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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贵大臣何不向袁宫保直接提出这一番意思？”
“袁宫保不从大处着眼，联盟之意，此时不宜表示，免得反而引起他的猜疑。”
“那么，”曹汝霖问：“贵大臣的意思，是不是希望我能够转达？”
“是的！有机会请你转达，倘或袁宫保有意讨论，我可以专程前来。”
“好！我一定设法转达。不过，”曹汝霖想了一下说：“我听说政府方面对袁宫保亦有疑忌之意，这一层，贵大臣在会议席上，大概也可以看得出来。关于联盟一节，即或袁宫保亦有同感，恐怕一时亦不便向政府进言。这是我个人的私见，提供贵大臣作参考，幸勿为外人道！”
听得这番话，小村半晌作声不得，最后叹口气说：“我想不到中国政府内部亦有矛盾！”
等小村辞去以后，袁世凯自然要找曹汝霖询问谈话的内容。曹汝霖将小村的意思，据实相告，只隐去了他自己向小村说的那一段话。
“唉！”袁世凯叹气的神情，跟小村一样，“我又何能作为？
只好辜负他的盛意了。”
“外人的看法不同。”曹汝霖说：“莫说是日本人不明内情，就是京外各地，也谁不以为大人受朝廷尊重信任，言听计从，有一番大的作为？那知事实并非如此。”
袁世凯默然半晌，才说了句：“大家越是如此，我的处境越难！”
他一直觉得应该有所表示，到得此时，认为以退为进的手法是非施展不可了。因而回到天津，便秘密关照张一麟替他预备一个“请开去各项差使”的奏折。
张一麟对袁世凯的待人处世，已有很深的了解，知他此举的用意，所以这个奏折写得冠冕堂皇，但见表功之意，并无固辞之心。袁世凯深为满意，但却迟迟未曾拜发，要挑个最适当的日子。
几经咨询，接纳了杨士琦的意见，在封印之前一天拜发。因为就表面而论，这个辞差的奏折，到达御前，已在封印之后，如果邀准开去各项兼差，则封印开印，天然就是一个交接的绝好时限。至于谈到实际，辞差也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反正这个奏折是写给慈禧太后一个人看的，若以为有挽留的必要，发一道慰留的上谕即可。趁封印期间，了掉这重公案，不会有人留意，便不受任何影响。
等奏折一上，慈禧太后颇感意外，在召见军机时问道：
“袁世凯为什么好端端地，忽然要辞差？”
奕劻是知道这回事的，却故意装作诧异的神情答说“是！
奴才亦莫名其妙！”
“你们倒想想看，总有原因吧？”
这下是瞿鸿玑答奏：“袁世凯兼的差使很多，因为精力照顾不到，难免有疏忽的地方，言路上啧有烦言，想来袁世凯是为了这个缘故，所以有倦勤的表示。”
“那也难怪他。”慈禧太后问道：“你们看，应该怎么办？”
由于有“难怪他”这句话，瞿鸿玑看出慈禧太后的意向，自己也觉得还未到能扳倒袁世凯的时候，便很见机地说：“论到才具，袁世凯自然是好的，有几桩差使也少不了他！合无请旨慰留，或者酌情开去几项差使？”
“要慰留，就一项差使都不必开。”慈禧太后说，“我并没成见，只觉得‘疑人莫用，用人莫疑’这句话，一点不错。如果酌量开去几项差使，就有疑人的意思在内，大可不必！”
“是！”瞿鸿玑很勉强地答应着。
“皇帝有什么话？”
皇帝能有什么话？照例答一句：“一切请皇太后作主。”
于是决定慰留。由军机章京拟旨：“袁世凯所奏开去兼差一折，现在时事艰难，正资整顿，该督公忠夙著，仍着统筹兼顾，妥为经理，以副委任。所请应毋庸议。”
“达拉密”拟的旨稿，照例“呈堂”核定，瞿鸿玑将最后一句改为“毋庸固辞”。原来“所请应毋庸议”是表示辞差之事，根本不必谈起，此时一改，意思颇不相同，“固”辞之“固”，意味着辞已不错，只是一时尚无替手，不能不暂维现状。这些语气上的吞吐出入，在早年的慈禧太后是很讲究的，如今正如瞿鸿玑说袁世凯的，“精力照顾不到，难免疏忽”，竟未看出仍有“疑人”的意思在内。
