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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叫梁景先，陕西三原人，官拜浙江道御史，就是陕西绅士致书言路乞援，而独独漏了他的那个人。梁景先的科名甚早，是道光二十五年的进士，咸丰十年英法联军进京时，他做工部郎中，因为胆小，弃官逃回家乡。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陕西人最讲气节，因此看不起他，后来虽然补了御史，陕西的绅士却从不跟他打交道。这一次桑梓大事，别人都受托出力，只有他不在其列，心里非常难过。想想六十多岁的人，就要告退了，这样不齿于乡里，将来退归林下，还有什么面目自居为缙绅先生？倒不如趁此机会，为桑梓效一番劳，晚节可以盖过早年的耻辱，岂不是极好的打算？
因此，他深夜草奏，狠狠参了谭钟麟一本，说他骄蹇暴戾，一条条罪状列了许多，而且词气之间，也隐约谈到余上华跟谭钟麟勾结，“潜通消息”的情事，同时也参了陕西藩司蒋凝学，衰病不足以胜任其职。
他的奏折一上，谭钟麟的折子也到了，陕西的御史预备在京里参他，他远在西安，怎会知道？见得余上华“潜通消息”的话，信而有征。不过由于恭王的从中回护，这两个折子都留中不发，只用“廷寄”命谭钟麟“确查具奏”。
消息当然是瞒不住的，陕西的京官和地方上的百姓，动了公愤，一方面具呈都察院，请求代奏：“陕西荒旱，巡抚、藩司厌闻灾歉”，一方面在西安几乎发生暴动。谭钟麟大起恐慌，下令西安镇总兵、潼关协副将，调兵三千，将巡抚衙门，团团围住，一打二更，抚署前后戒严，断绝行人，总算地方绅士出面安抚，不曾激成民变。只是蒲城、韩城等处，奸匪乘机作乱，还杀了两名官儿，派兵剿捕，方能平定。
事情闹得很大，但朝廷无意严格追究责任，所以等谭钟麟的复奏到京，才有明发上谕，认为谭钟麟的复奏，“尚无不合”。梁景先所参蒋凝学各节，既无实据，“毋庸置议”。至于陕西的灾情，由户部拨银五万两，交谭钟麟核实放赈。
看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不想恼了张佩纶，看样子他内有恭王成全，外有左侯支持，要扳是扳他不倒的，只有给他一个难堪出出气。
于是他上了一道“疆臣复奏，措词过当，请旨申饬”的折子。结果发了一道上谕，第一段说：“前因陕西绅士呈诉该省荒旱，巡抚谭钟麟有办理未善之处，谕令该抚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兹据谭钟麟复陈，办理一切情形，尚无不合。朝廷知该抚向来认真办事，特予优容，明降谕旨，责成该抚经理救荒事宜，不以折内语句，苛以相绳。”
这一段是为谭钟麟开脱，也为朝廷本身辩护，救灾事大，措词事小，不加苛责。
第二段入于正文，是这样措词：“兹览张佩纶所奏，‘该抚复奏折内，哓哓置辩，语多失当，恐开骄蹇之渐，请予申饬。’嗣后该抚惟当实心任事，恪矢靖共，于一切行政用人，慎益加慎，毋稍逞意气之偏，转致有亏职守。”
前后两段的文气，似断还续，虽未明言申饬，其实已作了申饬，但此申饬又很明显地表示出是苛责。合看全文，给人的观感，仿佛是弟兄相争，做哥哥的明明不错，但父母为了敷衍骄纵的幼子，假意责骂哥哥。清流中人，真的成了“天之骄子”了。
事隔四年，丁忧复起的张佩纶，依然是“天之骄子”，补了翰林院侍讲的原职，谢表中比拟为宋哲宗朝，贤后宣仁太后当国，起用贤俊，再度当翰林学士的苏东坡，俨然以参赞军国大计的近臣自许。事实上，三年守制，潜心修养，虽然气概如昔，但已深沉得多，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一逞意气，便尔搏击。所以为谭钟麟担心的流言，亦毕竟是流言而已。
第三部分以医加官第74节衣锦还乡
补授两江总督的上谕，由内阁明发时，左宗棠还在病假之中。人逢喜事精神爽，病痛仿佛好了一大半，期满销假，说“步履虽未能复故，而筋力尚可支持。”折子一递，当天就由慈禧太后召见。
