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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两家的一日三餐全要依靠饭馆，清洁卫生工作也统统交给了女佣。
在那些天里，蔡智诚享受到了多年未曾有过的家庭生活。他每天跟着邱家夫妇下饭馆，不是在大来饭店啃德国猪蹄、就是在杏花楼上吃广东烧鸡，然后就陪着老婆去逛“世界花园”。上海的高楼实在是多，里面设有这个“世界”那个“花园”，蔡家的“蛋蛋”爬过了七层的先施大厦又去爬二十四层的国际饭店，站在了望台上大呼小叫：“哎呀哎呀哎呀呀，街上的行人象蚂蚁！”
那时候，上海的居民确实就象是蚂蚁一样。三大战役期间，大批的人流从北方各地涌进上海，使这座城市的人口暴增了好几倍。流亡者的身份各异，有官有兵、有富有穷、有商人也有农民；各自境况也不同，有的阍阍噩噩随遇而安，有的咬牙切齿等待复仇，有的上下钻营谋求东山再起，有的心灰意冷准备借道跑路……然而，更多的则是被战争的浪潮席卷而来的难民，他们倾家荡产、囊中空空、妻离子散、无所适从。街头巷尾，随处可见走投无路的北方人，手里举着过去的嘉奖令、胸前挂着求助的哀告牌；车站码头贴满了“寻父”、“寻夫”、“寻子”的纸条，内容无一例外都是“某人，某年某月在某部队从军，某时某刻在某地方失踪，有知悉者请告知下落”……
在这号称“东方巴黎”的城市，每个角落都挤满了惶恐无助的人群，他们有的在求一份果腹的饭食、有的在找一片栖身的场所。那时候，上海市的“违规建筑”已经密集到见缝插针的地步，可住房依然是供不应求。“宝康里”原本是一处中西合璧、两层楼高的石库门，现在却已经不知道变成了什么结构——房顶加了又加、楼面扩了又扩，天井和客堂全都改成了卧室，甚至连楼梯上也架起了床铺，蔡智诚进出房门的时候都要在别人的被褥或者马桶之间穿行，就象滑稽戏《七十二家房客》里演的一样。
但无论如何，能在房檐底下拥有一块栖身的床板都还算是幸运的，因为有许多的“Empty cents”（瘪三）不得不露宿街头。虽然地处南方，但一月的上海依然十分寒冷，身无分文的人们被冻得受不了，只好在夜里故意打架，用违犯“戒严法”的方式让警察把自己关起来。男人可以在牢房里躲避凛冽的寒风，女人和儿童就无计可施。霞飞路上有座法国人办的育婴堂，接受弃儿的大抽屉（那抽屉是装在墙上的，在外面一拉抽斗就露出来、再一推抽斗就进屋里了）每天都放满了婴儿，到最后连墙脚下都摆着孩子。
弃儿太多了，育婴堂应付不过来，修女们只好出告示招募奶妈，并且呼吁有善心的教徒们主动帮忙。蔡智诚的妻子也跑去当志愿者，忙活了一天还十分兴奋，回来说是有几十个人做了义务保姆、另有一百多人应聘奶妈。
“怎么会有那么多奶妈？”蔡智诚觉得很纳闷。
“傻瓜，那些人其实就是弃婴的母亲，把孩子丢掉了又舍不得，所以再来育婴堂当奶妈。这样虽然孩子不属于自己了，但至少不至于死在街头，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给你说，育婴堂里有好几百个婴儿，每天换四次尿片，那布条子挂得铺天盖地，啊呀，比万国旗还要复杂！”
“你又不会做家务，能在那里能洗尿片么？”蔡智诚十分怀疑妻子当保姆的本领。
“我才不做那种事，我请了一个苏州娘姨，一天给她一块钱”
“哈！这种事要自己动手才有诚心，请人帮忙，功德减半”
“……”，陈丽君顿时若有所悟。第二天一早，她就带上两位娘姨出发了。
一月份的最后一天，解放军接管了北平。
共产党并没有象他们所说的那样把“头等战犯”傅作义抓起来法办，而是态度客气的礼遇有加，这就给了其他战犯们极大的希望。南京上海纷纷传言：“美国人和苏联人出面说话了，共产党收敛多了！”，“老蒋帮杜威搞竞选，得罪了杜鲁门，现在换了李宗仁当总统，｜Qī…shu…ωang｜美国人还是要照看国民政府的……”，一时间，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立刻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他的每一个手势和每一个微笑似乎都成了时局前景的风向标。
