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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肃反工作人员好大喜功，觉得能挖出一个真正的特务是一件了不起的成绩，于是颠倒了司法程序，先将她定性为特务，然后才寻找证据。邻居说常听到我们家有滴滴答答的声响，办案人员就叫人家写材料说听到了发电报的声音。他们不知道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电影里特务发电报滴滴答答响是为了给观众一个直观的效果，事实上耳机里的声音别人是听不到的。还有，他们还忽略了一个逻辑上的问题：假如国民党想让齐韵琴充当潜伏特务的话，那有什么必要先到台湾然后再返回来呢？这样做不是会明显暴露身份吗？办案人员只要稍加推敲就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可他们不愿这样做，他们只要抓特务，只要出工作成绩，不要别的。可他们为什么就不想想这要给别人带来多大的灾难啊！齐韵琴到现在还在劳改农场改造，她蒙受了多大的冤屈和痛苦啊！呜呜……吴启都说到这已泣不成声，说不下去了。范宜春关切地说吴老师你先休息一下，过会儿再说。在这里我可以负责任地代表系总支向你表个态：会后立刻就把你的要求提到校党委。吴启都哽咽地说：这次我豁出去了，大不了把我也抓进去，呜呜……
整个会场鸦雀无声，惟听吴启都讲师凄惨的呜咽声。范宜春不住地说哪位再发言？过了一会儿，又有老师开始发言了。发言一个接一个，直到天暗下来。
出来后在路上遇见了龙天胜。龙天胜问我《大地》出刊了没有。我说还没有，再有几天就出来了。龙天胜随即对那天的事表示歉意，说你和程冠生都应该做副社长的，忽略了。我说干不干副社长无所谓，主要是刊物忙。接着他说《观察与思考》学社的全部人马也都行动起来了，忙得不亦乐乎，干了好多事。你们刊物可不可以报道一下？我说当然可以，你把做的主要工作说一下。他说好。我掏出钢笔和笔记本，光线已经很昏暗了。他说一是针对《人民日报》不报道K大整风情况我们去报社质问，贴了大字报，遭到了围攻；二是把K大整风中涌现出来的有质量的大字报油印出来，寄往全国各大学；三是组织人去天津的一些高等院校介绍K大整风经验，为筹措路费，我们向教授们募捐一万多元；第四，组织人与民主党派联系，争取他们的支持，他们都表示和学生们站在一起；第五，以《观察与思考》学社为一方以K大团委为另一方在大饭厅开了一次辩论会，辩论会开得十分热烈；第六，以《观察与思考》学社名义参加数学系的一次辩论会，辩论会也很成功……龙天胜如数家珍般介绍完他们最近的各项工作，说马上要出席一个会议，匆匆走了。
晚饭时在食堂大门口见到冯俐，一副焦急的样子。我说你咋不进去呢？她说我在等你。我说我一直在找你。她说我知道。我说进去吧。她说咱们到外面吃饭吧，我有要紧事对你说。我们走出南校门，找了一家饭馆进去，饭馆店面不大，很清冷，坐下后点了两碗馄饨，两个烧饼。在路上我知她这次“失踪”又是去了舅舅家，是舅舅亲自来学校把她接回去的。加上一见面便是一副神秘兮兮的模样，我猜到她确有重要事情对我说。果然刚一落座她就急急地问：你们的《大地》下稿了没有？我说下了，今天下午把稿子送去印刷厂。她说赶快去把稿子追回来，立刻追回来，不能印了。我说你开什么玩笑？她说我没心思和你开玩笑，是真的，听我的，赶快撤稿，印出来事就大了。我说咋了？出啥问题啦？她刚要张嘴服务员端饭过来，等服务员离去她放轻声音说：我舅舅听到一个内部消息，形势要起变化：毛主席有一个内部指示。我问内部指示什么内容？她说大意是：我们在反教条主义，有人在借反教条主义传播修正主义，他们向往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反对党的领导，他们批评的教条主义，往往就是马克思主义。这些人是知识分子中的右派。现在右派很猖狂，让他们做，把他们的谬论登在报上，让人民见识见识毒草，然后锄掉它。我听了连连摇头说：不可能，毛主席不会下达这样的内部指示，肯定是谣传。