这次召见，跟以军机大臣的身份，随班晋见，大不相同，太监扶掖，温语慰问，踌躇满志的左宗棠，亦颇有感激涕零之意，说是过蒙体恤，大出意外，只是衰病之躯，怕难报称。
慈禧太后放他到两江，原有像宋朝优遇大臣那样“择一善地”让他去养老的意思，但这话不宜明说，依然是勉励倚重的语气，“说到公事，两江的繁难，只怕比你现在的职司要多好几倍。”她说，“我是因为你回来办事认真，很有威望，不得不借重你去镇守。到了两江，你可以用妥当的人，替你分劳。不必事事躬亲，年纪大了，总要保重。”
这是不教他多管事，还是含着养老的意味在内，而左宗棠是不服老的，瞿然奏对，大谈南洋的防务与“通商事务”。一讲就讲了半点钟。
“你如果不能支持，不妨稍微歇一歇。”慈禧太后有些不耐烦，但神态很体恤，“两江有什么应兴应革的事宜，你跟恭王、军机慢慢儿谈，让他们替你代奏好了。”
于是左宗棠跪安退出，料理未了事务，打点起程。经手的两件大事，一是永定河工，完工的要奏请验收，未完工的仍由王德榜料理。二是安置十二哨亲军，一部分遣散，一部分带到两江。剩下的军械当然移交李鸿章接收，但最新式的六百杆“后膛七响马枪”，却送了给神机营，使得醇王喜不可言。
诸事皆毕，左宗棠衣锦回乡，奉准请假两月，先回湖南展拜他二十二年未曾祭扫的祖茔。
十一月底船到长沙，新由河南调任湖南巡抚的涂宗瀛，率领通省文武官员，衣冠鼓乐，恭迎爵相，日日开筵唱戏，将他奉如神明。这样在省城里住了三天，方溯湘水北上，荣归湘阴故里。
头白还乡，而且拜相封侯，出镇东南，这是人生得意之秋，但左宗棠的心境，却大有“近乡情更怯”的模样，怯于见一个人：郭嵩焘。
郭嵩焘跟左宗棠应该是生死之交。咸丰十年官文参劾左宗棠，朝命逮捕，将有不测之祸，亏得郭嵩焘从中斡旋解救，左宗棠不但无事，而且因祸得福，由此日渐大用。以前郭左两家，并且结成儿女姻亲。这样深厚的关系交情，竟至中道不终。同治四年，郭嵩焘署理广东巡抚，积极清除积弊，整理厘捐，因而与总督瑞麟为了督署劣幕徐灏而意见不和，朝旨交左宗棠查办。他为了想取得广东的地盘，充裕他的饷源，居然趁此机会，连上四折，攻掉了郭嵩焘，保荐蒋益沣继任广东巡抚。其向曲直是非，外人不尽明了，但左宗棠自己知道，攻郭嵩焘的那些话，如隐隐指他侵吞潮州厘捐之类，都是昧煞良心才下笔的。
在左宗棠，这些英雄欺人的行径，不一而足，但对他人可以置之度外，对郭嵩焘不能，尤其回到了家乡更不能。一路上左思右想，惟有“负荆请罪”，才能稍求良心自安，也见得自己的气度与众不同。
一大清早，左宗棠便吩咐备轿拜客，陈设在官船上的全副仪仗，执事都搬上了岸，浩浩荡荡地塞满了一条长街。八抬大轿到郭家门口停住，左宗棠走下轿来，红顶子，三眼花翎，朝珠补褂，一应俱全，亲自向郭家的门上说明：“来拜你家大爷。”
郭嵩焘早就得到消息，挡驾不见，甚至连大门都不开，门上只是弯着腰说：“家主人说，决不敢当。请侯爷回驾。”
“你再进去说，我是来会亲戚。务必见一见。”
往返传话，主人一定不见，客人非见不可，意思极其诚恳。最后是郭嵩焘的姨太太劝她“老爷”，说女儿是他侄媳妇，如果过于不讲面子，女儿在左家便难做人。郭嵩焘是怕这个姨太太的，只能万分委屈地，开门接纳。
“老哥，老哥！”左宗棠一进门便连连拱手，进了大厅，便有个戴亮蓝顶子的戈什哈，铺下红毡条，左宗棠首先跪了下去。
“不敢当，不敢当！”郭嵩焘只好也跪了下来。
两人对磕过一个头，左宗棠起身又是长揖：“当年种种无状，今天实在无话可说，惟有请老哥海涵。”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郭嵩焘余憾不释，语气十分冷漠。
于是左宗棠寒暄着将郭家上下，一一问到，然后谈论彼此熟识的亲戚故旧，直到中午不走，郭嵩焘只好留他吃饭。
左宗棠颇讲究口腹之欲，在前线督师，经常食用的都是曾国藩宴客亦不轻易一用的“海菜”，鱼翅、燕窝。这天在郭家，不过一桌腊肉，蒸鱼之类的家乡菜，左宗棠却吃得津津有味，健啖而且健谈，一顿饭吃了两个钟头方罢。冬日天短，告辞的时候，已经太阳下山，炊烟四起了。
