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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击区。陈赓、王新亭指挥部队从东、西、北三面突然向敌发起冲击，血战至16时，日军除后尾的100余人逃脱外，其余全部被歼。此战，第129师共毙伤敌1500余人，俘敌8人，缴获长短枪550余支，击毙与缴获骡马600余匹，第129师仅伤亡240余人。
神头岭战斗是八路军继平型关、广阳伏击战之后进行的又一次较大规模的伏击战。这一仗打得干脆、利落，以小的代价换取了大的胜利。就连日军统帅部也把它看成是八路军的“典型的游击战”。
为进一步打击西犯日军，第129师首长决心在邯长大道上再次伏击日军的运输部队。副师长徐向前根据敌情和地形条件，决定把伏击的地点选在涉县至东阳关之间的响堂铺地区。具体部署是：以第771团及第769团主力预伏于响堂铺以北之后宽漳至杨家山一线山地；第769团一部前出到河南店钳制涉县之敌；以第772团主力集结于马家拐为预备队。31日8时许，日军第14师辎重部队汽车180余辆由黎城经东阳关向涉县开进，9时许全部驶入伏击区。伏击部队先向敌实施猛烈火力袭击，随即发起冲击，经2小时激战，将敌全歼。在战斗激烈进行之际，黎城及东阳关之日军400余人，涉县之日军200余人赶来增援，均被八路军阻援部队击退。16时许，当日军飞机10余架对响堂铺实施轰炸时，八路军伏击部队已安全转移。此战，第129师共毙伤敌森木少校以下400余人，缴获各种枪130余支、迫击炮4门，焚毁汽车180余辆，自身伤亡300余人。
晋冀豫边区抗日斗争的迅猛开展，对华北日军构成严重威胁。为保障其后方安全，日军遂以华北方面军第108师主力及第16、第20、第109师各一部共3万余人，从4月4日开始，由同蒲、正太、平汉铁路沿线及长治、屯留等地出动，分9路向晋东南地区大举围攻，企图将八路军主力和在该地区的国民党军，围歼于辽县、榆社、武乡地区。（见附图3）
为粉碎日军的围攻，八路军朱、彭总副司令决定：采取以一部兵力钳制其它各路日军，集中主要兵力寻机歼灭日军一路的作战方针。第129师、第115师之第344旅及决死队第1、第3纵队等部，根据八路军总部的命令，在部队中进行了深入的政治动员，并协同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进行了“空室清野”等各项准备工作，当日军开始出动时，八路军总部指令：第129师主力及第344旅之第689团由辽县以南转移至敌人合击圈以外的涉县以北地区隐蔽待机；晋察冀军区和第120师各以一部兵力向平汉、同蒲等铁路出击，钳制日军。
4月10日前后，由榆社出动的第109师2个营被第129师独立支队阻滞于阔郊、马坊一带；由祁县、太谷出动的第109师1个团被防守在该地区的国民党军第94、第169师与八路军游击队阻滞于东西团城地区；由洪洞出动的第20师1个团被决死队第1、第3纵队和国民党军第17军等部阻滞于沁源地区；由涉县出动的第16师2个营被国民党骑兵第4师阻滞于麻田地区；由邢台出动的第16师1000余人被第129师先遣支队阻滞于浆水镇以东；由元氏、赞皇出犯的第16师1个营被第129师游击支队和当地游击队阻滞于九龙关以东地区。至此，9路日军在八路军内线部队及国民党军和游击队的英勇抗击下，有6路日军被阻；只有由屯留、长治、平定等地出动的日军第108师的3路，侵入晋东南根据地腹地，且不断遭到阻击袭扰，处于恐慌不安的境地。
4月11日，八路军总部令第129师主力及第689团由外线转向内线，进至武乡以北地区，寻机歼灭侵入根据地腹地的孤立之敌。
4月15日，侵占武乡的日军第108师之第117团及配属的特种兵共3000余人，北犯榆社扑空后，仓惶撤回武乡，并于当日黄昏又放弃武乡，连夜沿浊漳河东撤。第129师首长命令第772、第689、第771团沿浊漳河两岸平行追击，第769团沿武乡至襄垣大道尾追敌人。16日晨，八路军在武乡以东长乐村以西截住了敌军大部，将敌拦腰斩断。日军遭到八路军突然猛烈的打击，顿时乱了阵脚，1500余人及车辆、马匹被压缩在狭窄的河谷里，丧魂落魄，欲战无力，欲逃不能。此时，已过长乐村的日军为解救其被围的部队，集中1000余人向第772团左翼戴家坑阵地猛攻，一度攻占该地。12时，第689团赶到，经七八次反复冲锋肉搏，又将阵地夺回。14时，日军第108师第105团1000余人由辽县赶来增援，被八路军击退。
17时，日军又从辽县调第105团1000余人来援。此时，被围之日军已被全歼，第129师首长遂决定主动撤出战斗。此战，八路军共毙伤日军2200亲人，自身伤亡800余人，第772团团长叶成焕光荣殉国。长乐村战斗的胜利，重挫日军锐气，对粉碎敌之“九路围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此后，各路日军纷纷撤退。八路军、决死队及国民党军乘胜迫击，先后在沁源以南及沁县至沁源间、辽县至和顺间歼灭日军一部。