冯俐说消息来源十分可靠，我舅舅的一个好朋友在一家党报当社长……你想想最近《人民日报》的态度与内部指示不是很吻合吗？冯俐这话使我的心猛地一沉。是的，最近的《人民日报》成了广大群众关注议论的焦点，不发社论，只发各种座谈会的尖锐发言，都觉得不应当这样。可偏偏又是这样，莫非……冯俐说内部指示也符合毛主席惯常说话的语气。我说语气符合但内中精神不符合。冯俐问怎么不符合？我说指示精神与目前整风的指导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大张旗鼓号召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地给党提意见，背地里却说是反党毒草，等长出来再锄掉，这，这不明显是阴谋啊！我不相信毛主席会搞阴谋，因为这不仅是思想方法问题，也是个人品质问题，无论如何我不会怀疑毛主席的个人品质有问题。说到这儿我激动起来，不觉抬高了嗓门，说我们不应该怀疑！冯俐赶紧示意注意隔墙有耳。有位服务员已经在向这边看了，也许是以为我们在吵架吧。我俩默默吃饭。
走出饭馆，天昏暗下来。我说回校？冯俐说去你宿舍，趁空给你洗洗衣裳。我说没什么衣裳要洗，咱们往公园方向走走吧。我们沿街向西走去，然后拐到通往公园也就是K大西门外面那条路。我的心情很乱，像有一块黑云压在头顶。我俩默默走着，过了西校门路人开始稀少。冯俐突然站住，抓住我的手，她抓得很用力，都使我有些痛了。她看着我，映着西天已经变暗的晚霞，我看出她的神情非常凝重，她说文祥。她的声音也有些异常，发颤，也有些沙哑。她说文祥以后许多事我都可以依你，可现在你得依我，把《大地》撤下来，明天就撤。我没吭声。她说你听见了没有？我说听见了。她说你答应不答应？我摇摇头，说我还是无法相信那个所谓的内部指示，退后一步说，就是相信了《大地》也是不能撤的。她问为什么？我说《大地》不是我自己的，要撤也得和大家讲明事由，可是怎么讲呢？能说我听到一个毛主席要锄毒草的内部指示么？冯俐想了想说既然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怎么不能说，这同样关系到大家的安危。我摇摇头说不能散布这样的言论。冯俐说你可以单独和程冠生说说，你们俩统一了认识，不难找个什么理由把稿子要回来。我说这样不行。冯俐问为什么不行。我说这不就成了我们在耍阴谋了吗？你，你，你，听了我的话冯俐嘴唇哆嗦，生气地把手抽回去，她说周文祥你，你怎么这样……这样……她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词汇表达对我的愤慨和失望，而后把脚一跺说句你要不照我说的做今后永远不要找我！说完转身向西校门奔去。我在后面追她，一直追到她的宿舍楼也没追上。我不能上楼，这么晚了不宜往女生宿舍里去。我在附近溜达了几圈在一棵柳树下站下，向三楼她宿舍的窗子望着。其实也没有什么目的，只是不想离去。我体味着她对我的关心，这个世界只有她才能以这种方式关爱我。我知道这个，可还是无法照她说的去做。就像人走进胡同里，再很难往回走那样。不断有头影映在那扇窗子上，很模糊。我猜不出哪一个是她。她或许会想到我在宿舍下面没有离去，也或许她从窗子里能看见我。但我知道她不会下来了，她真生了我的气。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这好像是一场较量，是爱情与信念的较量，二者难以融合，只有从中取舍，体现在此刻，要么我奔上楼去，或者高声将她唤下，当面向她许诺：我听你的；要么从这里离去，一切咎由自取。事关重大，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我难以决断。或者根本没勇气决断。我伫立树下，思想麻木，不知所措。