这就是左宗棠笼络人的手段。在他人看来，这么一位第一号的贵客，在他家作整日盘桓，岂止于蓬荜生辉，真该家祭陈告，祖宗有德才是。左宗棠就是期待郭嵩焘有此想法，一以消释仇怨，再则消释乡里父老的“误会”，说起来：“左四老爹跟郭家交情还是厚得很，你看，一会亲就是一整天，谁说他们两家不和？”等到郭嵩焘来回拜时，再款以上宾之礼。更是前嫌尽释，浮言尽消了。
然而他失望了，郭嵩焘竟不回拜！这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极其失礼的事，同时也由此失礼，更显出郭嵩焘跟左宗棠的深仇大恨，到了难以化解的地步。
腊月二十二到了江宁，二十四接事。刘坤一派江宁知府与督标中军副将，原隶左宗棠部下，有福将之称的谭碧理，将两江总督关防、两淮盐政印信、钦差通商大臣关防，以及王命旗牌，都送到了行馆。封印期内，少动公文，左宗棠有公事交代，都派差官去传话。
他的差官，大都是勤务兵出身，平时呼来喝去，视如仆役，但一到属下衙门，身份自然不同。到了江宁藩司那里，投帖请见。
江宁藩司叫升善，旗下贵族出身，最讲究应酬礼节，因为这个名叫孙大年的差官是总督派来，尊上敬下，以平礼相待。原以为孙大年应该懂得藩司综理一省民政，亦可算方面大员，尊重体制，不敢分庭抗礼，谁知孙大年全不理会，说请“升炕”，居然就在炕床上首坐下，高谈阔论，旁若无人。升善大为不悦，第二天上院参见总督，谈完公事，顺便就提到孙大年的无礼。
“喔，喔！”左宗棠随即拉开嗓子喊道，“找孙大年！”
“喳！”堂下戈什哈，暴诺如雷。
等把孙大年找来，左宗棠大加申斥：“你们自以为有军功，在我这里随意谈笑，倒也罢了，怎么到藩司大人那里也是这个样？藩司是朝廷特简的大员，不比你们的顶戴，凭我奏报就可以有了！你们太不自量！赶快替藩司大人磕头赔罪。”
“喳！”孙大年果真替升善磕头。
“请起，请起！”升善倒有些过意不去。
“回头替藩司大人站班！”左宗棠又说，“不准马虎。”
“喳！”
又谈了一会，左宗棠端茶送客。升善走到二门，只见左宗棠左右的十几名差官替他“站班，”入眼大惊，连孙大年在内，个个红顶花翎黄马褂，一齐手扶腰刀，肃然侍立。
细看补子，其中还有绣麒麟的，这是武官一品的服饰，虽说军功上得来的品级官衔不值钱，但认起真来，到底朝廷的体制有关，升善竟不得不撩袍请安，弄得奇窘无比。
江宁官场有了这桩笑话，左宗棠的声威益重。但是，在两江他并不能像在陕甘那样，想如何便如何。李鸿章在两江的势力，虽不如前，却另有制抑左宗棠的手段。左、李对国防的主张，向来不同，左宗棠主塞防，李鸿章主海防。海洋辽阔，不比塞防可以据险而守，所以南北洋必须联成一气，这也就是李鸿章插手两江，能得朝廷默容的道理。如今左宗棠出镇东南，加以彭玉麟严劾赵继元，是间接对李鸿章深致不满的表示，如果左、彭联手，则经营北洋的计划，将处处遭遇障碍，因而先发制人，策动张佩纶上了一个洋洋四五千言的奏折。
这个折子的案由，叫做“保小捍边，当谋自强之计”，而一篇大文章，谈的完全是海防，却有意在案由上避免，用心也算甚苦。奏折一上，慈禧太后觉得颇为动听，加以恭王的支持，所以下了一道“五百里”的“密谕”，分寄李鸿章、左宗棠及闽浙总督何NFDD6 、两广总督张树声、云贵总督刘长佑、还有彭玉麟和有关各省巡抚：“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奏，沥陈‘保小捍边，当谋自强之计，’一折，据称‘日本既废琉球，法兰西亦越境而图越南，驭倭之策，宜大设水师，以北洋三口为一军，设北海水师提督；天津、通永、登莱等镇属之，师船分驻旅顺、烟台，大连湾以控天险。江南形势当先海而后江，宜改长江水师提督驻吴淞口外；狼山、福山、崇明三镇均隶之，专领兵轮，出洋聚操。责大臣以巡江，兼顾五省；责提督以巡海，专顾一省。移江南提督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