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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多了，太多了！少荃，受之有愧……。”
“不！”李鸿章将双手往外一封，做了个深闭固拒的姿态，“这里面还有招商局的股息，是王爷分所应得的。”
当初筹办招商局，有官股、有商股，使个化公为私的手段，官股不减而商股大增，无形中变成官股不值钱了。多出来的商股，李鸿章拿来应酬京中大老，名为“乾股”，有股息而无股本。恭王手里也有些“乾股”，听李鸿章这一说，也就不必再推辞了。
“话虽如此，还是受之有愧。多谢！”恭王接着又问：“最近收回招商局的船栈码头，这件事做得很好，大家都有了交代。”
提起此事，李鸿章心有余悸，如果美商旗昌银行来个翻脸不认帐，船栈码头收不回来，那个风波一闹起来，身败名裂而有余。不过，这话却不便在恭王面前说破，只轻松自如地答道：“原是照约行事。当初不曾做错，如今自无麻烦。”
“我是看了邸钞才知道的。‘倒卖’的交涉很棘手吧？”
恭王是作为闲谈，而不经意的一句话，恰恰说中了李鸿章的心病。照去年夏天，李鸿章奉旨诘问而回复的奏折上说，招商局的轮船栈埠码头，其实是托美商旗昌洋行“代为经管，换用美国旗帜”，只是为了遮掩外人的耳目，在万国公法上有个交代，不能不订立合同，由旗昌出具并无银行担保的“期票”与“收票”，作为“认售”的代价。奏折中说得明明白白：“该行以银票如数抵给，他日事定，将银票给还，收回船栈，权操自我。”所以招商局应该随时可以收回，而按诸实际，大大不然。
依李鸿章这年六月初八的奏报，他是在中法和议已成，奉到饬令迅速收回招商局轮船的电旨，方指派马建忠与盛宣怀，与旗昌行东西沃德在天津“会同筹议”，结果是“磋磨月余”，才能成议。西沃德“愿按原价倒卖与招商局”，已不提“代为经管”的话，但能“按原价”收回，已是上上大吉，但衡诸实际，又是大大不然。
奏折中有句话：“至旗昌代招商局垫付款项帐目，亦即分别核算清结。”这是个障眼法。欺侮慈禧太后、醇王与京中大老，不懂生意买卖，更不懂洋商经营的方法。旗昌接收了招商局的产业，照常营运，大发利市，一切开支，自然在营运收入中支出。何有一垫付“的名目？果真是”代为经管“，则旗昌除了开支及酬劳以外，应该将所有盈余，全数交还给招商局才对。现在白白地让旗昌做了一年生意以外，还得有以”垫付款项帐目“的名义，付给一笔赔偿，并且还要大赞西沃德”素讲信义，此次保护招商局，力践前言，殊于大局有益“，因而”与之议明，由招商局延充‘总查董事’，每年送给薪水银五千两“。
这前言不符后语的情形，不能深谈，否则一定破绽毕露，所以李鸿章很巧妙地将话扯了开去：“交涉虽然棘手，多亏马眉叔能干。回想去年秋冬之交，多说马眉叔该死，骂他是汉奸。甚至还有谣言：说慈圣已降旨，立诛其人，菜市口的摊贩，都收了摊子，预备刑部行刑。如今又不知何词以解？”
这番略带些愤激的感慨，恭王听了却无动于衷。不要说马建忠，连他这样一位近支的亲贵，当年亦曾被诋为汉奸，这从那里去讲理去？
于是由马建忠谈到洋务人才，恭王和李鸿章都盛赞新任出使美国的钦差张荫桓。正谈得起劲，那个长辫子丫头又回了进来，去到恭王身旁，悄悄问道：“请王爷的示，饭开在那儿吃？”
李鸿章正苦于无法脱身，听得这话便“啊”地一声，仿佛谈得出神，倏然惊觉似的：“陪王爷聊得忘了时候了！”他举头看了看钟说，“快到午正，可真得告辞了。”
恭王很体谅他：“你刚到京，不知多少人在等着看你！我就不留你了。那一天有空？你说个日子，我约几个人，咱们好好再聊！”
于是约定了日子，李鸿章告辞出府。回到贤良寺，果不其然，已有许多人在等着，一见轿子到来，肃立站班。李鸿章借一副墨镜遮掩，视如不见，轿子直接抬到二厅，下了轿还未站定，戈什哈已经挟了一大叠手本，预备来回话了。
