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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上头交代，我也不能教你不当这个差使。”袁世凯略作沉吟，“庭桂，只有一个法子，你才可以不当这个差使，从今天起，你就装病请假。装要装得象，少出门，更不能跟人去谈这件事。”
屈永秋自然如言遵办。袁世凯便先用电报回复奕劻，说屈永秋告了病假，力疾从公，自是分所当为，但本人有病，精力不济，“请脉”或恐不准，所以再三恳辞。此外，又示意奕劻，他想到京里面谈一切，请奕劻找个理由，能让他到京里去一趟。
这个理由不难找，以练兵处筹划改编各省防军，以及其他军制的厘订，必须召袁世凯面商为名，很容易地就让袁世凯进了京城。
一到京，宫门请安，本来是奉行故事，递一个请安折子，便可自行其便，那知非常意外，竟然传旨，即时召见。
这一下，袁世凯有点抓瞎了。第一是穿的行装，除非巡幸在外，不能以行装陛见，临时找一套合于他五短矮胖身材的补褂，相当费事。这犹在其次，最令人惴惴不安的是，不知慈禧太后何以破例召见？想来必是有特别缘故，而此特别缘故是什么，茫无所知。
因此，在养心殿进见时，袁世凯格外加了几分小心，进殿行完了礼，慈禧太后照例闲闲问起，气候是否正常、民情可还安谧，以及有些什么好官之类有关吏治的话。然后话锋一转，很自然地谈到正题。
“你跟张謇很熟，是不是？”
袁世凯不知慈禧太后何以忽然提到此人？便很谨慎地答说：“臣前在吴长庆营里，张謇是吴长庆的文案，臣因为他文字很好，常向他请教。从光绪十二三年以后，臣跟他就很少往来了。”
“是很少见面呢？还是很少书信往来？”
问到这一句，袁世凯知道事出有因，略想一想答说：“臣公务较繁，很少给他写信，张謇一年总有两三次给臣来信。”
“倒是说些什么呀？”
“张謇在南通州开垦办实业，有时要臣帮忙。臣以为张謇办的事业，于国计民生，都有裨益，所以量力而为。”袁世凯加重了语气说：“至于跟国计民生无关，私人请托的事，臣不敢徇私，总是婉言回绝的。”
“最近呢？”慈禧太后问说：“有信给你吗？”
最近没有，六月间有一封。袁世凯想到张謇的那封信，心中一动，知道慈禧太后注意的就是这件事，决不隐瞒。于是据实答说：“张謇夏天有一封信给臣，是谈什么立宪，臣一直没有复他。”
“喔！”慈禧太后终于问出来了，“那封信怎么说？”
那封信的内容，袁世凯记得很清楚，说是“公今揽天下重兵，肩天下重任矣！宜与国家有死生休戚之谊，顾已知国家之危，非夫甲午、庚子所得比方乎？不变政体，枝枝节节之补救无益也！不及此，日俄全局未定之先，求变政体而为揖让救焚之迂图，无及也。”又说：“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今全球完全专制之国谁乎？一专制当众立宪，尚可幸乎？”又说：“日本伊藤板垣诸人，共成宪法，巍然成专主庇民之大绩，特命好耳！论公之才，岂必在彼诸人之下，即下走自问，亦必不在诸人下也！”
凡此议论，何可直奏？袁世凯忖度这封锁在自己签押房里保险箱中的密件，决无泄漏的可能。因而决定瞒一半，说一半。
可说的是，张謇主张立宪，而且颇有志用事，要隐瞒的是张謇对他的期望，以及批评专制的不是。主意打定了，措词却还待斟酌。
转念又想，不管怎么说，都非慈禧太后所乐闻，倒不如一言表过，因而出以轻蔑的语气答说：“无非书生之见而已。”
果然，慈禧太后不再问了，换个人谈谈：“据说张之洞、魏光焘也赞成立宪。你听说了没有？”
听得这话，袁世凯突然省悟，此一刻正是可以有所表白的好机会。“我也听说了。”他毫不含糊地回答，“督臣张之洞、魏光焘打算合词奏请立宪，因为臣忝居畿辅，想邀臣会衔出奏。托人来说，臣已经回绝他了！”
