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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亡。8日，日军占领枣阳，但围歼守军主力的企图落空。第5战区司令长官部由老河口退驻鄂西北均县，李宗仁仍留老河口指挥所。5月8日，日军第11集团军宣称“汉水东岸作战的目的已经完成”，下令准备汉水西岸的作战。接着，日军第3师准备在樊城东北集结，由樊城、宜城间渡河；第13师准备向南收缩，以便在宜城、沙洋附近渡河。
5月10日，蒋致电李宗仁：“希严令张自忠、周嵒各部，速向东北方猛攻当面之敌，与孙连仲、汤恩伯两部相协同，击灭敌人为要”，“应乘敌态势不利、退却困难之好机，以全力围攻捕捉歼灭之于战场附近，尔后即向应城、花园之线追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947页。＇
据此，第5战区向日军展开反攻。以第2、第31集团军及第92军由北向南，第39、第75两军由西向东，第29、第33集团军由南向北；并以第94军进出汉宜路深入京山、皂市、应城、云梦地区，攻击日军后方联络线；同时第7军及鄂东游击队，攻占了平汉线上的鸡公山、李家寨、柳林车站等据点，第92、第66两军先后克复泌阳、桐柏、明港，对深入枣阳周围地区的日军形成包围之势。
在北线，5月12日开始，第31集团军等部由东、南、北三面向正在樊城东北集结的日军第3师、石本支队逼近，并连夜进行顽强的攻击。日军粮弹不足，连日陷入苦战。5月15日12时。日军第3师第29旅旅长在致该师师长的电文中说：“敌之战斗意志极其旺盛。按目前情况看，平安返回甚难，望乞增援1个营。另外，希望在白河右岸采取收容措施（连续出现伤员）。”＇〔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197页。＇
15日正午，日军第3师在集团军坦克团协同下，开始摆脱包围，16日夜在枣阳地区集结。
日军第3师此次被围攻损失严重。据《第5战区枣宜会战经过及检讨》中称：“溯自信阳敌于东日倾力进犯时，兵力约达两万，而5月10日以后，由新野、唐河向枣阳撤退时，仅七八千余，其中虽间有向桐柏、信阳退窜者，但被我击歼数目亦在四千以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969页。＇
在南线，5月10日，第5战区右集团总司令张自忠已率部东渡汉水进到枣阳以西的峪山、黄龙垱一带，与撤退之敌展开激战。随后又奉命截击南逃的日军第13师，在枣阳南部歼其一部。5月14日张部进抵方家集，向撤退之敌近6000人进行侧击，将其截为两段。日军退路被切断遂全力向张部反扑。此时，张自忠恰与司令长官部之间通信联络中断，与北线友军难以配合，张自忠亲率第74师、骑9师及总部特务营与日军5000余人血战竟日，复激战通宵。第2天，日军调集飞机20余架，炮20余门，轮番轰击。5月16日晨，张部进至宜城东北罐子口地区与日军展开激战，在敌猛烈炮火的轰击下，被迫退至南瓜店附近。日军得知第33集团军总司令部被包围，集中全力展开疯狂围攻。张自忠数次中弹，多处负伤，仍镇定自若指挥战斗。终因实力悬殊，第74师和特务营伤亡殆尽，张自忠壮烈殉国。＇张自忠为抗日战争时期集团军总司令中最先作战殉国的一人，后追晋陆军上将。国民政府并曾于1944年8月将宣城县改称自忠县。北平、天津、汉口、徐州、济南，上海、重庆等大城市，都命名有张自忠路。＇
日军在宜城东北地区反扑得逞后，乘机大举反击。5月19日拂晓，日军由枣阳及其东北、西南一线向西北方反攻。第5战区部队猝不及防，有利的态势再度丧失，遂退往白河以西。21日，日军渡过白河，并进入邓县、老河口以东地区及樊城西北地区后，停止追击，开始撤退。
汉水以东枣阳地区的作战，日军虽突进至预定地区，但未能消灭第5战区的主力部队，相反，在守军的猛烈反击下，一度陷于被动，损失消耗超过预料。在阻抗住中国方面的反击后，虽又转取攻势，挽回主动，但锐气已大减。
5月下旬，汉水以西宜昌地区的作战开展。5月25日，日军第11集团军下达了准备西渡汉水的命令，决定以第3、第39师于5月31日夜分别由襄阳东南和王家集一带奇袭渡过汉水，合力进攻宜昌。
宜昌是国民政府陪都重庆的屏障，倚山傍水，雄踞长江上游东端，俯瞰江汉平原，是一座具有战略意义的城市。第5战区与大后方的联系主要经过宜昌。武汉会战后，即由江防军（辖3个军又1个师）负责长江以北、汉水以西的江防。
