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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情不自禁地回头眺望对岸举着灯笼、火把为红军送行的群众，心里涌起一阵阵恍然若失的惆怅、难分难舍的离情与暖融融的感觉相交织的情绪。
队伍又开始缓缓移动了。罗瑞卿挺了挺腰板，又迈步向前。他回头招呼了小陈一下：“小陈，跟上。”
“是，罗局长。”
警卫员陈德先轻轻地应一声，紧紧跟在罗瑞卿的身后。他望着罗局长高大宽阔的背影，觉得罗局长今天好严肃哟。往日的罗局长是那么和蔼、平易啊。他一边缓缓移步，一边想着心思，一件往事浮现在脑际。
那是几个月前的一天。
陈德先调到一军团保卫局在罗瑞卿身边当警卫员以来，一直有一件事埋在心里，总有一种不吐不快的感觉。但是，他又怕像刚参军时那样，因为在一次战斗后同别人议论部队伤亡，被视为动摇军心，结果被打成“AB团”分子，关入牢房。是有人出面作保，说他年龄小才被释放。那次经历，使他一直心有余悸。来一军团保卫局后，他发现这里没有与他先前所在的部队一样的那种人人自危的清除“AB团”的气氛，不仅政治气氛远没有那样紧张，而且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也极为融洽。生活了一段时间，他的紧张情绪渐渐放松了，消除了。在想了好几个晚上后，他在那天早饭后向罗局长的办公室走去。
走到门前，手已经扶在门上了，又缩回来。想到罗局长对他的关怀，想到罗局长说话时那张温和的笑脸，他又抬起手来，轻轻地推开了门。
罗局长正在读书，听到门响，抬起了头，温和的目光落在小陈的脸上：“有什么事吗？”
“罗局长……我向您报告一件事……前不久，我母亲想叫我回家……”
“回家做什么？”罗局长合上书，扭身朝着小陈。
“她……她叫我不要当兵了，把枪留下，一个人回去……我……我没有听她的话。”
“你做得对嘛！革命很坚决嘛！”罗局长一边说着，一边把小陈拉到床边，按他坐下，放低声音又说：“你母亲要你回家是要你开小差哟！”
“她让我开小差，那是反革命，我不干。”
小陈赶紧说。
罗局长微微一笑，摇摇头：“哦，不能这么讲，凡是父母都想自己的孩子在跟前。你只能说她思想不进步，不能说她是反革命。再说，你又没有那样做，就是做了，也不能说她是反革命啊！”
“我当时不敢给你讲，怕再成了‘AB团’，反革命，被抓起来，关禁闭……”小陈不好意思起来，眼睛盯着脚尖。
罗局长拍拍他的肩膀：“唉，你，小孩子不懂。那是肃反扩大化，乱抓乱杀，是错误的。今后，你还怕么？”
又一阵秋风掠过桥面，小陈从往事中惊醒，他险些要踩到罗局长的脚后跟了。那天他是轻快地走出罗局长的办公室的。可今天晚上，这气氛，严肃而沉重，他仿佛听到罗局长又吐了一口长气。
红一军团直到午夜才全部过桥。后来他们才知道这是要撤离根据地，要进行一次跨越十一个省的万里长征。
1934年12月1 日。湘江血战的第五天（最后一天）。
凌晨3 点，一封保证执行命令的电报发到一、三军团。
聂荣臻在后来回忆说：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则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迟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截断。我一、三军团长首长及其政治部，应连夜派遣政工人员，分入到各连队去进行战斗鼓动。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