其实这正就是与袁世凯二十年不通音问的张謇，突然致书期许的原因，而张謇亦非真的以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促成立宪的名人相期，只是张之洞鉴于当年东南互保的往事，认为对朝廷献议大兴革，非有权势的督抚联合一致不可，所以极力敦促张謇作此表示。
当然，这样答奏是一定会获得嘉许的，慈禧太后和颜悦色地问：“袁世凯，我知道你心地很明白，照你看，咱们中国能不能立宪呢？”
“不能！”袁世凯简截了当地答。
“为什么呢？倒说个道理我听。”
“中国的百姓，民智未开，程度幼稚，是故圣经贤传上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以专制统治，反而容易就范，立宪之后，权在人民，恐怕画虎不成，会发生种种流弊。”
他这面说，慈禧太后那面不断点头，话锋很快地一转，问起日俄战争。
“袁世凯，你向来会练兵，会带兵，你看日本跟俄国这个仗，会打到什么时候才能完？”
“俄国的败象已成，沈阳一仗，俄国败得很惨，旅顺已经让日本沉了几艘兵舰在港口封锁住了。日本的第三军由金州往南打，离旅顺只有几里路。臣听说旅顺的俄国司令官，在夏天就要投降，他部下的将校不答应，所以又拖了下来。”
“照你这么说，战争很快就可以有结果了？”
“是！”袁世凯紧接着说：“就怕俄国皇帝不服输。臣有谍报，俄国在波罗的海的舰队，已经往东调过来了。只怕还要狠狠打一仗。”
“他们在海面上发狠，倒还罢了，陆军在咱们中国的地盘上，大打特打，真正是‘城门失火，残及池鱼’，想想都窝囊。”“皇太后、皇上明鉴！”袁世凯说：“关外百姓虽吃了苦，换来的好处也很大，将来俄国打败，自然不退兵也得退了，这于中国的益处极大。”
“你看，”慈禧太后很关心地，“会不会前门拒狼，后门进虎，俄国人去了，日本人又霸占咱们的地方？”
“皇太后的睿虑极是！臣就为了怕日本人将来霸占不走，所以下了功夫，暗中帮日本人的忙。如今放交情给他，也就是拿面子拘住他们，将来教他说不出蛮不讲理的话。”
“嗯，嗯！这是不错的！不过，你也得顾到咱们中立的身分，别惹火烧身。”
“是！”袁世凯答说：“此所以自己发愤图强最要紧！唯有自己的兵力够，能守得辽西，不但俄国人不敢过来，日本人也不敢小看中国。”
“嗯，嗯！”慈禧太后深深点头，“新建陆军，已经有三镇了，还够用不？”
“以中国幅员之大，三镇兵守北方都不够。”袁世凯说：
“臣打算再编一镇。”
“那就是第四镇？”
“番号还没有定，等臣跟庆亲王商量以后奏闻请旨。”
“喔！”慈禧太后问道：“这一镇兵，已经有了吗？”
“是！臣打算拿武卫右军编成第四镇。”
“武卫右军不是你从前带的队伍吗？”
“是！”
“你打算派谁当统制官？”
“臣拟保荐段祺瑞充任统制官。他是在德国学炮兵的，为人勇毅深沉，操守极好，是不可多得的将才！”
“武将的操守最要紧，不然不能约束士兵，纪律一坏，百姓看见就怕，那里还能打胜仗。庚子那年，一路到山西，再到陕西，我就没有看见过有纪律的队伍。从前荣禄常说你会练兵，讲究纪律，所以我放开手让你去办。新建陆军不光是阵法武艺要练得好，更要把旗营、绿营、湘军、淮军的暮气腐败，切切实实扫一扫！”
“是！皇太后对中国旧式军队的毛病，烛照无遗，臣蒙皇太后、皇上栽培，天高地厚之恩，感激莫名。如今厉行新政，发愤图强，臣必当尽心竭力，勉力图报。”说着，袁世凯“冬、冬”地碰了两个响头。
“皇上有什么要问袁世凯的？”
这天皇帝精神比较好，想起有件事可以问一问，以补慈禧太后垂询之不足。“有个严修在你幕府里吧？”
“是！”袁世凯答说：“在臣衙门总办学务处。”
“这个人怎么样？”
严修字范孙，天津人，光绪九年的翰林，又应经济特科中式，一向对教育最热心，是袁世凯在直隶办学堂，自以为可以匹敌张之洞的一个得力助手，当然大加揄扬，说他人品学问，都是第一流的。
“直隶学堂办得很多。可是，听说学生并不踊跃，你得告诉严修，要想法子劝学才好。”
听得这话，触及袁世凯的痒处，将自己要说的话，考虑了一下，认为不致违忤慈禧太后的意旨，而必为皇帝所乐闻，大可说得。