27日，八路军又在高平县以北的张店等地截歼日军1000余人。至此，敌对晋东南地区的“九路围攻”被彻底粉碎。
此役历时23天，八路军共歼灭日军4000亲人，收复县城18座。此次战役的胜利，不仅打破了日军企图用分进合击的战术驱逐或消灭晋东南八路军的计划，而且使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更加提高。从而大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抗战胜利的信心，使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更加巩固，为八路军向冀南、豫北平原发展创造了条件。
4月下旬，晋冀豫军区正式成立，第129师参谋长倪志亮兼任司令员，黄镇任政治委员，王树声任副司令员，赖际发任政治部主任，军区对外称第129师后方司令部。按各基干支队活动地区划分力5个军分区，各军分区对外仍以支队名义出现。秦赖支队为第1军分区，秦基伟任司令员，赖际发任政治委员；游击支队力第2军分区，桂干生任司令员，张贻样任政治委员；先遣支队为第3军分区，张贤约任司令员，张南生任政治委员；谢张大队为第4军分区，张国传任司令员，谢家庆任政治委员；赵涂支队为第5军分区，赵基梅任司令员，涂锡道任政治委员。
五、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
晋西南地区位于黄河以东、同蒲铁路以西、汾离公路以南，吕梁山脉纵贯南北，是陕甘宁边区的东面屏障。早在太原失陷前，毛泽东主席就电示八路军总部，于适当时机派部队进至吕梁山脉活动。在太原失守的当天，毛泽东又进一步指出：“吕梁山脉是八路军的主要根据地；但其工作尚未开始，因此，不但徐旅须立即迅速转移，林率陈旅亦不应在东边恋战，亦以立即开始转移为宜。”据此，八路军总部于11月9日令第115师师部率第343旅南进，准备转移吕梁山脉，创建抗日根据地；第344旅则随八路军总部继续在正太铁路沿线活动。
第115师主力南下洪侗、赵城地区后，就地进行休整补充，12月底，从各团抽调部分骨干，加上2000余名新兵组成第343旅补充团。
1938年2月中旬，华北方面军第1集团军向晋西南地区发动大规模入侵，吕梁山部分地区变为敌后。第115师师部率第343旅由洪、赵地区进至孝义地区打击敌人。2月19日，第343旅在孝义以西之兑九峪、辛庄等地袭击、侧击由孝义西进之敌，并于20日收复大麦郊。21日，该旅在川口与西犯之日军激战，阻止了敌之西进。第115师在积极打击日军的同时，抽调干部组成工作队，深入石楼、永和等县，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游击队，同当地中共组织一起展开了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工作。
2月下旬，日军在占领隰县、临汾后，继续向西向南推进，直接威胁着陕甘宁边区的安全。第115师师长林彪（3月2日，林彪在隰县以北的千家庄被友军哨兵误伤，回延安治疗，由第343旅旅长陈光代理师长）、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根据毛泽东关于巩固战略枢纽和寻机歼敌的指示，一面组织工作队深入各地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一面率主力进至隰县、午城地区待机。
3月14日12时许，第115师直属队在午城镇以东地区与由蒲县西进的日军第20师先头部队遭遇，毙敌100余人。
16日，第343旅于罗曲、午城、井沟公路两侧设伏，将日军辎重部队200余人、骡马100余匹全歼。
17日，第343旅第686团于午城以西伏击日军运输队，截获汽车6辆，毙敌200余人。当日，第343旅又以第686团第3营和第685团两个连夜袭午城之敌，毙敌50余人，余敌乘夜幕逃窜。
午城战斗后，第115师首长判断日军连遭打击，定会进行报复。当即决定再次伏击敌人，令第343旅以第686团和汾西游击队预伏于井沟至张庄公路两侧，以第685团在午城以西阻击大宁援敌。果然不出所料，日军于18日急忙从临汾调集第108师步骑兵800余人，在飞机掩护下，经蒲县西进驰援大宁。14时许，当日军全部进入伏击区时，第686团突然发起攻击，乘其队形混乱，展开反复冲锋肉搏，连续打退日军数次反扑。战至19日拂晓，日军除100余人逃窜外，均被歼灭。