“进来！”李鸿章吩咐，“念来听。”
他一面更衣，一面听戈什哈念名帖及手本上的名字。在等候接见的客人中，他只留下一个张荫桓，其余统统“道乏”挡驾。
张荫桓跟他是小别重逢。由直隶大广顺道奉命为出使美国钦差大臣，是六月间事，八月初交卸入京，算来不过睽违了二十天，所以一见面并无太多的寒暄，第一件事是换了便衣陪李鸿章吃午饭。
“那一天召见的？”李鸿章在饭桌上问。
“十天以前。”
“太后怎么说？”
“太后说：”你向来办事认真。能办事的人，往往招忌。‘我碰头回奏：“臣不敢怨人，总是臣做人上头有不到的地方，才会惹人议论。’”
“嗯！嗯！”李鸿章说，“吃一次亏，学一次乖。你的锋芒能够收敛一点最好。你虽吃亏在不是科甲出身，可也没有谁敢看你不起。不说别的，你的诗稿拿出来，就比那些靠写大卷子点了翰林的人，不知高明几许？既然如此，你心里先不要存一个看不起科甲的成见。左季高一生行事乖戾，就因为常有一个‘我不是两榜出身’的念头，横亘在胸的缘故。你的才气决不逊于人，就怕你恃才傲物。”
“是！”张荫桓答道：“中堂说这话，我服。”
“你预备什么时候动身？”
“还早得很。因为兼驻西班牙、秘鲁的缘故，要等三国同意的照会，而且照规矩，一定要旧使臣离任，新使臣才能到任。这样一周折，年内怕不能成行了。”
“那你这几个月闲看干什么？”
“想学一学洋文。办交涉不能造膝密谈，经过中间传译，总不免有隔靴搔痒之感。”
“好！”李鸿章深为嘉许，“我亦有志于此。无奈八十岁学吹鼓手，虽不自知其不量力，实在也没有工夫。我常跟子侄辈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现在他们要学洋文，机会再好不过。等我一离了北洋，那里去找这些洋人当老师？”他接着又问：“跟总署诸君谈过了没有？”
“谈过几次。”张荫桓说，“如今对美交涉，最棘手的还是限制华工入境一事。究竟应该持何宗旨，总署诸公，毫无主张。竟不知该如何着手？”
接着，张荫桓便细谈此案。美国国会在光绪八年通过了一个“移民法”的法案，限制华工入境，是因为历年华工入美，不下十万人之多，尤其是金山，土人深嫉吃苦耐劳的华人，剥夺了他们工作的机会，因而早就在这方面，准备有所限制。
不过“移民法”只能限制以后的华工入境，已在美国的华侨，遭受歧视，纠纷迭起，必得寻求一条和睦相处之道。所以张荫桓此去，首先要跟美国政府交涉，保护华侨的生命财产，其次还要商议，如何放宽移民的限制。真所谓任重道远，张荫桓当然要请这位洋务老前辈，传授心法。
“说到这一层，我讲个故事你听。”李鸿章的眼中，闪露出迷茫而肃穆的神色，“十五年前，也是这个时候，我到天津接我老师的手——曾文正那时为天津教案，心力交瘁，言路上还嫌他太软弱，朝廷亦不甚谅解。只为他的功劳太大了，不好意思调动，扫了他的面子。恰好马谷山被刺，两江的局面，非我老师回任，不足以平服。于是顺水推舟，叫我接直督的关防，自然也接了天津教案，那是我第一次办中外交涉。洋人我见得多，没有什么好怕的，而且那时也正在壮年，气盛得很。说实话，我心里也嫌我老师太屈己从人了。”
这最后一句话，在张荫桓还是初闻，原来李鸿章早年办洋务的态度，与以后不同。这倒要仔细听听！便放下筷子，凝神看着。
“记得是八月二十五到天津的。”李鸿章从从容容地接着往下说：“一到自然先去看我老师。文正跟我说‘少荃，你接我的手，我只问你一件事，教案的交涉，你是怎么个办法？’我当时想都不想，便回他老人家一句‘洋人也有不对的地方，我只跟他打痞子腔。’你知道什么叫痞子腔？”
“想来是耍无赖的意思。”张荫桓答说。
“对了！这是我们合肥的一句土话，我老师当然也知道，却有意装作不解，‘哦，痞子腔，痞子腔！’他揸开手指，理理胡子，这痞子腔怎么个打法？你倒打与我听听。‘看他是这么个神情，我例也机警，赶紧陪个笑脸’门生是瞎说的。以后跟法国的交涉，该怎么办？要请老师教诲。‘文正听我认了错，才点点头说。’跟洋人办交涉，我想，还他一个‘诚’字总是不错的。有一分力量说一分话，我不怕他，我也不欺他。果然言信行忠，蛮貊之乡亦可去得。‘樵野！”李鸿章归入正题，“你问心法，这就是心法！”
