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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一切都归咎于‘命运’，归咎于命运背后的社会，作家倒是轻而易举地‘批判现实’了，不过他的‘批判’是以对小人物的贬抑为代价的。”我以为，这正是尤凤伟对乡村社会背后所蕴藉的人性本质缺乏深度追问的结果，也直接影响了他的作品在悲剧意义上的审美震撼力。
2。写实的还原
以知识分子的内心立场来进行民间化的叙事表达，这不仅决定了尤凤伟亲近民间、体恤弱者的精神向度，也决定了他在叙事方式上对民间话语形态的自觉迎纳。它的最为突出的特征，便是写实性和传奇性的紧密融合——在明确的故事化前提下，以逼真的写实为基质，同时又崇尚内在肌理的传奇性秉赋，使话语拥有足够的情节张力，促动人们在不可思议的情境下对话语依然保持着高度的真实信赖。但是，尤凤伟又不完全沉迷于那种纯粹的民间奇闻异事，因为他的审美意图并不是为了突出对民间文化的寻根，而是要以此来演绎自己内心中的道德关怀，传达民间生存的艰难与苦痛。他曾毫不含糊地说：“让历史认同这是我一直遵循的创作理念。”“作为‘镜子’的文学应将历史的画面记录存真，这是作家的职责所在。”为此，他不断地借助自身强劲的想象力，力图在经验的层面上再现历史与现实的生存场景，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切近民间生活的自然质色，“为历史负责，为历史存真”。
真实就是一切，拥有真实便意味着拥有一种无可辩驳的力量。这是尤凤伟直面历史和现实的审美姿态，也是他始终坚守的叙事策略。但是，尤凤伟所强调的这种真实，并不是对各种既定观念和既定秩序的简单复述与再现，而是恰恰相反，以作家自身的精神标尺和艺术理念，在颠覆性的思维中对历史与现实的生存场景进行全新的想象性重构。也就是说，尤凤伟是以一种反历史与反现实的精神来重建一种艺术上的真实生活，以展示作家对历史和现实的独特认识与反思。为了确保这种反思的合理和有效，突显反思的深刻性和力度感，尤凤伟便清醒地意识到“存真”是一个最为基本的叙事前提。惟有叙事的绝对真实，才能凸现创作主体在社会反思上的重要价值和意义；也惟有叙事的绝对真实，才能使作家的社会使命和道德立场获得坚实而有效的表达。正是在这种独特的“存真”意识引导下，我们发现，尤凤伟无论是写历史还是写现实，都不是盲从于一切生活的表象和观念，而是让叙事探入到它们的隐秘部位，以写实的方式使那些来自民间的生存之痛获得鲜活的展示。像《合欢》、《崖》、《乌鸦》、《辞岁》等作品对民间男女情爱的绝望式叙述，看似没有丝毫的理想主义气息，作家也没有动用任何浪漫性的叙事语调，而是让人物以近乎木讷的言行来推动故事的发展。但在那种极度写实的话语之中，我们却看到一种“于无声处听惊雷”式的执著情感，看到爱与欲、生与死以种种撼魂动魄的方式缠绵在一起。虽然他们不懂得如何抒发高蹈的情爱理想，不知道如何标榜纯洁的道德品性，但他们却以乡村平民特有的质朴、专注与勇气，演绎出人性内在的不朽与生命最终的圣洁，使那些因各种道德栅栏和权力意志的强力制约而欲爱不能、欲罢不休的悲剧性生命本质，赢得了空前绝后的审美力量。
这种“为历史存真”的审美理想，在那些涉及宏大历史背景的作品（如反右系列和文革系列）中，体现得更加强劲而鲜明。因为这些作品所披露的都是一些直接影响着整个中国人生存命运的重大社会事件，是一种不能随意改写的、有着深刻悲剧意味的历史存在，它们在叙事上的真实程度，不仅检视了作家对这些历史事件本身认识的准确性，还直接体现出作品直面生存苦难、洞悉历史真相的基本品性。所以，尤凤伟在叙事上的全部努力，就是力图通过高度写实化的手段，在最大程度上将故事还原到“绝对真实”的层面上来，从而有效地表达作家自身对这种悲剧性生存境域的尖锐体察与思考。