辨，举措靡常”，从此益发肆无忌惮。所以贺寿慈的复用，不但是言路清浊的一大转机，亦是政风良窳的一大关键。最后率直提出要求：“恳将贺寿慈开缺，别简贤员补副都御史。”
这个奏折，发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