胜负关系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全部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打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保证军委一号一时半作战命令全部实现，打退敌人占领的地方，消灭敌人进攻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从接到电报到清晨，所有一线部队都在按照要求准备战斗。为了贯彻凌晨3 时中央局、军委、总政的电报指令，军团保卫局的红色政工人员，已组成了“执行小组”作临阵“督战”之用。当时任一师四团团长的耿飚同志在其回忆录中记下了这凝重的一幕：12月1 日早晨是个清冷的早晨，银霜遍地，寒风料峭。我的疟疾刚刚发作过去，正披着一床毯子在各连阵地上检查工事，敌人的进攻就开始了。先是敌机轰炸，继而集团进攻。开始，敌人猛攻一师三团阵地，没有得手；便转而进攻一、二师结合部。这里是我们团与一师的边界，有一条弯曲的干涸河沟，不易发扬火力，终于被敌人攻进四五里地。正当我与李英华参谋长在组织突击队，准备向入侵之敌反击时，军团保卫局长罗瑞卿同志到阵地上来了。
因为结合部被敌突破，我们赖以依托的白沙河防线就有随时被攻进的危险。……当我看到罗瑞卿局长提着驳壳枪，带领着执行小组向我们走来时，心里不由一悸：糟！
那时“左”倾路线还占统治地位，谁在作战时弯一下腰，也要彼认为是“动摇”而受到审查，轻则撤职，重则杀头，这是照援外国“经验”的恶果。在战场上，尤其是战斗失利的时候，保卫局长找上门来，大半是不妙的。
果然，罗瑞卿同志来到我面前，用驳壳枪点着我的脑袋，大声问：“西城，格老子怎①见《聂荣臻回忆录》第223 页。
么搞的？为什么丢了阵地？说！“
“西城”是四团代号。罗瑞卿同志当时腮部有一伤口，是二次反“围剿”时在观音岩负的伤，由于愈合不好，加上他那严厉的神情，真有点“咬牙切齿”的样子。
我说：“你看嘛，全团伤亡过半，政委负伤，我这当团长的已经拼开了刺刀，敌人兵力处于绝对优势，一个团抵挡十多面的正面，结合部的失守，也是战士全部牺牲后才发生的。”
李英华同志赶紧报告：“我们正在组织突击队，一定要夺回来。”
罗瑞卿同志缓和下来，说：“四团不应该有这样的事嘛。”
他用了信任的语调，我们才松了一口气，立即组织突击队出击。罗瑞卿同志为了缓和刚才的紧张气氛，给我一支烟，并说：“指挥战斗不要披着毯子，像什么样子嘛。”
警卫员杨力与他是熟人，赶紧把他拉到一边，诚恳地说：“罗局长，您弄错了。我们团长正在打摆子，是我给他披上的。”
罗瑞卿同志这才真正后悔了。他与我温和地谈了一会，告诉我：“红星”纵队刚刚渡过一半，阻击部队务必顶到12时以后才能保证大部队完全渡过。
我直言不讳地说：“每分钟都得用血换啊。”
他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自语了一句：“格老子！打！”就匆匆走了。临走对杨力说：“过了江，到‘戴胡子”那里给你们团长要点药来。“
事后，我才知道罗瑞卿同志冒着火到我们阵地上来的原因。原来，那股冲进来的敌人，竞迂回到一军团军团长指挥部来了，当时林彪、聂荣臻、左权等指挥负正在吃早饭，开始还以为是我们自己的部队，等辨认清楚后，已经火烧眉毛了。差一点让他们连二师政治部同时抄了。
……直到接近正午时分，中央纵队才渡过湘江。罗瑞卿走在湘江渡口大路上，看到到处是中央纵队丢弃的印刷机、炮架、兵工厂的机器零件，一摞一摞的纸张，他的心里一阵阵憋闷：“格老子，这仗是怎么打的？这样下去，怎么行呢？”
他弯腰拾起一张敌人丢下的传单，只见上面写着：“我们奉总司令的命令等你们好久了，请你们快来！来！来！来！来进我们安排好了的天罗地网。”
他扫了一眼传单，上面已经重叠了几个红军战士的脚印。他的嘴角溢出一丝轻蔑的笑意，将传单扔在地上。但他再看看疲惫不堪、衣装不整的队伍时，心里的憋闷变成了疑虑。他回想起第五次反“围剿”以前的各次战斗胜利，隐隐感到一种不安：这样的被动，不惜血本的硬拼方法已经使部队损失了不少力量，有的在战斗中牺牲了，有的被整团整营打散了……
凭他的经验和对指战员们情绪的观察，他觉得这是中央在指挥上失误造成的。早就听说那个李德的指挥总是黄昏出发，拂晓到达，有时机关枪、迫击炮放在哪个山头，他都要规定，明明一个晚上走不到的路，他硬要你走；明明打不胜的仗，他硬要你打。听说他指挥凭的就是一支红蓝铅笔，一张地图，一把米尺。毛主席也没有管军事了……他咬了咬牙，摸摸正在发炎的腮部伤口，迈着沉重的脚步，汇入匆匆行进的队伍。
