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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将来的首要任务，就是教育党的一切工作者，任何时候都不能忘了群众。”朱德严肃地说。
“是的，正因为我们赢得了人民，共产党才赢得了今天这样的新局面。”毛泽东挥动着一只大手，很动感情地说：“蒋介石集团也正是由于失尽人心，国民党的垮台才是必然的！任何个人，任何政党，从它脱离人民的时刻起，就是背叛革命的开始，也是垮台的开始！”
周恩来受过伤的手臂艰难地打了个手势：
“主席的话，很精辟，是一条真理。从现在起，我们就应该从严要求党的每一个干部。当然，首先从我们这些人做起嘛！”
朱德举起右手，高声道：
“我完全赞成恩来同志的意见！”
毛泽东一手插腰，一手挥动着燃烧的香烟说：
“这一点，也正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它任何政党的根本标志。这，就是我们稳操在手的胜券，是我们的法宝。国民党蒋介石有八百万军队，唯一缺少的正是这个，所以他们命中注定了要走下坡路，要失败，要灭亡！”
这铿锵的声音，飞出门窗，久久萦绕在旷野的上空。
浩浩荡荡的西进大军，在峰岭延绵的华家岭上前进着。在西兰公路上，这是一程最艰难最漫长的婉蜒山路，全长将近三百华里。
炎阳当空。天气奇热。指战员嘴上结着一圈血痂，干渴难忍。
队伍在荒无人烟的漫漫山岭间迄超前行。
彭德怀头戴柳条遮阳帽，手拄一根柳棍，随军步行。他望一眼战士们身上背着的水葫芦，风趣地说：
“你们都是李铁拐，革命的李铁拐。李铁拐是神仙，他那个葫芦里装的不知是什么仙丹妙药，连自己的脚也洽不好。你们葫芦里装的是甜水，能治渴，还能治脱离群众的毛病，这才是真正的宝葫芦。”
有个战士顽皮地摇着水壶和葫芦，说：
“早成了空葫芦啦！”
彭德怀大声说：
“葫芦空了，说明华家岭快走出去了。华家岭不足三百里，一下山就是定西，离兰州不远啦！”
战士们一听快到兰州了，立时活跃起来，行军速度一下子加快了。
又走了一程，几个战士渴得实在走不动，坐在路边想缓一下，谁料一坐下去却站不起来了。
两个负责收容的干部急得直跺脚，大发脾气。
“你们几个，真没出息！还算什么解放军战士，一屁股坐下去连魂儿都没了，怎么跟马匪拚刺刀？”
彭德怀走过来，关切地问：
“怎么啦？”
几个战士不好意思地说：
“渴死人了！喉咙冒火，实在走不动了！”
两个干部愁容满面地诉苦道：
“我们团的首长不叫一个人掉队嘛！”
彭德怀从警卫员手里夺过水壶，晃了晃，硬是塞到正挣扎往上爬的战士手里，要他们喝一口，润润嗓子
警卫员迸着泪花，委屈地说：
“都喝光了你喝什么？”
彭德怀瞪了他一眼，说：
“喝完了再说嘛！”
警卫员不服气地说：
“你自己不喝水，看嘴唇都肿得那么高了！”
彭德怀一本正经地说：
“你整天跟我在一起，还不晓得我本来就长着厚嘴唇吗？”
大伙全都笑了。几个战士望着彭德怀干得结满血痴的嘴唇，深受感动，水壶从这个人手里又传到另一个人手里，谁也不忍心喝上一口。
这时，队伍里走过来一个胡子巴茬的老兵，背包上捆着一把胡琴。
一个新兵用衣袖抹着脸上的汗水，喘着气紧走几步，对老战士笑着说：
“老王，来段秦腔，提提神吧！”
老王笑笑，手伸到背后摸了一下胡琴，说：
“正在急行军，怎么个唱法？等到了兰州，我唱给你听个够。行吗，小李子？”
战士们七嘴八舌地说：
“老王哥，到了兰州，你边拉边唱，那才带劲哩！”
小李也跟着大家说：
“声音越大越好，让马步芳的兵也听一听。”
老王不满地哼了一声，说：
“我才不给马匪唱呢！”
说话时，王学礼和长柱急步赶了上来。
王学礼是一个活跃分子，笑着说：
“老王哥，你在兰州城下，就给马步芳唱一段儿，劝他们乖乖缴械投降吧！”
长柱这时已当了营长，也玩笑着说：
“听人说，马步芳爱听秦腔戏哩！”
老王一见是团长和营长跟他说话，精神一振，高兴地说：
“劝马步芳出城受降，这还差不多！”
说完，他清了清嗓子，唱起了秦腔戏……
星星眨着疲惫的眼睛，月亮懒洋洋地趴在远方的黄土山岭上。
披星戴月，日夜兼程，大军在西进。
战士们困得睁不开眼，一边走路，一边打吨，往往是前面的人站住了，后面的人还机械地撞上去，脑门碰在圆锹上才惊醒过来。
指挥人员在路边前后奔走着，鼓动着：