想停当了，毫不含糊地回奏：“科举不废，学校不兴。窃以为劝学之道，最有效不过明诏废除科举。”
“你这话，”皇帝微感诧异，“跟以前所奏不符啊！”
袁世凯在去年张之洞会同吏部尚书张百熙、户部尚书荣庆定学制时，曾经上过一个奏折，建议分科递减，废除科举。从光绪三十二年丙午科乡试开始，递减中额三分之一，至光绪三十八年壬子科减尽。九年中，各省开办学校培育人才，应可见效，而科举既停，读书人只有从学校中讨出身，则筹办经费与投考学生，一定两皆踊跃。
这个分科递减的渐进之法，张之洞深表同意，所以袁世凯请他领衔会奏。事实上亦唯有探花及第的张之洞，才够资格说这话。袁世凯连秀才都不是，若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昌言废除科举，则必招来无数嬉笑怒骂的讥评，变成自取其辱。
就这样，仍然遭到极大的阻力。首先是王文韶，说到废科举，认为从此将失尽天下士心，而且亦必然埋没真才，所以痛哭流涕地以去就力争。其次是瞿鸿玑，亦颇不以此举为然。无奈负海内清望，作为士林魁首的张之洞极力主张，结果还是如此“量为变通”地下了明诏。只是为恐激起反感，不但上谕中加强抚慰的语气，办法中亦仍留下许多迁就之处。而因为如此，大家都还存观望之心，认为八股可废，科举是决不可废的。
如今听得皇帝指责，袁世凯自亦有话分辩：“臣的原奏，本就说过，‘科举一日不废，学校一日不兴，士子永无真实之学问’，至于分科递减，是不得已之计。自上年十一月颁诏，将近一年工夫，臣虚心体察，方知科举一日不停，士子都有侥幸中式之心，学校决无大兴之望。伏惟皇太后、皇上宸衷独断，颁赐明诏，毅然废除科举，国家才有富强之望。”
这番慷慨陈奏，皇帝颇为动容，无奈他作不了主，所以保持沉默，让慈禧太后去作裁决。
“八股废了，我很赞成，科举要废，我亦赞成。人才固然要科举中出来，不过科举并不是培植人才的好办法。有些人那怕中了状元，象崇绮，心地仍旧不大明白，担当不了大事。不过几百年下来的制度，也很鼓励了有志气肯上进的人，如说立时立刻，要废就废，这对民心士气很有关系。我看，”慈禧太后很婉转地说：“还得缓一缓，看一看，慢慢商量着再说。”
“是！”袁世凯很见机地，“臣亦是一时之见，未必全对。皇太后唯恐废科举影响民心士气，臣当细心考查，另行奏闻。”
“对了！你一方面多考查考查，一方面跟张之洞他们好好商量。”
“是！”
等了一会，慈禧太后再无别话，皇帝便说：“袁世凯，你跪安吧！”
九五
回到北洋公所，已有盈门的访客。以前李鸿章督直时，每次进京寄寓贤良寺，亦有这样的盛况，所不同的是访客的身分。李鸿章自同治十三年文华殿大学士去世，接替了他的殿阁，即为内阁首辅，而且既是中兴勋臣，又是翰苑前辈，所以红顶花翎的宾客，无足为奇。
这一层上头，是袁世凯无论如何比不上的。他的访客，不是京堂，便是道员，尚书侍郎大致都是前辈，听说他来了，充其量派名听差持名刺致意而已，翰苑中人，更是绝无仅有。较之李鸿章当年，相形逊色，自不待言。不过，这也有好处，那些来访的京堂、道员，大致不是谋差，便是托事，可以不见，见了亦只是三五句话，便可打发。
但有位访客，却是不能不见，而且一见便有谈不完的话，那就是外务部会办大臣，兼内务府大臣的那桐。
“听说一到就叫起。”那桐笑着恭维：“四哥的帘眷，可真是越来越隆了。”
“得，得！琴轩！”袁世凯撇着京腔说：“你可别给我念喜歌儿了！一到就叫起，可不是好事。”
“谈了些什么？”
“谈张季直给我的一封信……。”
听不到几句，那桐的脸上，笑容尽敛，袁世凯本就疑心其中有文章，见此光景，越觉所疑不虚，因而亦就纤细不遗地，将慈禧太后问及此事的经过，都说给他听。
“必是瞿子玖给你下了药了！”那桐用低沉的声音说：“四哥，你可得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