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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变爆发后，校长林彪、副校长刘伯承分别任一一五师和一二九师师长，率领部队奔赴抗日前线。罗瑞卿就挑起了抓抗大全面的日常工作的担子。建校之初，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了教育委员会，由毛泽东兼任主席。毛泽东为抗大制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学校开设了哲学、党的建设、中国革命史、马列主义基础和游击战术等课程。毛泽东、朱德、董必武、张闻天等都亲自到校授课。学校还拥有张如心、苏振华、杨兰、艾思奇、任白戈、高存信等一批优秀教学和领导骨干。抗大在发展壮大，一切工作都走上了正轨。开办几期以来，人数急剧增加。这是由于抗战爆发后，大批热血青年涌向延安，寻求救国真理。中央又决定创办陕北公学，接纳这批难得的人才，把他们培养成抗日的骨干。中央又要求抗大让出一部分校舍。抗大人也多啊。怎么办，罗瑞卿依然照创办红大的经验，带领学员们艰苦创业，开上凤凰山，自己打窑洞，建校址。他是把这作为学员必修课来看待。因为劳动本身，对从城市来的青年知识分子也是重要的课，是他们工农化的关键一步。“抗大抗大，越抗越大”。他面对抗大兴旺局面，常常这样对别人说，言语间流露出的是一种喜悦，也是一种自信和期望。
然而，今天晚上，却是一个不寻常的夜晚。毛泽东为了黄克功因为恋爱纠纷杀死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的事，已经来过好几次了。
毛泽东一边抽烟，一边踱步。
罗瑞卿坐在床上，心情十分复杂：“事情的经过已写进给主席的报告里了。刘茜与黄克功的恋爱关系，是刘茜人公学后期明确的。后来，刘茜嫌黄克功粗鲁、武断，提出脱离关系。
黄克功紧追不放，那天晚上，约刘茜到延河边上再谈谈，谈来谈去说不拢，黄克功就发怒开了枪。第二天女生一队发现刘茜一夜未归，派人四处寻找，最后在河边上发现了她的尸体，便报了案。黄克功开枪打人时，衣服上溅了血。警卫员在洗衣服时发现了这一点。当刘茜案件出来后，这个小战士就把他发现的情况向学校报告了。女生队长陶宛容同志也证实出事的当晚是黄克功把刘茜约出去的。组织上找黄克功谈话，他也很爽快的承认人是他打死的，说是本来讲好结婚了，她又变心不干了，说也说不拢，一气之下就开了枪。“
主席猛抽了一口烟，又轻轻地吐出来，又问罗瑞卿：“那么，大家的意见呢？还是莫衷一是？”
“是的，连日来，大家对这件事怎么处置议论纷纷。归纳起来，有两种基本看法：一是杀人者偿命，一是给黄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理由呢？”
主席停止了踱步，面向窗户站住了。
“持第一种意见的，大多是一些老同志，认为随意杀人，性质恶劣，而且杀的是投奔延安来的爱国青年，政治影响十分严重。不可因出身、战功、资历、职位来做为减罪理由。应依法制裁，不能徇情。持第二种意见的，大多是一些年轻同志，特别是外来的知识青年，他们崇拜黄克功，把他当成战斗功臣，年纪又轻，应当把他留下来，让他去冲锋陷阵，戴罪立功；有的甚至认为这是一般的桃色事件，处理处理就算了。”
“你们讨论的结果如何？”
“开始大家也是这两种意见，还有的同志指出，刘茜本身也有见异思迁的毛病。”
“那，你这个副校长的意见呢？”
“我认为，这件事要从法律和政治影响的角度去看待，要从黄克功同志的思想作风方面去挖根源。黄克功是一个曾经为革命立过功的人，但他之所以敢于随意开枪杀人，就是因为他自恃对革命有功，没有把法律放在眼里。
任何人都要服从法律，犯了法就应当受法律的制裁，而不应当有什么例外和特殊。况且，目前延安已成为全国的抗日堡垒，大批革命青年正源源不断地涌向这里。因此，不依法处理这件事，势必影响全国人民、尤其是广大爱国青年对我们党的看法。党委会上，大家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黄克功自恃有功，目无法纪，必须依法惩办，以此教育干部，教育人民。“