午城、井沟战斗，八路军第115师共歼日军1000余人，焚毁汽车60余辆，缴获骡马200余匹、各种枪200余支、山炮2门及大批军用物资，自身伤亡200余人。这一胜利，予日军以沉重打击，粉碎了其西犯黄河河防的企图，给山西人民及友军以极大的兴奋，稳定了晋西南抗战的局势，对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及陕甘宁边区的巩固均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十三章 保卫忻口、太原作战及华北敌后战场的开辟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华北地方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
一、山西新军的建立和发展
“七·七”事变前，中国共产党力争取山西实力派阎锡山共同抗日，做了许多统战工作。阎锡山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表现出有利于抗日的进步倾向。
1936年9月，派人到北平邀请共产党员薄一波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
中共中央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决定组成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由薄一波任书记，主要任务是开展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进行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同时，决定成立领导秘密工作的山西临时工作委员会，由张友清负责。
1936年10月下旬，薄一波等人到山西，与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关系。首先，接办和改组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接着，通过牺盟会及军政训练委员会，掌握了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教练团、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及军士训练班等13个训练团的政治领导和组训工作。在“七·七”事变前8个月的时间里，训练了2万多名知识青年，为以后扩大牲盟会的组织，组建山西新军和建立抗日政权准备了大批骨干。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共北方局由天津迁到太原，加强了中共山西党的工作。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向薄一波等传达了洛川会议精神，要求他们不放松一刻工夫和机会，用极大的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
日军在占领平津后，很快侵入山西。阎锡山为应付危局，急于扩充实力。
薄一波审时度势，建议组建一支新军，得到阎的同意。北方局对这一工作极为关注，指示今后工作的重点应当放在掌握武装上。从此，山西省公开工委的工作重点转到了组建和发展新军上来。
1937年8月1日，以原来的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教练团和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第8、第9团各一部组成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1总队（相当于团），薄一波任政治委员，各级军事干部由阎锡山委派旧军官充任，政治干部绝大部分由“牺盟会”派共产党员担任。决死队在成立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迅速发展为4个总队。到1938年初由原来的4个总队扩建为4个纵队（相当于旅）。第1纵队，由鲁应麟（旧军官）任纵队长，薄一波任政治委员，下辖第1、第2、第3总队；第2纵队，由陈庆华（旧军官）任纵队长，张文昂任政治委员，下辖第4、第5、第6总队；第3纵队，由陈光斗（旧军官）任纵队长，戎子和任政治委员，下辖第7、第8、第9总队；第4纵队。由梁浩（旧军官）任纵队长，雷任民任政治委员，下辖第11、第12、第13总队。
由牺盟会组织起来的新军部队还有政卫队和4个支队。1938年秋，政卫队扩大为旅级单位，张韶芳任代司令兼政治主任，下辖10个支队（营）。
1939年春，政卫队改为政卫旅。与此同时，中共地方党及牺盟会先后在晋西南地区组织起若干支自卫队和游击队。1938年秋，将这些自卫队和游击队统一整编为政治保卫第1、第2、第3支队。是年冬，又将活动于晋南地区的县自卫队改编为政治保卫队第4支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