邸抄刚发，袁世凯在天津就接到了电报，慰留在意中，最后那句话却大出意外，不免错愕。
及至打听到这句话出于瞿鸿玑所改，袁世凯想到“一叶落而知天下秋”这句成语，知道自己跟此人势不两立了！
※ ※ ※
考察宪政五大臣是十二月中旬到日本的。初适异国，目迷五色，看不出什么地方是实施宪政的功效，又从何考察起？
唯一的例外，是补绍英的缺的李盛铎，他做过驻日公使，此番旧地重游，一切都还不太陌生，而也唯有他稍知宪政是怎么回事。心想，此事头绪纷繁，如果不先提纲挈领，拣要紧之处下手，只怕漫游全球，三、五年也考察不完。必得找个人来参赞一番，先定个考察的章程出来才好。
“参赞”现成，五大臣带的随员很多，首席参赞名叫熊希龄，湖南凤凰人氏，与南通状元张謇一榜的翰林。戊戌政变时因为有新党的嫌疑，“交地方官严加管束”，那知湖南巡抚赵尔巽倒颇欣赏他的才气，几次奏保，已当到了候补道。这次随五大员出洋，原有一套应付公事的办法，所以等李盛铎一提到，随即拍胸答说：“我有办法！诸公尽管去观光，逛厌了换地方，反正返抵国门之日，必有交代。”
“秉三！”李盛铎喊着他的别号说：“你先别大包大揽，倒说我听听看，是何办法？”
“当今中国精通宪政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梁卓如……。”
卓如是梁启超的别号，李盛铎一听这个名字，急忙乱摇双手：“不行，不行！这个人万万惹不得！”
“木公！”李盛铎字木斋，所以熊希龄这样叫他，“我当然不会找梁卓如。另外还有一个是我们湖南同乡杨晢子，木公听说过这个人吧了”
李盛铎知道杨晢子就是杨度，他是王湘绮的得意门生，曾应经济特科，初试高中一等第二名。但以一等第一名梁士诒，为瞿鸿玑误认作梁启超的兄弟，又说他的名字是“梁头康尾”——康有为名祖诒，末字相同，“其人可知”。因此梁士诒不敢再应复试，而杨度亦有“康梁余党”的嫌疑，同样地自己绝了这条进取之路，买舟东渡，成了中国留学生中很出风头的人物。
“怎么，杨晢子精通宪政？”
“是的！湘绮自负有王佐之才，他的得意门生，自然也要研究这套帝王之学。晢子是君主立宪派，如果请他做几篇考察报告，一定处处顾到君主的地位与尊严，奏报到朝廷，一定不会出毛病。”
“那好！准定请他做枪手，请你赶快去找到他，好好跟他谈一谈。”
“找他容易，不过有两件事，我先要请示木公。第一，考察报告，似乎要定几个题目，如果开流水帐似的，只叙旅途所见所闻，似乎难有结论。再者，有了题目，将来在报章上发表也比较方便。”熊希龄说：“宪政初步，在启迪民智，这些文章将来是一定要布诸国人的，同时这也是诸公万里之行的一个交代。”
“说得是！”李盛铎连连点头，“一客不烦二主，题目索性也请晢子去定，只要扣住‘考察’这回事就行了。”
“好！”熊希龄又说：“第二，总要送一份润笔，而且应该从丰。”
“这好办！我跟泽公来说。你看送多少？”
“总得一个整数。”
“一千？”李盛铎说：“似乎少了点。”
“是的，一千太少了，总得一万银子。”
李盛铎想了一会说：“这总好商量，你就快去办吧！”
于是熊希龄兴冲冲去找杨度。他住在东京饭田町，由他担任会长的“东京留学生会”的招牌，就挂在他家大门上。既是会址，自不免有会员往来，不便密谈，所以熊希龄将他约在一家“料亭”中相晤。
“近况如何？”熊希龄问说。
“‘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很好啊！”
“只怕一样不好。”熊希龄笑道：“钱不够花。”
杨度笑笑，然后又说：“听说你要来，我跟房东太太说，‘不要紧了，有人送钱来给我过年了！’”
“不错，可以让你过肥年。不过，你要作文章。”
杨度不答，从口袋中取出一张纸来，递了过去，熊希龄接来一看，上面写着三行字“世界各国宪政之比较；宪政大纲应吸收各国之所长；实施宪政程序。”
