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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其实是一根打人的棍子。林彪、‘四人帮’阶级斗争为纲不离口，就是为了打人。……军队还可以‘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为纲，把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作为当前的首要任务。如果说阶级斗争，这也可以说是阶级斗争的具体表现。有人如果要挑刺儿也挑不出来。”
文件起草工作于20日结束， 12 月12日至31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全体会议。会议总结了深入揭批“四人帮”的经验，讨论确定了加强军队建设，准备打仗的方针和任务，提出了全军的十项战斗任务，即（一）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二）贯彻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做好作战准备；（三）整顿领导班子，加强干部队伍的建设；（四）加强党的建设，充分发挥政治工作的威力；（五）把教育训练提到战略地位，加强军事科学研究，提高我军军政素质；（六）大力抓好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和军工生产，加强装备现代化；（七）继续搞好精减整编，改革兵役制度；（八）坚持勤俭建军的方针，加强后勤战备的建设；（九）坚持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加强民兵建设；（十）恢复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会议通过了九个决定、条例，即《关于加强部队教育训练的决定》、《关于办好军队院校的决定》、《关于加强军队组织纪律性的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守国家军事机密条例》、《关于加速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的决定》、《关于军队编制体制的调整方案》、《关于兵役制问题的决定（草案）》、《关于加强军队工厂、马场、农副业生产管理的决定》、《关于整顿和加强军队财务工作的决定》。邓小平、叶剑英、罗瑞卿等同志为这些成果的取得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28日，邓小平讲话，指出：“这次军委会议，解决的问题之多，方面之广，内容之丰富，是过去多少年来没有过的。这次对我们军队几乎所有的领域、所有的方面，都订出了章程。这些章程有些是过去有的，被林彪、‘四人帮’破环了，这次把它们恢复了；有的是新订的。所有这些章程，都是整顿军队、准备打仗所必需的。有了这些章程，我们就有章可循，就能够统一认识，统一行动。”“这次会议，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会议的精神和决定，要很好地传达和贯彻执行。”
这次会议在全国迈出了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第一步。
卿在实际工作中，着手按照邓小平提出的新时期治军之纲狠抓军队的整顿。
当时军队内问题成堆，邓小平在1975年7 月14日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的“肿、散、骄、奢、惰”状况仍未改变。他以整顿为纲，开展了全方位工作，在思想、作风、组织、军事和国防科技诸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拔乱反正的工作。他经常指示《解放军报》要注意揭批林彪和“四人帮”，肃清他们在军队中的流毒和影响，大力支持军报冲破主张“两个凡是”的人所设置的只提批右不提批“左”的障碍。一次，他在批阅一分文件时，看到反映“文化大革命”期间“风派”和“震派”人物的问题，便对工作人员说：“我考虑再加一个，叫‘溜派’，也应该揭露。这种人当年紧跟林彪、‘四人帮’，欠下了不少帐，却装得一贯正确，企图溜之大吉。这种人遇到一定的气候条件，又会兴风作浪。军报应该写文章揭露这三种人。这样的文章不仅现在有用，将来也用得着。因为在政治斗争中，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有这种人。必须提高对他们的辨别力和抵制力，不让他们败坏党的风气，危害党的事业。”
1978年4 月中旬。罗瑞卿和徐向前正在徐州听取总参和南京、济南军区的工作汇报，在北京担负作战值班任务的副总参谋长杨勇匆匆赶来，向罗瑞卿汇报一件关系重大的事情。杨勇告诉罗瑞卿，4 月12日，海军的主要负责人向华国锋汇报海军工作时，华提出，要在访问朝鲜回国后，到旅顺视察海军。而海军这位主要负责人未向总参和军委报告，即着手组织，准备调动海军两个舰队的各种舰艇、飞机参加海军大演习。
杨勇叙述完事情内容，说：“我感到事关重大，特地来向你汇报，看看怎么处理此事。”
罗瑞卿听着杨勇的汇报，先是震惊，继而沉思起来，等杨勇讲完后，他坐直身子，把两手撑在双膝上，沉稳地说：“此事不妥。这件事确实事关重大，我们把它放在目前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全局中一看，就分明了。目前国内正在进行全面整顿，拔乱反正的任务十分繁重，非常需要一个相对稳定和平的国际环境。在这时候搞这样的大规模动作，会引起周边国家和其它大国的不安，我们决不能因为自己主观方面的原因造成同周边国家关系的紧张化。现在，这里的工作已告一段落，我们回北京再说吧。”
4 月17日，罗瑞卿在三○一医院试用假腿时接见海军副司令员杨国宇。
杨国宇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并且告诉罗瑞卿：“12日我将此事向萧劲光同志报告过了，他指示我说：这样大的事情，要正式报告军委，你要亲自去向军委和罗秘书长报告。”
罗瑞卿听完杨国宇的报告后，严肃地说：“你们是否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搞这样大的兵力行动？这对国际国内有什么样的影响？而且，既然12号已定，为什么现在才报告？”
杨国宇诚恳地说明了迟迟不报告的原委。
罗瑞卿沉吟片刻，说：“这件事由我向邓副主席报告，至于此事行不行，再用电话联系。”
杨国宇走后，罗瑞卿立即向邓小平作了报告，并且讲了自己对这件事的看法和处理意见。邓小平同意他的意见，并要他向华国锋同志请示。罗瑞卿给华国锋打电话、表明了自己不同意海军演习的看法，作了详细的分析，陈述了利害所在。
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这一件可能酿成严重政治影响的事情被制止了。
1979年7 月间，在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谈及此事时说：“海军出了一件坏事，就是旅顺搞海军大演习，这是坏主意，政治上是错误的，出发点也是不正确的，这一点罗瑞卿同志处理得好。罗瑞卿同志讲了这个问题，我同意他的意见，停止。”
