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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石之间。原先的弹坑被填平了，新的爆炸痕迹又重新布满了周围，有的黝黑、有的焦黄，那些被犁翻的泥土之中混杂着断裂的木片和残破的军服，甚至还夹带着没有爆炸的炸药包。
1948年12月11日下午4点40分，围攻杨围子的中野部队各自组织了30架以上的“飞雷发射筒”。如果以每筒打三轮、每个“飞雷”装药二十公斤计算（这是当时的标准做法），六个主攻团在二十分钟之内至少向面积不过一万平米的杨围子内线阵地抛射了上万公斤的炸药——这也就是国民党兵所称的“没良心炮”。
显然，“没良心”的称谓是带有抱怨情绪的，但按照蔡智诚的说法，他们反感的倒不是“飞雷炮”的惊人效果，而是不满于这种武器的战场使用方式。
发明“飞雷”的当然是个很聪明的人，但这种“大炮”的设计思路其实是和近代武器的发展原则相违背的。因为第一，炸药包炮的射程很小、精度很差、使用寿命很短、操作的安全性也很不可靠，无法成为固定有效的打击手段；第二，这种武器的爆破方式非常原始，弹药消耗量极大，作战效能并不合理；第三，实施“飞雷”攻击的时候，大量的炸药包都堆积在发射阵地上，一旦遇到敌方的炮火逆袭就没有生存的可能，战场风险太大。因此，如果反过来看，使用“飞雷炮”就需要具备相当多的前提条件，首先，本方的军需物资必须十分充沛，可以不考虑弹药的消耗量。而且本方的兵力和时间也必须十分充足，可以把军事工事推进到距敌一百米以内，并建立起安全的发射场；其次，敌方的阵地必须被围困在一个狭小的区域之内，目标固定而且集中，并且敌方必须不仅无法使用炮兵进行反击、同时也必须没有能力进行步兵逆袭……可想而知，一旦战局出现了这样的态势，战场双方的胜负其实早已经确定了，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却还要继续采用高密度的毁灭性打击手段，那的确是够“狠心”的。
这场“没良心炮”对蔡智诚的肉体伤害并不大，但却给他的心理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他总觉得共产党做事好象有点得理不饶人的味道，这种阴冷的感觉一直积压在他的心头，从而也就困扰了他后来的人生道路。
——讲到这里，想说几句废话。
今天再去讨论“没良心炮”道德价值其实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事实上，解放军也只是在淮海战役中，为了打击国民党最顽固的精锐兵团时才集中采用了这种比较特殊的战术手段，其目的更主要的是在于最大程度地摧毁国民党军事集团的抵抗意志。自那以后，这种办法就很少使用了。
从淮海战场的“没良心炮”到上海战场的坚决不使用大炮，解放军的建设完成了一个质的飞跃，这种飞跃是符合战争规律、符合政治规律、也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军队或者战争行为并不会单独地存在于战场之中，它永远是政治活动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只有理解了政治的需要才有可能正确地评判军事行为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今天，我们是否应该尊重战争法制体系的要求、是否应该把“化装偷袭”作为军队的常规手段、是否应该大力宣传“飞雷”的奇妙功效，甚至是否应该鼓励“无限战”的天才思想，都应当放在国际政治的框架内来通盘考虑。
其实，所谓的“襄公之仁”，并不是只用一句“迂腐”就可以概括的。
爆炸刚刚平息，解放军就冲进了村子。
究竟是谁最先突破杨围子的内线防御，现在的资料众说纷纭，各种回忆录或者人物传记都说是自己的部队打下了14军军部，马甲我也弄不清哪一个讲的更加准确一些。但实际上，中野司令部在战斗结束之后只表彰了两支队伍，一个是4纵10旅28团第5连（洛阳英雄连）、一个是13旅38团第1营（钢铁营），而这两队人马其实本是一路，都是从村子西面突进来的，那里也恰好是14军军部的所在地。