“嗯。”
毛泽东听完罗瑞卿的汇报，转过身来，纸烟的灰烬已经结了长长的一节，弯成了弧形，又抖落在地上。
夜已经很深了。
几天以后，中央批准了对黄克功依法枪决的报告。毛泽东在写给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的信中写到：雷经天同志：你的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的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的自己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年之戒。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律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
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以安慰与抚恤。
毛泽东一九三七年十月十日临刑前，罗瑞卿怀着惋惜的心情到狱中看望了黄克功，问黄还有什么事要交代并答应将来如有可能帮他照顾其亲属。黄对自己的行为十分后悔，表示认罪伏法。
当清凉山方向传来低沉的枪声时，罗瑞卿的心阵阵发痛……
抗大校园。
黄土高原的夏季，天气十分干热。
罗瑞卿正坐在一棵酸枣树下吃着早饭，校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党务科长李逸民、组织科长李志民相跟着急匆匆地赶来了。
罗瑞卿看见他们，放下碗筷，对张际春说：“拿来了？”
“在这里。”
张际春把一封信递给了罗瑞卿。
罗瑞卿展开信看起来，越看越生气。
信是一位新从白区来的女青年写给抗大政治部负责同志的，内容是说她报到那天，受到了一个队列科长的“热情”接待。那位科长看她热得满脸是汗，就打来水让她洗脸。洗脸时凑上来就跟她比胳膊，说什么“你这么白，我这么黑”之类，还伸手摸了人家一下。她初来乍到，也不敢说什么，就躲闪了一下。不想那队列科长越发胆大了。就又说了些乌七八糟的话。她报到后越想越气，认为抗大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就写信给校领导，要求处理这件事。云云。
罗瑞卿压着火气看完信，把信提起来在空中抖着说：“怎么搞的！我们抗大冒出这么个科长来？太不像话了！”
李逸民和李志民都不吭声，张际春只好讪讪地说：“你先吃饭吧。”
“不吃了，气也气饱了。”
罗瑞卿指着李逸民说：“你这个机关党委委员、党务科长，原则性跑哪里去了？竟然主张把信压下来，这件事不处理，校风怎么整肃？”
原来就在昨天，罗瑞卿已经把李逸民叫去训了一气。李逸民把张际春让他和李志民看信后因队列科长是熟人想把信压下来的事告诉了罗瑞卿，并且问罗校长是怎么知道的，罗瑞卿说：“我怎么就不知道？连这些都不知道，我们能管好抗大吗？”接着叫李逸民第二天把信带来，才让他离开。
①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1O —111 页。
罗瑞卿对李逸民发了一顿火后，对这三人说：“你们挂电话，把机关党委的成员都找来，就到我的窑洞来，马上开会处理这件事。”
不一会儿，委员们先后来了，唯独缺了那位队列科长。罗瑞卿严肃地对李逸民说：“去，把他找来，一定要找来，派人去找。他不到，我们就坐着等。”
等了片刻，队列科长骑着马慌忙赶来了。一进门，罗瑞卿就严肃地宣布：“现在开会。先做自我批评。”
队列科长面红耳赤，吭哧吭哧地做了一通检讨，大家也对他进行了帮助。