然而，这个梦呓般的幻想很快就破灭了。2月5日，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撤退到上海，他们放弃了青岛，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不会为了国民党的利益和共产党进行抗争。于是，南京政坛的最后一点底气终于彻底丧尽，同一天，国民政府宣布将“行政院”迁往广州。消息传来，上海的市面顿时崩溃，物价在当天暴涨十倍，混乱的人群如潮水一般的涌向机场和码头，人们哀告着、哭嚎着、疯狂地抛撒着钞票，千方百计地寻找任何一个远洋的座位，绝望地乞求尽快离开上海、离开这个即将成为战场的“东方巴黎”。
那一天，蔡智诚的情绪也十分低落，他没有去公司上班，也没有出门闲逛，而是躲在屋里和邱秉敏一起喝闷酒。
“餐厅”是两家共用的，所谓客厅、书房或者小孩的活动室也都是这一间。邱秉敏的女儿当时还在上小学，大人喝酒的时候她就在旁边念书——
刀兵动，战事起，
报道齐国打鲁国，鲁国人人都着急，
派遣乡兵去抵御，孩子汪踦也出力，
打退敌人回来时，点名不见小汪踦，
原来已经阵亡了，真是可敬又可惜……
这是根据《礼记 檀公篇》改编的课文，说的是孔子赞誉童子汪踦“执干戈以卫社稷”的故事，放在小学语文课本里原本还是很不错的，但蔡智诚这时却实在听不下去，他对小女孩说：“爱伦，别念这个了，换一本吧”。
换一本就换一本，邱爱伦又捧起了另一本书——
可爱的中华，我同胞的家，
人口众多，土地广大，
气候最适宜，物产冠东亚，
有世界最长久的历史，有世界最发达的文化
……
“别念了！”醉意朦胧的蔡智诚一把夺过课本，发现这《小学常识》其实就是儿童地理手册，每一页都有一个省的地图，旁边再用诗歌介绍相应的情况。他歇斯底里地扯掉了东北各省的地图、扯掉了北平、扯掉了河北、山东、河南、江苏……
“这个已经没有啦！不用念啦……这个也没有啦！不用念啦……”，他一面痛哭着，一面举着被他撕得支离破碎的课本，指着残留的几页问邱秉敏：“请你告诉我，剩下的这些还要念吗？南京还要念吗？上海还要念吗？你们广东要念吗？我们贵州还要念吗……告诉我，谁能告诉我啊？！”
邱秉敏哭了起来，两家的女人哭了起来，就连被吓得手足无措的邱爱伦也惊恐地大哭起来。
陈丽君搂着这梨花带雨般的小姑娘，一边替她擦去脸上的泪水、一边怜惜地安慰着她——在那时，在场的人们哪里能够想到，这位漂亮伶俐的混血女孩会在八年之后嫁给了蒋纬国，成为名动一时的“台湾王妃”。
在那个时候，蔡智诚完全不清楚未来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党国”的命运又终将如何，他只知道自己即将要告别故土、去往海峡另一端的陌生的高雄，至于今后是能留在台湾当“岛民”，还是要流落海外做“白华”，一切都只有听天由命。
在那些日子里，蔡智诚整天借酒浇愁。他坐等着台湾方面给他来电报，可一直等到2月中旬，俞季虞的电报没有来、却传来了一个令人意外的消息：蒋经国太子的得力干将俞季虞先生在轮船事故中被淹死了，尸骨无存！
——这下子，蔡智诚去高雄做官的计划只好就此泡汤。
1949年1月27日夜间，中联公司的两千吨级“太平号”客轮与建新公司的两千吨级“建元号”货轮在浙江舟山水域相撞后沉没，除41人获救外，其余近千人遇难。蔡智诚虽然在事发的第二天就听说了这个不幸的消息，但直到2月中旬才知道俞季虞也在那条太平轮上。
俞季虞死了，“高雄计划”就此泡汤，而谷正纲也恰好在这个时候跑到奉化陪蒋介石去了。当联络员的与“上线”失去了联系，前途顿时一片迷茫。
蔡智诚当时的职务类似于上海市社会局的“特派专员”，但社会局的名册上并没有这个官衔。他在中纺公司既没有部下也没有办公室，公司里每个月发给他四百块大洋的“车马费”，说穿了就是私底下的贿赂，拜托他不要无事生非、少给大家添麻烦——这样的差事临时干一干还算不错，但长期做下去就不行了。且不论人家中纺公司愿不愿意，就是这上海的局面还能够维持多久都很难说，所以蔡智诚只好另寻出路，又开始琢磨着是不是溜回贵州去算了。