夜色已深，天幕漆黑，我渐感寒气侵身。不知过了多久，只见从宿舍大门口走出一个打伞的人。我无动于衷。直到打伞的人一步一步走到树下，我才魂魄归体。啊，冯俐。我失声出口，顿时惊喜万分。这时冯俐已把伞举向我的头顶。我发懵地问：下雨了？她不说话，用手擦我的脸和头发，后来又掏出手绢擦。这时我感觉身上湿淋淋的了，也听到淅淅沥沥的雨声。啊，真的是下雨了。我咋一点也没感知呢？我自语。你傻了，你精神失常了。冯俐哽声说。说着抽泣起来。她弃了伞，两手紧紧抱住我，我怕湿了她的衣裳，使劲往外推她，她却把我抱得更紧，并且把脸贴在我的脸上。后来她哭出声。我心里很难过，又不知该怎么安慰她，只是不停地唤她的名字。我说冯俐冯俐冯俐……她不应不答只是哭。我向往着能这么永久地和她拥抱在一起，可知道这样不行。冯俐上中学时曾患过一次肺炎，为此曾休学一年。我不能让她着凉了。我用力将她推开，说你回去吧，我也要回宿舍了。她静默着。黑暗里我只能看见她脸的轮廓。后来她弯身捡起伞递在我手中，便向宿舍走去。大门吞没了她的身影。
回到宿舍，李德志一个人在。我赶紧换下湿衣裳，找一条干毛巾擦头发。我觉得身上很冷，又倒了一杯热水喝起来。李德志趴在桌前写什么。我问他别人都到哪里去了。李德志说大概都在教室写大字报吧。我一想回来的路上确实看到各教学楼都灯火通明。这一两日学校的整风运动已达高潮，从系、班级到个人几乎没有死角。想到死角我的眼光又不自觉落在李德志身上，我问李德志你咋不下棋了呢？他摇头苦笑一下，说再下棋没准会被开出K大呢。我说咋这么说？他叹了口气，说今天系总支书记找他谈过话，态度很严厉。批评他不关心政治，不关心国家大事，又警告说对整风的态度就是对党的态度，这是一个思想意识问题，是立场问题。最后又说K大是共产党的K大，要想当K大学生就不能和党离心离德，否则后果自负。这不是暗示如果我继续消极最终会被开除学籍吗？我听了心里有些不平，心想这位总支书记肯定是迫于数学系的整风落后于其他系的事实才这么威胁李德志的。如果在今天以前，我也许只会觉得他的工作方法有些生硬简单，出于对李德志的关心甚至我这个局外人也会劝告他要积极投身运动。但今天听了冯俐所谓“内部指示”的事，我就对那位总支书记“赶鸭子上架”的做法很是反感。即使不是别有用心（料想像他这一级干部是看不到“内部指示”的），起码那种危言耸听的言辞也是很不正派的。我问李德志在写什么，他说明天系里举行专题座谈会，总支书记点名要他发言，说这是对他想不想以实际行动回到党的怀抱的考验。既然到了这一步也没有后退的路了，发言就发言吧。于是我明白他是在写发言稿。我不再说什么，倒在床上随便拿起一本书翻看着。可一点也看不进去，脑子里乱成一团，从饭馆谈及“内部指示”谈及《大地》撤稿又想到冯俐的雨中拥抱，最后又想到刚才李德志的一番话，我不由侧目看看正“幡然悔改”埋头写发言稿的李德志，只见他眉头紧锁，脸若苦瓜，干这一套确不是他之所长。与他相比，我已是是非之人，我写了K大第一张大字报，参加了绿叶文学社，还当了《大地》主编。假若“内部指示”属真，我自是难逃干系。而李德志则大有不同，他尚属“清白”之身。既然前景叵测，清白就不妨清白到底。对他而言这才是明智之举。而此时此刻也正应那句俗语：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作为同舍好友，按说我应该向他指点迷津，阻止他在这种情势下陷入泥沼，但又苦于实话不能实说。我苦苦思索该怎样进入话题，忽然灵机一动，我翻身从床上坐起，冲他说李德志你陪我下一盘棋吧！他听了迅即转向我，那一刹脸上惊且喜，问：你想下棋？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我说我心里闷，想下盘棋解解闷。他想了想，得了吧，早不下晚不下，偏偏在这节骨眼上下，这不是成心和我过不去？我说只怕是你和自己过不去哩。他听出我话中有话，问：我咋和自己过不去？我想既有心说了不妨再进一步，我说你何不用那套公式算算我和你下棋是和你过得去还是过不去？他说不用算，过不去。说到这儿，黄伟和董建力推开了门进屋，衣服都湿了。进屋后两人从各自的衣服里面抽出一卷写好的大字报。我问程冠生在不在教室里。黄伟说和我们一块回宿舍了。我立刻起身去找程冠生。在三楼走廊上我把所有的事毫无保留地倒给他。他听了不假思索地说：不可能，纯属无稽之谈。他的结论使我感到欣慰，却并没完全消除我的疑虑。我再次向他强调消息来源的可靠性。他说只要不是听毛主席亲口说他就不相信。说完又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