张际春、李逸民、李志民也做了自我检讨。罗瑞卿最后总结发言：“同志们，我们要吸取黄克功的教训。有人把这看成小事一桩，是错误的。这不仅仅是个违犯纪律的问题。当前，为了团结抗战，我们党在全国搞统一战线，对外来的青年，应当热忱欢迎，给他们照顾，使他们感到像回到家那么温暖。可是，如果行为不检点，就会在政治上造成很坏的影响，败坏我们抗大的声誉，损害我们党在群众中的影响。这难道能看成小事吗？”
由于队列科长承认错误的态度诚恳，在罗瑞卿的提议下，经过会议讨论，为了严肃党的纪律，决定给予撤职的行政处分。
1938年秋。凤凰山麓毛泽东住处。
今天早上的阳光正好，明亮、温暖；凉爽的风轻轻吹着。院子里一片静谧。
罗瑞卿怀里抱着一摞稿纸，正轻快地走向毛泽东办公的那间窑洞。
今天，罗瑞卿的心里，洋溢着充实与兴奋。自从被毛主席“抓”来的几个星期以来，他日夜不息地伏案疾书，按照主席定的中心思想，大致内容轮廓，结合自己带兵、管学校的经验体会，他细心地列提纲，写段落，斟酌字句。主席定的交稿期限就在这几天。这几个星期以来，他写作中遇到什么难点和疑问，就近请教主席。主席总是耐心地讲解，又透彻地点明问题的要害。
有时把小提纲的结构、标题和用词的准确度都提出设想。这几个星期挺苦啊，苦也值得。不但是为抗日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写成了一部教材稿，而且自己也在主席的指导下系统地总结了工作经验，学到了不少东西，在许多问题上豁然开朗起来。
窑洞的门开着。罗瑞卿轻轻地迈步进门，看到主席正在伏案批阅着什么。
罗瑞卿不由得停住了脚步，他知道主席的工作太忙了，于是改变了主意，不忍心再提出请他审阅书稿。
他轻轻地叫了一声：“主席。”
毛泽东闻声抬起头，一看是罗瑞卿，还捧了一摞书稿，就问道：“哦，大功告成了？”
同时示意让罗瑞卿坐下。
罗瑞卿点点头，把书稿放在主席书案的左手处。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开口说：“主席布置的这个任务，按时完成了。书稿已经过抗战问题研究委员会审阅。我想简单汇报一下内容要点，免得主席再费心审读阅，不知行不？”
“好啊，你这是替我着想的喽。说吧。”
“题目是您定的，这不用说了，内容分了八章：政治工作的任务，动员时的政治工作，政治教育与文化教育，巩固部队的政治工作，战时政治工作，对居民的政治工作，对敌军的政治工作，政治工作的组织问题。在全书中，贯穿了主席拟定的宗旨：为了帮助参加抗日的国民党军队克服其缺乏的政治工作、脱离人民、官民对立的弱点，促使其进步。写作中以总结我军优良经验为基础，是从抗日大局着眼的。……”
“哦，好啊。他们看过了，我也就省下这份心了。再则，我们也切磋过不少次，我相信你的书的质量。”
毛泽东微微点了下头，脸上洋溢着笑意。
“我还想请主席题个书名，好去付印。”
“行啊，你是辛辛苦苦，我是一蹴而就嘛。”
毛泽东说着，坐正身子拿起蘸满了墨的小狼毫笔，刷刷刷，在书稿的封页上写下了十个苍健的草字：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
“主席的字真好！”罗瑞卿由衷地赞道。
“我好也是锦上添了朵小花罢了。不过，这下恩来会更高兴，他提的这个建议在你手里变成现实了。我再给解放出版社写封信，让他们出这部书……
就不知老蒋会不会买这个帐哟。“
主席说完，与罗瑞卿相视而笑。
不久，邹韬奋等主持的生活书店在国统区也出版了这本书。生活书店还辗转送来一些稿费。此时，罗瑞卿接到了姨母从南充写来的一封信，信中说了她生活困难的情况。罗瑞卿的这位姨母同他的母亲感情很好，而且早年守寡。罗瑞卿就从稿费中抽出100 元寄给了她，并让她酌情分给亲属。剩下的稿费，他还给警卫员陈德先等人买了球鞋和钢笔等用品。
第七章战敌后反“扫荡”太行美名扬1939年7 月10日清晨。延安飞机场。
天空中飘落着绵绵细雨，空气湿润而清新，延河边上杨柳依依，宝塔在雨雾中挺立着，肃穆而庄严。机场上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