不过，陈丽君的日子倒安排得十分充实，她每天去育婴堂转两圈，表示过爱心之后就拎着个布袋子满世界的采购大米。当时上海市场的稻米分为好多类，有常熟的糙米、太仓的白米和泰国的暹罗米，其中泰国米是用机器烘焙过的，比较干燥耐储存，所以陈丽君就专门搜集这种进口物资，今天一袋明天一包，堆得床铺底下尽是粮食，再过几年也吃不完。
当时，市面上物价飞涨，金圆券贬值得很厉害。一百斤上等白米在48年“8、19”（金圆券发行日）时的价格是十五块钱，49年1月一百五，2月涨到一千五、3月涨到一万二（到上海解放时的5月底涨成一亿七千万）；40码一匹的“龙头细布”（纺织企业用它发工资，是比较重要的流通物），“8、19”的价格为三十块钱，49年1月三百二，2月涨到两千、3月份一万五（到解放时涨成一亿二千万）……上海的市民原本是比较爱逛交易所的，但这时候的黄金只涨不跌，无从下手；股票只跌不涨，毫无指望；期货市场空空如也，只好关张，于是所有的人都跑到商店里疯狂采购，拼命囤积物资。
市面上的任何东西都抢手，人人都在搞收藏，有囤粮食的、囤药品的、囤棉纱的、也有囤白报纸的，“宝康里”的二房东专门收购钢材，铁丝也要、铁钉也要，到后来连床板都拆了，全家都睡在铁皮上。更多的人则是见东西就收，火柴要收、纽扣要收，油盐酱醋更要收，甚至连冥器店里的花圈也被收光了，老板卖棺材的时候都要先去顾客的家里瞧一瞧，看看到底真的有死人没有。
金圆券崩溃的根源当然是货币发行过滥、经济体制垮台，但按照蔡智诚的观点，这种状况的出现也与当时的军事政治形势有着很大的关系。一方面，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丢失了大片的领土，东北、华北和华中的工业基地和农村税源全部落入了共产党的手中，财政收入急剧减少，而与此同时，北方的难民大量涌进南方城市，原本在“全国范围”发行的金圆券也全部聚往日益萎缩的国统区，此消彼长，政府调节金融收支的能力大大降低。另一方面，战场上的失利造成了老百姓的心理恐慌，政客间的内讧和争权夺利更使得民众丧失了信心，国民对政府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货币也就失去了储蓄的功能，于是，任何人都不愿意让钞票“砸”在自己手里，所有的金圆券全部上市流通，这就给原本就濒临破产的经济环境造成了致命打击。
在蔡智诚的印象中，49年的这场金融灾难是从2月份开始进入高潮的，那时候正值平津解放、李宗仁上台，国民党财团不支持桂系、共产党方面也不给李宗仁面子，新一届政府又没有表现出政治和军事上的过人之处，经济崩溃也就成了理所当然。但49年的这场灾难和44年、45年的有所不同，抗战后期的市场混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物资匮乏，那时候用法币买不到的东西、用银圆同样也买不到，而49年初的社会物资总量却并不算很少，只是都被囤积了起来，老百姓宁愿以货易货也不相信钞票，市场上的价格暴涨也仅仅是针对金圆券而言，如果用银圆购买大米或者布匹，比起48年不但没有涨价反而还降价了。
那时候，商铺和饭馆既想囤积货物又不能不做生意，所以对顾客十分挑剔，倘若抱着金圆券进馆子，老板只肯卖一碗饭，如果把袁大头拍在桌面上，鸡鸭鱼肉立刻就端了上来。最倒霉的是那些放高利贷的，缺德人遇上了更缺德的社会，两下子就被整破产了，真是恶有恶报。
蔡智诚的薪水是现大洋，市面风波对他的影响不大，但事实上，能够象他这样“潇洒”的人物毕竟是少数，有更多的百姓在这场金融灾难中饱受痛苦。普通市民除了以货易货之外就难以维持生计，大批的学生、教师和基层工薪人员沦为饥民，最不幸的还是那些从外乡来的逃亡者，颠沛流离、无依无靠，腰包里揣着的全都是废纸，那才是真的叫天不应、叫地不灵。
1949年3月，南京李宗仁政府终于派出了“和平商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张治中（解放后任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