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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去干。过些时第二次又来一下，单就这一点点也就够难受了。
可是更残酷的刑罚却还很多呢。吊既不灵，第二套便是〃炒排骨〃。〃炒排骨〃
是先将受刑者吊起，让脚尖着地，有时还将脚固定下来用绳捆好。这是防止受刑者
用脚踢施刑的特务。因为有次审讯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时，一个主持审讯又兼施刑
的特务在行刑时，被这个宁死不屈的党员猛踢了几脚。当然这个人后来被活活打死，
而特务受到这一教训后也提高了警惕，随时防止反抗。所谓〃炒排骨〃这种酷刑，
是先将受刑者背靠墙壁，衣服解开，使之不能退让，行刑的特务戴上粗厚的皮手套，
将受刑者肋骨徐徐用力按下去，使内脏受到挤压，然后上下移动。按下去已够痛了，
再上下摩擦起来更是痛不可当。但受刑者不会马上昏过去，所以对审讯很有方便，
可是一经这样〃炒〃过之后，不仅当时痛苦，往往一两个月胸部都碰不得一下，有
些摩擦得厉害的几年都疼痛。
如果这一套还不起作用，再下去便是向鼻孔灌冷水和采用〃老虎凳〃、〃踩杠
子〃一类的刑法了。灌冷水是将自来水龙头打开，直射受刑者鼻孔和嘴巴。这比淹
在水里更难受，时间稍久，不是鼻孔肺部呛出血水来，便是晕了过去。老虎凳和踩
杠子则弄得受刑的人终身残废也是常有的事。特务们为了强迫革命人士招供出新的
线索，总是想尽方法来折磨革命人士的身体。经过这一套又一套的刑讯之后，不死
也得重伤。有些虽招供了一些情况，甚至是实在再提不出新的东西，也往往在审讯
的特务一时不高兴情况下随便来上一两套，这已习以为常。
对一些女性革命人士的审讯，特务们的花样就更多了。他们一面审讯，一面借
此来发泄兽欲。除了上述几种酷刑之外，还加上用小针插人奶头，竹签刺人指甲，
藤条抽打阴户，以及剥光衣裤进行羞辱，等等，特务们则围观取乐。有次在强脱一
个女共产党员的衣裤来相威胁时，她真是愤怒到了极点，厉声责问特务们：〃你们
有没有妈妈和姊妹？你们是不是人？你们这种无耻的动作连禽兽都不如！〃可是骂是
骂，而特务为了达到他们卑鄙的目的，还是坚持脱掉了她的衣裤。她最后是一阵狂
笑，说：〃死都不怕，还怕你们这一套！〃终于她在受尽各种酷刑的折磨和侮辱之
后死在那间黑暗的小女看守所中，一个字都没有招出来。
解押人犯的办法
当时把政治犯从上海解送到南京去，除极个别是用汽车专送外，一般都是乘火
车。解送的办法也特别，很少用手镣脚铐，大都是用简单的化装方法来掩盖犯人面
部，使人一下认不出来为原则。例如，用纱布绷带包去半个面部或眼睛，或是戴上
一付大的黑色眼镜等。而最无人道的作法，是在鞋子内满布图钉，让被解送的人有
一只脚不能落地，以免逃跑，只能装成跛子由特务挟持着上下火车。被解押的人穿
着这种有图钉的鞋子，有时不留心触了一下地，固定在硬纸板上的图钉便刺入脚掌，
下车后血流得满鞋都是，还不准喊痛，用这种办法只要一两个人解送便够了。
由于解送南京的人经常有，因此解送的办法也越来越多。解送的时间多是乘夜
特快车，在车快开时才进入卧车厢。这是因为曾发生过一次政治犯利用上厕所的机
会跳窗逃走。以后被解送的政治犯上车的当天，整天都不准饮水，上车后就是真要
解大小便也不准许，一直要硬忍到南京。这一夜时间的确是不易挨过。
在上海区工作的特务，当时也随时有被送到南京去坐牢的危险。有的因被认为
工作不力或不忠于军统，有的因生活腐化在外乱来，情节重的均派专人解送，情节
轻一点的就采用〃妙法〃。例如，明明是派甲去解送乙，却故意告诉乙暗中监视甲
到南京。到达南京时，结果是甲拿出介绍信把乙交给到车站去接的特务带走，弄得
乙莫名其妙。有时要送两个去，便分别叫甲乙同时持介绍信暗中监视对方到南京。
因为平日没有横的往来，彼此不认识，而自己犯了错误又不清楚，等到一到站，两