看完，两人相视而笑，真有莫逆于心的惬意。熊希龄将那张纸折起来收入口袋，“这三个题目很好！”他说：“润笔总有万金之谱，回头我先送两千过来。晢子，过个肥年在其次，你平生的抱负，正好借五大臣这个躯壳，大大展布一番。这是绝好的机会，请你珍视。”
杨度点点头答说：“话我要说在前面。论见解，卓如未必赶得上我，不过以腹笥之宽，行文之畅，我不能不让他出一头地。所以这三篇文章，我要分一两篇给他做。”
“那都随你！不过，卓如的笔锋太犀利，不要带出什么有忌讳的话，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事。”
“不要紧！我跟他说明白，如果有这样的情形，我要改他的稿子。”
“那，我也要跟你说明白，若有这样的情形，我要改你送来的稿子。”
“尽改不妨。”杨度问说：“何时交卷？”
“大概半年吧！”
“那还早得很。”杨度很高兴地说：“阁下此来，无异放赈，今年有好些留学生可以舒舒服服过年了。”
一件大事说定，熊希龄十分高兴，在料亭中当着浓妆艳抹的艺妓，大捧杨度。这倒也不尽是作假，熊希龄有样好处，待人厚道而且诚恳。所以在赵尔巽之前，为湖南巡抚陈宝箴延入幕府，便颇受器重，亦就在他那诚恳两字。有一次延经学家皮鹿门讲学，熊希龄亲自擂铃，召集听众入讲堂，便有人戏撰一联：“鹿皮讲学，熊掌摇铃”。又有人妒嫉他是陈宝箴面前的红员，用“熊”、“陈”同姓以拆字格做一副对联，将他连陈宝箴一起骂在里面，道是：“四足不停，到底有何能干；一耳偏听，晓得什么东西？”却不知熊希龄的“能干”，正因他“四足不停”之故。
这次五大臣在日本，更得力于熊希龄的“四足不停”。原来革命党人将有不利于五大臣的举动，劳动日本警察，昼夜守护。
载泽等人，吓得步门不出，一切需要对外接洽的事务，全靠熊希龄奔走。直到阴历二月初一，五大臣自横滨上船赴美，才得松一口气。
到得美国，分道扬镳，端方、戴鸿慈考察德国，载泽、李盛铎、尚其亨由英转法。一路逍遥，到得五月下旬，先后回到上海，但枪手的文章尚未寄到。于是熊希龄又出一个主意，以“考察东南民气、征集各省意见”为名，留人在上海守候，一面派专人赶到东京饭田町杨度寓所坐催。当时商定，端、戴留守，载泽等人先回京复命。
不多几日，派到日本的专差回来了，携来一大包文件，奏折、论说、条陈，一应俱全。其中有个论立宪应从改革官制着手的说帖，端方大为欣赏，趁戴鸿慈正好不在，将这个说帖悄悄抽下，攫为己有了。
及至坐轮船到了天津，自然做了北洋衙门的上宾，盛筵既罢，戴鸿慈回行馆休息，端方便在袁世凯的签押房里，将那个说帖取了出来，说一声：“四哥，你看这个主张如何？”
袁世凯只一看头几行，便很起劲了，“深获我心！”他拍着大腿说：“我早就有此意了。好些衙门只剩一个空架子，吃闲饭的官儿，虚耗俸禄，还影响了他人的士气，非彻底改革不可。还有那些都老爷，遇事生风，不辨是非，真正败事有余，成事不足！都察院这个衙门，也该取消。”
“四哥，你没有细看说帖，看了你才知道，其中妙用无穷。”
听这一说，袁世凯聚精会神地细看说帖，看到一半，便即明白，原来这个改革官制的办法，主张采取责任内阁制，内阁总理大臣钦派而提交国会通过，阁员由总理大臣遴选奏请敕命，与日本的内阁，一式无二。如果照此办法实行，内阁总理大臣当然是庆王奕劻。大权在握，要排去瞿鸿玑方便得很。即使仍为阁员，上奏是总理大臣一人之事，不必象军机大臣那样全班进见，瞿鸿玑亦就无法从中操纵，“挟天子以令诸侯”了。
“这，”袁世凯迟疑地说：“只怕上头不肯放手。”
“自然要有个说法，才能让上头照办。”
“喔，陶斋，你倒说来我听听。”
“我是一条苦肉计，此刻不必细说。四哥，我只问你一句话，如果责任内阁制实行，你愿意不愿意入阁？”
“这……。”袁世凯沉吟着。
“曾湘乡说过，‘办大事以找替手为第一’，大老也没有几年了。”
“大老”是指奕劻。端方的意思，奕劻告老，必牢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