1978年5 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这篇文章已在5 月10日的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过，是由《光明日报》供稿，由主持中央党校工作的副校长胡耀邦审阅定稿的。这篇文章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尖锐地指出“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对“四人帮”设置的禁区“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并提出不能拿出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应该勇于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问题。由于这篇文章是从根本理论上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所以它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并逐渐形成了讨论。
5 月，正是草木欣欣向荣的时节。这篇文章发表在这个时候，显示了两年徘徊局面中的逐渐成长起来的勃勃生机，这是巧合？或是历史的必然？
罗瑞卿在两个月前，就以自己的敏锐发现了这一重要的新生事物的幼芽。3 月26日，他在《人民日报》的第三版不显著的位置读到了《标准只有一个》的一千多字的思想评论，他立即把军报负责人找去说：“这篇文章虽短，却提出一个重要问题，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真理，但真理不能用来检验真理。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观点很正确也很重要。军报要注意宣传这一观点。”
《光明日报》文章出来后，受到“凡是派”的非难。但是，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已不可能按照他们的意愿冷却下去了。罗瑞卿以他的深刻、丰富的理论和政治修养，保持了高度的清醒。他让秘书把《解放军报》社长华楠、副社长姚远方请到他在西山的住所，一见面就对他们说：“有一个争论你们知道吗？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我赞成这个讨论。”
说着，他又拿出5 月11日的《光明日报》，指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认真地说：“这是一篇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好文章，它提出的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不解决这一问题，我们的事业就不能前进。我们军报要注意研究宣传，要坚持这个方向，要积极支持和参加这场讨论，要注意在军队中消除‘两个凡是’的影响。”
在他的过问下，《解放军报》很快转载了《光明日报》的文章。
可是，此时的党内争论还在继续。在6 月2 日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我们党有很多同志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是很好的，我们一定要继续发扬。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是唯物主义。
邓小平的讲话显示了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也对党内一些非难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人提出了中肯的批评。然而，6 月15日，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召集宣传单位负责人开会时，仍然对《光明日报》文章提出批评，认为它“党性不强”，仍然认为，凡是毛主席讲过的，一律不能翻，天安门事件、《二月提纲》、《五。一六通知》都不能翻案，如果翻了就是反对毛主席。
罗瑞卿密切注视着这场争论。
不久，应《解放军报》之约，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撰写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文章是针对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种种责难而作的。
当报社负责人将样稿呈送给罗瑞卿时，他看了非常高兴，说：“这篇文章很好，一定要使文章更充实，理论水平更高。”他建议在文章中引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有关论述，以便做到立论更稳，无懈可击。接着，他以高度的热情和责任感，亲自查阅资料，对文章字斟句酌，先后进行了三次审阅修改。
其间，他还就如何改好这篇文章的问题同胡耀邦通了六次电话，同《解放军报》社通了六次电话。在华楠出访罗马尼亚之前，他又打电话给华楠说：“发表这篇文章可能有人反对，准备驳。不要紧，出了问题首先由我负责，要打板子打我。”
6 月24日，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解放军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25 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转载，新华社发了通稿。这篇文章进一步阐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有力地促进了真理标准讨论的进程。
这场讨论实际上是党所确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思想理论准备。在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胡耀邦、聂荣臻、徐向前、罗瑞卿等一批老同志的支持下，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逐渐深入。从6 月起，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全国绝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军区的负责人发表文章或讲话，支持和赞成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科学精神。在邓小平和其他老同志的领导下，在党内外群众的推动下，党终于在1978年末着手解决两年徘徊期间没有解决的问题。
罗瑞卿虽然没有看到这场讨论所结出的丰硕成果，但他在支持、参加、领导讨论中所表现出的坚定信念、科学精神、政治勇气，为他的生命之旅，增添了令后人永记不忘的光辉的一笔。
1978年7 月15日清早。首都机场专机停机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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