“快走！再加一把劲儿，离兰州不远啦！……”
一辆美式吉普车追随着行军的队伍往前开。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和阎揆要几个野战军首长挤在车内分析敌情，研究作战方案。
张宗逊望着车前的部队，说：
“照这样的行军速度，拂晓先头部队可接近定西敌外围。”
阎揆要声音沙哑地说：
“据侦察得来的种种迹象看，马继援有可能放弃定西决战的计划。”
彭德怀揉着发酸的眼晴，说：
“马继援如放弃定西决战，证明他小子心里发怵，开始下软蛋啦！”
赵寿山搓着双手，提了提精神说：
“我们是希望敌人在定西决战，而不是兰州。”
彭德怀接着说：
“马步芳在兰州决战，歼敌的困难就更大，我军的伤亡必然增大。眼看着就要解放了，能少牺牲一些人该有多好。”
后半夜的风带着几分凉意。战士们接连从吉普车的两旁快步走过去，行军速度在加快。
彭德怀语气坚定地说：
“部队已经相当疲劳了。但是，行军速度还得再加快，尽一切努力咬住敌人，在定西决战。”
路边一个小战士打着瞌睡，不料脚下一绊，栽倒在草丛中，只露出背上的铜号和钢枪在闪闪发光。
彭德怀让车停下。车未停稳，他已跳了下去，从草丛中扶起小战士。他顺手从小战士的背上摘下步枪，扛在肩头，一边走，一边聊天。
“听口音，你是山西人。啥时参的军？”
“打太原那阵儿。”
“多大啦？”
“刚满16。”
“哪个部队的？”
“第63军第566团第3连的。”
“好嘛！打开太原，你们连夺得了一面‘立功太原’的大红旗。对不对？”
“对呀！你是哪一位首长，怎么知道的？”
彭德怀反问了一句：
“你叫什么名字？还没告诉我呢！”
小战士一边走，一边敬礼报告道：
“报告首长，我叫李小虎，是司号员！”
彭德怀还了一个礼，手抚着他的头，问：
“李小虎，一只小老虎，走得动吗？”
李小虎听他这么问，灵机一动，大声道：“首长，把枪还给我！”
彭德怀大步走着，说：
“小鬼，我帮你扛着，你攒足劲儿，到了兰州，得把冲锋号吹得震天响才行呀！”
李小虎骄傲地说：
“首长，我这号一吹起来，准把马步芳父子吓得丢了魂儿！”
彭德怀伸手摸了摸他的圆脑袋，深情地望着他，禁不住低声自语道：“多好的孩子！可是，战争……”
这时，远方响起一阵枪炮声，西边天际腾起串串弹火的光焰，把星空点缀得愈加壮丽多彩。
行军的速度，骤然加快了。
第19章
大兵压境，蒋介石两员大将彻夜密谈，共谋生路
西北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兰州决战迫在眉睫。蒋介石心里对西北已感到失望，虽然委派阎锡山在广州召来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开军事会议，明里继续给西北二马打气，暗中却把注意力转到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他希望凭借天府之富，作其最后挣扎。
蒋介石打定主意后，密令宋希濂部队由湘鄂西退保川东，胡宗南部队由陕南、甘南伺机退入川北。干是，8月中旬的一天，这两员蒋介石的大将便在汉中碰头了。
宋希濂飞抵汉中之前，先把他的司令部由巴东移到恩施，然后慌忙飞到重庆拜访了张群、钱大钧和杨森等人，并与胡宗南电话约定后，才到汉中的。
胡宗南亲自跑到汉中机场，把宋希濂接到他的临时指挥部，设宴接风洗尘。当晚，两人进行彻夜长谈，从下午8时开始，一直谈到深夜两点。
他们先谈国民党20年来如何腐败无能，然后又讨论第3次世界大战会不会在短期内爆发。接着，又开始议论起了共产党。
宋希濂表示，他在抗日期间，没有和八路军接触过；抗战结束后，自1946年至1948年，他在新疆，对于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情况，也不甚了解。他对这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只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涉及到实质性的问题时，却闭口不谈。也许，他对胡宗南尚存戒备之心。
胡宗南则不然，对共产党有相当的研究。在国民党军队中，他对争权夺利的一套经验是十分丰富的。当他看到自己的漏船行将沉没时，也妄想卷起一阵狂风，颠翻别人的大船。但到底能否保住西北和西南，他也多少有点悲观。