1935年1 月9 日。黔北重镇遵义。
正是隆冬季节，天气干冷异常。但遵义城头红旗高高飘扬，街道两旁挤满了面带喜色、兴高采烈的群众。他们扶老携幼，敲锣打鼓，鸣放“火炮”，手挥小旗，高呼口号。鱼贯而入的红军战士精神抖擞，面含微笑，不时地向群众点头，挥手，彼此像是久别重逢一般。全城洋溢着欢乐、喜庆的气氛。
今天是什么日子使人们如此高兴呢？哦，今天是红军中央纵队入城的日子，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博古等中央领导都随军委纵队入城了。
居民终于摆脱了黔军的压榨和骚扰，怎能不感到轻松呢？红军离开苏区三月以来，第一次攻下一座城市，而且是一座比较富庶的城市，十多万追敌已被扔在乌江以南或以东地区，备尝艰苦的战士们怎不感到高兴呢？
第二天清早，罗瑞卿刚起床，聂荣臻政委便派人把他找去了。
“有么事？”罗瑞卿问来人。
“政委说去了告诉你。”
罗瑞卿跟着来人急匆匆地来到聂政委的住处。一进门，他就问：“什么任务？政委。”
聂政委从推开的军用地图上抬起头来，向罗瑞卿招招手：“过来说。”
罗瑞卿快步走到桌前，聂政委把手指停在图上的遵义城北桐梓一带。
“你看，”聂政委用手指按了按图上的“桐梓”两个字：“在这里，有一股土匪武装，头子号称‘一杆枪’，他们仗着王家烈和当地的地主势力，占据仙女洞，无恶不作，民愤很大，要想办法消灭他们，扫除我军北上之路的障碍。”
聂政委说完，抬起手有力地一挥，目光落在罗瑞卿的脸上。
罗瑞卿有力地点了点头：“我带保卫局的同志们去，保证消灭他们！”
“好。这又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啊！”
聂政委紧紧地握住罗瑞卿的手，摇了几摇。
罗瑞卿走在洒满晨光的街上，见大街小巷，到处张贴着红军的革命布告：《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三、五成群的居民围在一起，有的读布告，有的在读红军散发的革命传单。走到一家粮店前，他发现许多人正围着读一首写在门板上的歌谣：红军到，千人笑，绅粮叫；白军到，千人叫，绅粮笑。
要是千人天天笑，白军不到红军到。
要使绅粮天天叫，白军弟兄拖枪炮，拖了枪炮回头跑，打倒军阀妙妙妙。人们读了一遍又一遍，有说有笑。
罗瑞卿觉得，这正说出了老百姓的心里话呀。他不敢稍停，快步走回保卫局，向大家交代了任务，便带领这支几十人的队伍，悄悄地出了遵义北门，爬上山道，在向导的带领下向桐梓进发了。
穿山越岭，这支精悍的队伍很快到达了指定地点。一进村，罗瑞卿就派战士找来了十几个老乡。老乡们一听说要打“一杆枪”，个个都十分高兴，七嘴八舌地开了腔。“‘一杆枪’这家伙不死，就没有咱穷人的活路了。”
“‘一杆枪’可厉害了，百发百中……”
“问问这里的人，谁家没遭过这伙土匪的欺负？有的给他抢过，有的被他打过，我爹就是他当活靶子打死的……”“这是我的五岁儿子的血衣，你们要替孩子报仇呀！”罗瑞卿默默地听着，怒火在他的胸中燃烧起来。但他强压住怒火，问身旁的一位老者：“老爹，‘一杆枪’现在在哪呢？”
“他跑了，进了‘仙女洞”，把他的全部财宝、粮食搬进去了。他还说：“只要我兄弟们住进仙女洞，红军就是变成鸟儿也休想飞过去。”
“这么厉害？”
“是啊，‘仙女洞’可是个易守难攻的地方，山洞在半山腰里，下面是直立的石壁，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
“那，他们怎么出入呢？”
“从半山腰崖缝处，有条小路通向洞口，但到洞口下就断了。过去人们出入，一定要有梯子。”
“哦……”
罗瑞卿沉吟片刻，一个念头闪过脑际，他又问在场的人：“再没有别的路可以进洞了？”
“唔，有一个，还是我那年采药时发现的。不过，路太难走了。”一个须髯银白的老者说。
“路再难走，我们也不怕，只要能消灭‘一杆枪’为乡亲们报仇就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