在蔡智诚的印象中，西面的防线最先被共军突破。当时他正趴在地上吐得晕头转向，身边突然就出现了一队解放军，全是从14军军部那边冲过来的。几个小兵比比划划的说了些什么，蔡智诚一点听也不清，而人家大概觉得这小子满脸鼻涕眼泪、既没有武器也没有战斗力，并且还又聋又傻的不象是个当官的材料，于是就接着朝东边跑去了。那时候，255团的阵地上还有人在进行抵抗，蔡智诚虽然听不见枪炮的声音，却可以看见爆炸的闪光和子弹打在泥土上溅起的尘烟。
西边被占领了，东边和北边正在交火，如果不想送命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等着当俘虏。蔡智诚忽然想起应该把自己的证件、手表、钞票和金条赶紧都埋进土里，因为这些东西是会暴露军官身份的，在当时，国民党的宣传是共军只优待贫苦的士兵，抓住军官统统砍头，把脑袋插在木棍上，就象处理张辉瓒一样。
伸手在衣兜里一阵乱摸，七掏八掏的就发现了一张《福尔摩斯》的借记卡，上面还盖着宿县职校的大印，那本小说早已经不知道丢到什么地方去了，可这张小纸片却鬼使神差地被揣进了口袋里。这东西突然给了蔡智诚一个绝妙的启发——早在豫东战役的初期，他就听说共军对学生的态度十分宽容，不仅不杀不关不刁难，而且还允许他们穿越封锁线到国统区去。现在，如果自己可以装成学生和彭晋贤老师混在一起，说不定就能够打着田野调查的旗号溜之大吉！
可是，当蔡智诚回到那片洼地的时候，却发现彭晋贤先生已经死了。他侧卧在一辆卡车的旁边，裤子掉了、大衣飞了，脑袋上有个大洞，很显然，这老头终究还是忍不住从隐蔽的地方跑了出来，结果就被爆炸的冲击波掀翻、一头撞到了汽车的铁架子上……事已至此，蔡智诚只好独自伪装下去，他脱掉身上的军服，换上彭先生的羊皮袄，然后就坐在地上等候收容——从现在开始，他准备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按照何玉林说的那样，“想尽办法活下去”。
1948年12月11日的下午6时许，杨围子战斗终于结束了。
12月12日中午，蔡智诚在战场东北十来公里远的忠义集接受解放军的审查。这里是中野9纵的一个转运站，杨围子战斗后，被俘虏的国民党官兵全都交给9纵进行处理，蔡智诚也就和大家一起被押送到了这个地方。
“忠义集”这个地名今天已经不存在了，这一带如今属于宿州市的埇桥区，位置大概在蕲县镇的白庵村附近。但事实上，忠义集过去是浍河南岸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古镇，秦代以前叫大泽，当年曾经有人在这里乱喊“大楚兴，陈胜王”，结果招来了楚霸王项羽；汉代以后改叫蕲城，刘邦讨伐淮南王英布的时候把这里当作了大本营。淮海战役期间，第10军和14军在浍河两岸与中野部队激烈交火（熊绶春就是因为在这一带吃了败仗被撤职的），双方打过来打过去，没过几天就把忠义集打平了。蔡智诚在这里的时候，集镇上连一栋完好的建筑也没有，老百姓也全都跑光了，从前线下来的俘虏和伤兵只好睡在废墟上。
说到伤兵，战斗结束过后，战场上双方的负伤人员自然全都要往下抬，但两者之间的待遇却是不可能一样的。解放军的伤员送到忠义集以后要进行分选，受轻伤的留下来、重伤号则经过紧急处置之后再转送到后方的大医院去，而对国民党的伤兵则不必这么麻烦，来到忠义集就算是到了站。
战败方的伤兵通常都不敢哭，缺胳膊断腿的都咬牙忍着，实在熬不过了就破口大骂，骂长官骂部队或者骂国民党蒋介石，这一方面是因为心里确实有怨恨，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怕由于受伤被共军给枪毙了。当然也有一些伤兵显得啥也不在乎，他们或者一个劲地呕吐、或者从早到晚的不吃不喝只睡觉，蔡智诚还看见一个家伙坐在地上猛摇头、卡住他的脖子都停不下来，这些人的脑袋都被震坏了。
寒冬腊月，躺在露天里的伤兵特别容易死掉。死掉了就埋，当时忠义集的周围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坟墓，里面大多是国民党的兵。