人同时均被带走，弄得一些特务对这个集团也是常常提心吊胆，不晓得哪天要去坐
牢。
我在上海的几年中，由我解送到南京去的政治犯前后有五六十人之多，解送的
特务也达二十余人。其中有些经过几次转移囚禁，一直关了十来年到抗战胜利才开
释，几乎都折磨得成了半死或残废。
监视工作
上海区几年间还有一个主要的任务，即监视上海的进步人士与反蒋分子，这几
乎是每个外勤特务都担任过的。可是每个被监视的对象究竟为什么要受监视，一般
的特务不一定清楚。有时当组长的也只简单的了解一些，而大部分是不让知道真实
内幕的，即令透露一点情况，也是欺骗或故意说成是汉奸或者笼统地指为〃反革命〃、
〃反动派〃。可是真正的汉奸却从来不敢去惹他们，甚至彼此勾搭起来。
约在一九三七年初，有人介绍一个姓郭的到侦察大队来当稽查员，大队长王兆
槐向戴笠请示，得到批准。之后，大家慢慢了解到，他是长期替日本领事馆做情报
工作的，但谁都不敢说替日本人工作叫汉奸，反而美其名曰〃日本通〃，他也引以
为荣。王兆槐还很高兴地能得到这样一个人，凡是与日本人交涉，总是派他去。而
那些常常被称为汉奸的，我以后才知道是些民主人士或反蒋分子。我在任法租界组
长期间，我那组所监视的人大都是社会上知名之士，对他们不好加上汉奸帽子，只
好称之为〃反革命〃。
几年间没有间断过监视的人，如宋庆龄先生，这是蒋介石亲自指示要经常监视
的。当时我们只知道来先生是反对蒋介石与同情共产党和其他民主进步团体的，要
推翻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利用她的地位来与政府为难。因此宋先生成为反动派的眼
中钉，可是特务们又不便直接去对付她，所以采用长期监视的办法，主要是看哪些
人与她有往来，可以对付的便由特务们去对付一下，不能对付的便报告上去。
一九三三年夏天，特务们在上海暗杀杨杏佛先生，这一方面是威吓宋先生，另
一方面是对接近宋先生的进步人士的打击，企图阻止进步人士和宋先生往来。法租
界组还奉戴笠指示，一定要设法派人打入宋先生住所。我便派了一名女特务先去和
宋家那个女佣人往来。这个女特务化装成附近住所的女佣人去和她勾搭，可是很快
就被发觉。因这个女特务办事不牢靠，在向宋家女佣人打听有关宋的情况时，被她
察觉了，没有几天就不再理这个女特务了。不过还有一点机会可利用，就是这个女
特务与她往来时，得知她刚与一个流氓丈夫离了婚，我便另派一男特务去勾引他。
这个男特务当时只二十多岁，与宋的女佣人年龄差不多，而且长相不错。不知道是
什么原因，他们虽然往来了一个多月，这个男特务也从来不去打听宋家的情形，最
后还是被她拒绝不愿再与他往来。
尽管特务们使出各种花招，但并没有生效，而蒋介石还是不肯罢休，仍叫长期
监视宋先生，每周要制成一份监视周报送到南京。上海区便指定两个特务分上下午
守在寓所附近，专门注意出人宋宅的人员，有些乘汽车来的人便将车号抄下来，认
识的人便记住姓名，并记录进出时间。蒋介石虽在百忙中仍不放松这件事，可是担
任监视的特务却因时间久了很疲沓，有时随便在周报上填上几个常去的人的姓名，
或是从邻居佣人方面打听到一点情况，便应付过去了。因为规定只在住宅附近监视，
不追随外出，所以了解的情况也很有限。特务们有时也打电话或写信对宋先生进行
一些侮辱与恐吓，而这些作法只是更增加了宋先生对反动派的仇恨和鄙视。
有次戴笠在杨杏佛被暗杀后问我，宋先生的态度变了没有？我说还是和过去一
样。他叫我好好研究一下对付她的办法。我考虑了很久，想出一个对付的办法向戴
笠报告。他仔细听了后，认为很好，并叫我作好准备，等他请示过蒋介石之后便立
即实行。
我当时的阴谋是准备用汽车去撞宋先生所乘的汽车，将她撞成重伤，这样就使
她不能再活动了。我仔细研究过，应当在租界内的马路上去搞这一阴谋活动。办法
是把我们自己的汽车前面档风玻璃换成不易破裂的保险玻璃（那时只听说德国生产
这种玻璃），驾驶的特务还穿上避弹护胸的背心防止自己负重伤。等宋先生乘车外