宋希濂的头脑比胡宗南要清醒一些，他估计解放军正规部队不少于400多万，再加上地方兵团及民兵组织，可能已达到1000万。解放军既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必然要很快地向各地进军，统一全国。而蒋介石的军队，仅剩了100多万，且散布在新疆、甘肃、陕南、四川、贵州、云南、湖南、鄂西、广东、广西以致于台湾等地。就数量和战斗力来说，无论在任何地区，都已不能进行决战。因而在大陆上，不论西北或西南，乃至于华南，都是保守不住的。只有台湾一地，由于地理条件关系，还可以暂时苟安。
最后，两人又详细探讨了关于西南的前途问题。对于这个问题，谈的时间最多，也最精心。
他们先扳着指头细算了一下其时在川、康、黔、贵、鄂西北及陕南地带的蒋军力量。这股力量虽说不算庞大，但也不可小视。
在陕南、川北一带，归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指挥的有李文兵团、裴昌会兵团、李振兵团，共12个军；归川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孙震指挥的有孙元良兵团的两个军；归贵州绥靖公署主任谷正伦指挥的有何绍周兵团的两个军；归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指挥的共4个军；归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指挥的有钟彬兵团和陈克非兵民共6个军零4个师；由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直接指挥的罗广文兵团有两个军；由郭汝瑰指挥的新编兵团有两个军；此外，加上刘文辉、邓锡侯、杨森等部队，总计西南蒋军兵力约50万左右。
然而，在这50万军队中，属于胡宗南和宋希濂指挥的超过半数以上。因此，这两个人，就是蒋介石在西南的两张王牌。
宋希濂一针见血地说：
“虽说留在西南地区的兵力尚有50万之多，但这些部队，许多都是新编成的，装备不全，尤其缺乏训练，战斗力脆弱，而且散布在这样广大的地区，除了公路之外，连一条铁路也没有，要想集结兵力在某一地区进行决战，是完全不可能的。”
胡宗南哭丧着脸说：
“共军在解决西北问题的同时，很可能向西南进军。我们目前绝没有力量和办法进行决战。为了不坐待覆没，那么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我这次专程来汉中，正是为了与胡兄共同探讨这一实质问题。”宋希濂压了压嗓门说，“目前对我们来说，上策就是保存实力，静待时机，以图再起。而要做到这点，又必须设法避免与共军决战。”
两个人围绕这个十分头痛的问题，商谈了很久，最后才定出了如下的方案：
为了保存实力，静待时机，必须设法避免部队被共军包围消灭。在共军尚未向西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前，应设法将主力转移到滇缅边区。第一步应先控制西康和川南，作为逐步向滇缅边区转移的基地。第二步候共军开始向西南进军时，应立即将主力转移至滇西之保山、腾冲、龙陵、芒市一带，以一部转至滇南之车里、佛海（即现在的西双版纳）一带。如将来再受共军压迫时，则以主力退入缅甸，以一部退至滇、缅、泰边境。为顾虑到缅甸政府可能采取拒绝入境及敌对行为，必须具有击破缅军的决心和力量。因此在转移时，必须尽最大努力，保存现有的重武器如战车及重炮、山炮等。
根据这个决策，商定由胡宗南设法抽调约一个军的兵力，开驻川南的乐山、峨嵋、新津等县，准备进人西康；由宋希濂抽调一部分兵力，开往沪州，为将来主力由盐津、昭通、会泽等地开往滇西，作好准备。
最后，胡宗南面露杀机地强调指出：
“为使这个计划得以顺利实施，应先解决刘文辉，以控制西康，并以西昌作为第一个根据地。共产党是靠打游击出身的，我们将来占领滇缅边区也建立根据地打游击，以共匪之道，还治其身。”
宋希濂深谋远虑地说：
“总裁估计本月下旬可望过来重庆。到时可将此方案向他当面陈述，听候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