如《一九五七年的爱情》、《中国一九五七》、《回家》、《旅游》、《那年冬天在北方》、《金色河滩》等作品，倘若就其叙事的真实性而言，与任何类似的自传性作品相比，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种还原性的叙事中，尤凤伟以一种无可辩驳的真实手段，为那些湮没于记忆深处的民间受难者打开了倾诉通道，使他们走到历史的前沿为苦难作证，道出荒诞历史的真实情境，以及它对人性伤害的深度。如《回家》中的父亲从狱中千里迢迢地逃跑回来，不是为了保全屈辱的生命，以便在将来证明自己的无辜，而是为了在自杀前替自己的妻儿留下一份“大义灭亲告发书”。《旅游》中的马相义一直是一位与人为善的财务科长，但在那个大肆清理阶级队伍的年代，他的历史记录却被视为潜在的“敌对威胁”，为此，单位不惜花巨资暗地里派人对他进行隐秘的调查。《金色河滩》中，无论是“全无敌”派的万年红，还是“井冈山”派的齐建东，他们都自觉地扮演着真理捍卫者的角色，以你死我活的方式导演出一幕幕荒谬的历史惊险剧。更重要的是，即使这种荒谬的历史已落下帷幕，而在人们的心里，那种敌对性的情绪还依然没有消退，所以万年红强忍着饥饿一路挣扎，结果不仅没有救下齐建东的命，反而还遭受一番莫须有的审查。《中国一九五七》更是如此。它在时间上贯穿了整个反右的历史过程，在空间上覆盖了从监狱到劳改农场整个国家专政机器的每一个环节，完全是一种全景式的历史再现。而充当这场政治劫难的见证人却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周文祥，并由他而牵进冯俐等一大批正直善良的普通知识分子。它带给我们的历史启迪，并不仅仅是政治运动本身的荒谬性和残酷性，还有知识分子自身精神品格中的诸多致命缺陷——对人生信念的极度怀疑，对内心尊严的不断放弃，对人性品质的不断降低。在谈及这部小说时，尤凤伟曾说：“在写作之初我便十分清醒，对于这一有着深刻社会性的题材而言，作品的真实程度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决定了未来作品的基本品质。”正是这种明确的求真目标，构成了这部小说在同类作品中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犹如谢有顺所言：“它用罕见的力度成功地还原了一段精神意义上的历史真实，这在当代写作中具有非凡的价值。”
事实上，尤凤伟在强调真实的内在力量时，并没有完全放弃对叙事形式的积极探索，而是一直在文本上进行着各种有限度的突破。我说的这种“有限度的突破”，是指他并不想使文本彻底地膺服于所有客观时空的一维性逻辑，不愿使文本结构完全归服于那种简单的线性规则，而力图在不伤害叙事真实的前提下，重建文本自身的内在功能，发挥它在艺术上的审美作用。譬如，在《中国一九五七》中，虽然所有的叙事都是通过强迫性的回忆来获得拓展，都是通过主人公在对抗遗忘的过程中再现出荒诞绝伦的生存经历，但在整部小说的四个部分中，每个部分的叙事角度和叙事手段都各不相同。第一部分以审讯方式，强制性地让人物进入“有罪过程”的回忆；第二部分则以背反式的日记打开人物的个人记忆，让他复述日记背后的另一种历史真相；第三部分则回到正常的历史复述中，让人物以现实身分进入顺时性的时空回忆；第四部分又变为人物有限视角的历史追述。而且，这四种不同的叙述不仅表明了人物所处的四种不同场景，以及反右运动不断向纵深发展的历史过程，还潜示着那些右派分子从小心翼翼的自我保护到进行各种徒劳的生存挣扎再到一步步走向肉体与精神的双重绝境这一人性溃灭的惨烈过程。同时，小说中还掺入了大量的隐喻性话语（如毒蛇等），以及幻觉、潜意识状态甚至夸张、变形的描写。《泥鳅》以国瑞的审判案卷为总纲，首先从“罪不容赦”的死刑高度将小说定位在悲剧性的基调上，然后让叙事顺着案卷中的所谓“犯罪交待”，不断地引出以国瑞为代表的一批乡村打工者在现代都市中的尴尬遭遇，从而以一种历时性的补充方式勾勒出整部小说的陷阱式结构形态。《一桩案件的几种说法》通过几个乡村人物各自的转述，既从不同角度诠释了于先刚的自杀行为，又将于的这种悲剧行为共同指向当下乡村社会的内部体制，尤其是那种极度脆弱的干群关系。