出时，特务开车跟在后面，遇到马路上开红灯宋的汽车停下后，便朝宋车尾部猛撞。
因为只有等她的车停稳，撞过去才有力量，可以撞伤车内的人；如在行进时撞去，
因被撞的车也是朝前走，即使撞上，也不容易使车内的人撞成重伤。戴笠虽认为这
一办法很好，可是叫谁去撞呢？我当时表示我愿去，他也很同意我去。因我的驾驶
技术较好，而且决不会泄漏出去，这是最稳妥可靠的了。隔了不久，我正在研究怎
样在撞车中自己头部。胸部及手和膝盖等处不会受到重伤，只等戴笠决定后就去执
行时，有次他来上海，我去催问何时执行？他苦笑了一下，说蒋介石虽认为这个办
法很好，可是顾虑万一撞死或伤势过重，宋美龄和宋子文会要吵闹。所以叫我还是
要作好准备，在没有他的命令之前决不准轻易去做。到抗日战争发生，这一阴谋计
划也就没有执行了。
其间，特务们还曾阴谋去破坏宋先生乘坐的汽车，戴笠知道了，也指示不准这
么做，而对写匿名信或打电话捣乱却不禁止。
一九三三年后，特务们曾对薛笃弼先生长期进行过监视侦察，原因是他辞去国
民党的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的委员不干，到上海去当律师，这使得蒋介石大为忿恨。
加上他在日寇进犯榆关时，提出过举国一致团结抗日的主张，又与蒋介石的意志相
违背，更使蒋介石气愤。他去上海时受到上海实业界一些著名人士的欢迎，引起反
动派的注意，认为他辞官不干一定别有企图，将对反动派不利。特务们原来准备下
他的毒手，以后不知是什么原因只是叫监视侦察。当时他的事务所设在爱多亚路一
座大厦的楼上，家住在金神父路金谷村，都在法租界，所以我这个小组便得经常报
告监视和侦察他的情况。特务们有时装作有事去找他，进步人士被逮捕时，更装成
这类人士的亲友请他义务帮助。每当薛先生慷慨答应或表示同情时，都是特务们最
好的情报材料，成为他不满政府的有力证据。
又如方鼎英先生在上海搞〃抗日同盟会〃时，也为蒋介石所不满，除派人监视
外，还派特务苏业光以同乡关系去侦察方先生的言行。还有黄炎培先生和他主持的
中华职业教育社，因地点在法租界华龙路环龙路口，特务们便利用对面的法国公园
来进行监视。邹韬奋先生办的生活书店，自然也是监视侦察的对象。至于临时交下
来要监视的人更是多得不计其数，这里就不多举了。
当时监视工作是各组最大的负担，特务们几乎每个人都要监视几个对象。那时
每个组只有十多个基本特务，虽然每个特务可运用、利用的亲友都有不少，但同时
要监视这么多的人，还是不够用，所以对一般不太重要的监视对象，便不经常去监
视，而是隔些日子才去看看走了没有。蒋介石和戴笠虽很重视这一工作，并且常常
威吓人说〃把他监视起来！〃实际上这种监视收到的效果很少，作用也不大，只是
造成一种恐怖和使人感到厌恶而已。
当时特务们对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的监视，很不得力，经常遭到戴笠的责备。因
为共产党员警惕性很高，不像上面所讲的那些人满不在乎。我这个小组曾多次集中
力量到徐家汇孝友里和打浦桥去监视过几位共产党嫌疑人士，成果毫无，甚至连被
监视的对象何时搬走了都没弄清楚。戴笠曾亲自命令上海区逮捕中共上海地下领导
人陈X（以后听说为陈康将军），当时只知道是黄埔一期毕业，也找来了一张旧照片。
吴乃宪也是黄埔一期毕业的，亲自出马活动，结果连影子都没有见到过。
〃西安事变〃后周恩来副主席去上海，住在北四川路新亚旅馆。上海区集中大
量特务去搞监视跟踪，戴笠还亲自布置指挥，虽然周每天都外出，结果始终没有发
现他与中共上海地下工作的联络、凡是周恩来去过的戏院、商店、餐馆等处，以后
经过长久的调查研究，也毫无结果，气得戴笠大骂上海区的特务是一群〃饭桶〃、
〃不中用的东西〃，也无济于事。
抗战前，由于军统秉承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