“是。”张荫桓深深受教，复诵着曾国藩的话：“我不怕他，我也不欺他。有一分力量说一分话。”
“这才是。”李鸿章换了副请教的神情：“樵野，你看最近京里的议论如何？”
张荫桓懂他的意思，李鸿章此来有好些创议，而这些创议，大都不为卫道之士所喜欢。如果阻力太大，得要预先设法消弭，甚至暂作罢论。他问到京里的议论，就是这方面的议论。
“大办海军，是没有人会说话的。此外就很难说了，尤其是造铁路，连稍微开通些的，都不会赞成。”
“呃，”李鸿章很注意地问：“你说开通些的也反对，是那些人？”
“譬如翁尚书，他就不以为然。”
“什么道理呢？还是怕坏了风水？”
“这是其一，风水以外，还有大道理。”张荫桓说，“这些道理，中堂也想得到的。”
这层大道理，李鸿章当然知道。说来说去，还是因为修造铁路，要在旷野之中，掘开许多坟墓。向来称颂仁政至深至厚，说是泽及枯骨，同样地，白骨暴露，即为仁人所不忍。
发觉李鸿章有茫然之色，张荫桓以为他还不曾想到，便有意说道：“刘博泉最近曾有一个奏折，我不妨讲给中堂听听。”
“喔！”刘恩溥上折言事，皮里阳秋，别具一格，李鸿章很感兴趣地问：“又是什么骂得人啼笑皆非的妙文？”
“是这么回事，有个黄带子，在皇城之中设局，抽头聚赌，有一天为了赌帐，打死了一个赌客。尸体暴露在皇城根十几天，不曾收殓，地方官畏惧这个黄带子的势力，亦不敢过问。刘博泉上疏说道：”某甲托体天家，势焰熏灼；某乙何人，而敢贸然往犯重威？攒殴致死，固由自取。某甲以天潢贵胄，区区杀一平人，理势应尔，臣亦不敢干预。惟念圣朝怙冒之仁，草木鸟兽，咸沾恩泽，而某乙尸骸暴露，日饱乌鸢，揆以先王泽及枯骨之义，似非盛世所宜。君无饬下地方官检视掩埋，似亦仁政之一端。‘“
这意思就很明白了，而正也是李鸿章所想到，将来白骨暴露，必有言官上疏，痛切陈词。然而，为了这一层顾虑，铁路就不办了么？他这时候倒真有些困惑了。
“唉！”他叹口气说：“有子孙的人家，要顾全人家祖坟的风水，无主孤坟，恰又怕骸骨暴露，有伤天和。这样说起来，重重束缚，岂非寸步难行。”
张荫桓不即回答，过了一会才说：“中堂兴利除弊，要办的事也还多。”
“是啊！”李鸿章说，“不过眼前最急要，与国计民生最有关系，莫如在山东兴造铁路，接运南漕一事。我带了个说帖来，你不妨看看。”
在听差去取说帖的当儿，张荫桓将山东运河的情势，略略回想了一下。他的记忆过人，虽已离开山东好几年。一想起淤塞的北运河，如在眼前。运河在山东境内有南北之分，是由于咸丰五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夺大清河故道入海，于是在东阿、寿张之间，将运河冲成两段，因此临清以南至黄河北岸的这段运河，称为北运河。山东境内的运河，本以汶水为源，在汶上县的南旺口，一分为二，北流临清，南流济宁。而自黄河改道后，汶水不能逾黄河而北，所以北运河惟有引黄河之水，以资挹注。而黄河挟泥沙以俱下，使得北运河河床逐渐淤高，不通舟楫已久。
想到这里，张荫桓便即问道：“接运南漕，自然是为济北运河之穷，这一段从济宁到临清，大概两百里！”
“你真行，樵野！”李鸿章握着他的手，“你非得好好替我看一看这个说帖不可。”
说帖出自李鸿章手下红人盛宣怀的手笔。果不其然，他建议兴造的这段铁路，正是从济宁到临清。这两百里铁路的造价，估计要两百万银子，如果部库支绌，无法拨给，不妨借洋债兴造。
倘借洋债兴造，以后这条铁路，就有双重负担，一是铁路本身的维持费用，再是要拔还洋债的本息。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