11号的晚上，蔡智诚是和俘虏兵呆在一起的。从其他人的口中，他得知14军的前任参谋长梁岱举手投降、代理参谋长詹璧陶受伤被俘，85师代理师长吴宗远和254、255团的两个团长都被共军活捉，而熊绶春则已经阵亡了。
说起来，熊绶春临死的时候只是个被撤职查办的罪人，但是当他死掉了以后，国共双方好象立刻就忽视了这个情节，大家全都煞有其事把他当作大权在握的14军军长。这一边说他即将醒悟、正准备和参谋长一起领导起义，那一边说他英勇神武意志坚定、决定追授他为陆军上将。这么看来，老熊这个人带兵打仗的水平虽然很一般，但最后的阵亡却是够漂亮的。
关于熊绶春死亡的原因，目前有多种说法。
其一是解放军方面的记载，认为他是被击毙的。自称击毙他的部队也不少，个个说得有名有姓，而且时间越长、冒出来的功臣也就越多，让人莫衷一是。但不管怎么样，“击毙熊绶春”这样的事迹肯定是要记大功的，至少在1950以前，能够在军功簿上明确记录这项功劳的人物只有两个，一位是4纵10旅28团5连的副班长杨传任，一位是13旅38团1营的营长张英才；
第二种说法则来自国民党，主张熊军长是自杀的，并且他用的是什么枪，打得是什么部位，讲得有鼻子有眼，可就是没有人知道他是什么时候采取的自裁行动；
不过，有个人却知道熊绶春的死亡时间，那就是14军的参谋长梁岱。梁参谋长当时也是个被撤职查办的倒霉蛋，所以和熊绶春住在同一个地洞里，按照他的说法，熊军长是在共军进行炮击的时候突然跑了出去，然后就被炮弹给炸死了……梁岱少将愿意这么讲，自然有他的理由，只是这样却让熊绶春显得有点蠢，好象这位黄埔军校的熊中将和宿县职校的彭先生是同一个水平，都不懂得如何躲炸弹似的。而且他也没有能够解释，为什么他们两个没有跟着军部一起突围？
于是就有了另外一种观点，说熊绶春和梁岱两人当时正准备组织起义，连计划都拟好了，只是还没来得及下命令……这其实并不大可能。熊绶春是江西人，梁岱则是粤军出身，他们到第14军任职的时间都不长，不象谷炳奎等人是从当连长时就从这支部队混起的，所以别说是熊、梁已经被撤职，即便是他们正掌权的时候也很难把这帮尽是湖南人、贵州人的队伍带出去搞起义。
如果按照马甲我的推测，熊、梁二人不参加军部的突围或许是故意的，只不过梁岱留下来是打算投降、而熊绶春却是准备等死。至于熊绶春是被炮弹炸死的、长枪打死的、还是用左轮自尽的，谁也说不清楚。最简单的办法当然是把老熊的尸体刨出来看一下，但这个办法却已经行不通，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江淮地区大搞防治血吸虫，到处都在进行挖新坑填旧坑的“送瘟神”运动，结果邱清泉的坟墓被挖成了池塘、熊绶春的坟墓干脆不见了踪影，所以这件事的“真相”究竟如何，正好可以随便我们大家乱猜。想一想，这倒也不错，挺有意思的。
不过，蔡智诚中校大概不会觉得这些事情里面会有什么趣味。
当时，他穿着彭先生的大衣、混在一帮军服中间冒充“披着羊皮的狼”，正战战兢兢地等待着接受共军的审查呢。
杨围子战斗结束后，蔡智诚被送到了忠义集。虽然很不愿意做出举手投降的动作，但此时的他已经完全没有了几个月前的那种“党国文天祥”的气概，所以也只得乖乖地听从命令、在解放军的指挥下走向了集结的地点。
忠义集的路口摆着几个大木盆、木盆里边有毛巾，蓬头垢面的俘虏都必须在这个地方进行“卫生清理”——也就是在卫兵的监视下洗一洗脸、并且解开自己的衣服拍打一番——这个举措当然具有勘验身份、检查随身物品的功能，但经过了如此这般的折腾，原本萎靡不振的人们也确实显得精神了许多。
洗去了脸上的尘土，袒露出来的不仅是清晰的五官，眉眼之间的几分羞涩也就同时显现了出来。世界上大概不会有哪个军人会对缴枪投降的行为觉得毫无愧疚，即便国民党兵也是一样。“清洁”过后的俘虏们面面相觑，一边尴尬地笑着，一边为自己的落魄下场寻找着理由。
“共军的炮火太猛了，从没见过这样的”
“那是，上午几万发炮弹、下午几万斤炸药，这个仗根本没办法打。我们那个班，还没有等到正规交手就被干光了，只剩下我一个……”
“再坚固的工事也不管用，十几天的辛苦全都是白费。我们的碉堡和战壕一下子就垮了，人被震得象喝醉了一样，共军冲过来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