《为国瑞兄弟善后》故意撇开国瑞生前的“犯罪过程”，而以国祥在国瑞死后向亲戚还钱的方式，既引出了国瑞不幸的命运，又道出了乡村社会中极为暧昧的人伦关系。《回家》则将父亲的政治劫难完全推到故事的背后，只着眼于父亲回家一夜的生存片断，从中撕开历史沉暗的帷幕。《凶手》在叙事表层只讲述一个奇特的现象——村民们仿照胡村长的形象堆砌了一个个用来恫吓野兽的雪人，结果却一次次被人砍掉了头颅，而那位以砍雪人头颅来泄私愤的“凶手”却在叙述中始终处于缺席状态，这无疑隐喻了民间百姓对基层社会中权力意志畏惧与愤怒的双重情绪。《爷爷和隆》、《幸存者拾米》、《姓邹的老头和叫皮的猪》等作品则以人与畜的相互依赖和紧密沟通，强烈地返照出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尖锐冲突，其中既有权力话语的粗暴干预，又有利益驱动下的人性失衡。
在这种写实性的还原过程中，尤凤伟还不时地汲取了民间话语中特有的传奇成分，不断地通过一些传奇性情节来改变故事的走向，增强叙事的内在张力，从而使故事洋溢着某种神秘的审美情趣。如《石门夜话》中的土匪头子二爷为了让一个抢来的女子自愿地同他上床，竟然放弃土匪惯用的暴力手段，以匪夷所思的“文攻”方式，连续三个晚上为她讲述着自己的“人生哲理”和风流故事，并成功地将她引上床来。这种“攻心”法则显然超越了人们对土匪的定势思维，而使小说赋予了传奇性质。《石门呓语》、《石门绝唱》中的土匪二爷与女人之间玄秘的情感经历，几乎是“美人勇救情郎”的传奇式改造。在《生存》中，为了两个并不重要的敌军俘虏，以赵武为首的全村人不但忍饥挨饿，提心吊胆，最后还搭进了数十条人命。《诺言》中的解放军与还乡团之间所进行的各种较量，同样也是诡异多端、神秘莫测。《远去的二姑》和《姥爷是个好鞋匠》更是让人物以瞬间的抉择来展示出平庸生命中所蕴藉的巨大的不朽与辉煌，尤其是那位一生都生活在屈辱中、永远也直不起身体的驮背姥爷，在悲壮的死亡中却将自己的身子挺得比任何时候都直。《生命通道》中的日军军医高田与中国医生苏原联手，在道义与良知的感召下，用自己的智慧和医术发明了一种“生命通道”，在日军的枪口下挽救了无数中国人的生命。《爷爷和隆》、《幸存者拾米》、《姓邹的老头和叫皮的猪》则通过人与牲畜的频频交流以及牲畜对人性的通晓来演绎人的悲悯境遇。《黑天气传略》中的黑天气身材高大无比，智力却平庸异常，他那跌宕起伏的一生，完全就是一种民间传奇的现代翻版。值得注意的是，尤凤伟所动用的这些传奇因素，并不只是为了增强叙事的吸引力，而是为了有效地突破庸常生活的假象，道出他们的人性本质和内心的巨恸，突出小说的悲剧内涵。它不仅体现了作者罕见的想象能力和巧妙的变异手段，还透视出作家对现代叙事技术的谙熟。
然而，“真诚究竟能走多远？”这是尤凤伟面对写实化叙事策略的一种自我诘问，也是他在创作中所面临的一种叙事困境。当他以强劲的写实方式，使自己的作品在真实层面上获得了罕见的审美统慑力之后，我们还必须看到，这种还原性的叙事，同样也给尤凤伟带来了某种潜在的制约。这种制约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阻遏了尤凤伟作为一个现代作家在叙事上进行多向度探索的激情，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他的叙事才能的全面发挥。事实上，从那些在文本形式上带有突围性质的作品中，我们已看到了尤凤伟相当广阔的叙事才能，也能清楚地判断他对各种现代叙事技术的驾驭潜能，只是因为“真实”的需要，因为作家对“真实话语”的绝对信赖，以及对民间话语形态的过度依恋，才使他自觉地规避了某些有可能阻碍读者欣赏习惯的现代叙事手法。其实，这也体现了尤凤伟在创作理念上的某种误区，或者说审美理想上的某种偏执。卡夫卡、乔尹斯、福克纳……无数具有经典意义的现代作家，同样也以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