战前，第5战区得知日军可能进犯荆门、沙市、宜昌地区，但“误信敌不占宜昌之说。佥以为敌不至拿宜昌，即拿宜昌，亦不久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江苏吉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971页。＇
从军事委员会到第5战区都仅仅立足于在汉水以东地区“先发制敌”，“打破敌渡河西犯企图”，＇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939页。＇ 而没有认真研究倘若在汉水东岸作战失利，敌军果然西犯宜昌的情况下，对敌作战的计划。5月初，日军在河东发起攻击后，第5战区抽调江防军主力第94、第75军，以及右集团河西部队大部东渡汉水参加对日军作战，以致江防更为空虚。
日军第11集团军在汉水以东作战，遭第5战区的抗击和反击，部队损失不小，曾准备放弃第二阶段的作战。但顾虑就此停止作战，将意味着已定作战计划中途受到挫折，以后会失掉集团军统帅的权威，同时辜负了天皇的信任。因而，该集团军首脑经过激烈争论后，决定仍执行既定计划。
从5月31日19时30分起，日军第39师先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炮火准备，尔后强行渡河；24时起，日军第3师亦开始渡河。日军未受到大的反击，拂晓前大部渡过汉水。6月1日，日军第3师轻取襄阳。6月3日，日军第11集团军令第3、第39师以远安、荆门一线为目标并列南下。并令第13师、池田支队、汉水支队等部准备在4日夜从旧口镇以南地区渡过汉水西进。
江防军纵深的数线防御阵地，都是正面向东。日军从襄阳南下，由左翼横插守军第二、第三线阵地，危害甚大。当阳、荆门以北之远安、南漳等县，是不设防的后方城镇，未作任何战备。防守宜昌、当阳一带的第75军、第94军（欠第55师）又被调走，宜昌几乎成为一座空城。与江防军左翼相邻的右集团河西部队，因总司令张自忠阵亡，士气受到影响，在日军进攻下，虽奋力抵抗，终未能守住阵地，而退往鄂西北山地。
6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第5战区分为左、右两兵团。左兵团辖第2集团军孙连仲部、第22集团军孙震部、第31集团军汤恩怕部和第68军刘汝明部，兵团长由司令长官李宗仁兼任。右兵团辖第33集团军冯治安部、第29集团军王缵绪部及江防军，派政治部部长陈诚兼任兵团长。以确保宜昌、襄（阳）樊（城）之目的，从西北向东南，对渡犯襄河之敌侧背攻击，压迫于襄河及湖沼地带而歼灭之。并命令熟悉江防的第75、第94军人速由汉水以东赶回汉水以西江防军归建。
6月2日晚，陈诚抵达万县，3日进入宜昌附近三游洞开设指挥所，并请准将其嫡系、驻重庆整训的第18军（军长彭善）紧急船运前线，担任宜昌守备任务。
6月4日21时，日军第13师等部从旧口镇以南地区开始渡河，5日开始西进，与由北面南下的日军第3、第39师遥相呼应。6日晚，北线日军进至观间寺——荆门一线，守军第2军退往远安；南线日军进至荆门、十里铺一线，守军第94军第55师、第26军等部退守当阳、董市间主阵地。在此时期，守军反攻部队第41军于3日克复襄阳，第77军于4日克复南漳、宜城。
8日，日军池田支队相继攻占江陵、沙市。第26军萧之楚部不沿宜沙公路向宜昌退却，以利用既设阵地逐次抵抗，而是分由董市、白洋、红花套、甘老背等渡口南渡长江，脱离战场，致使日军长驱直入。
6月9日，日军第39师向当阳发起攻击，激战至黄昏，守军第18军第11师放弃当阳。
准备担任宜昌守备的第18军率第18、第199师部队，6月8日至10日陆续进抵宜昌地区，其部署是：以第18师守宜昌城，第199师配置于宜昌西北南津关、小溪塔（今宜昌县城）地区，掩护第18师左侧和机动使用，第18师以54团守宜昌城区，第52、第53团守备宜昌前沿右至长江江岸、左至镇镜山一线阵地。
6月10日，日军第13师等部开始迫近守军第18师阵地，11日拂晓，展开全面攻击。至10时许，第18师右翼第52团阵地正面被日军突破，日军趁势直扑飞机场，致使城区守军孤立，第一线部队腹背受敌。宜昌城守军主官动摇，未指挥部队顽强抵抗，仅经过一天的战斗，宜昌就于12日陷落。
12日，日军第11集团军见作战目的已经达到，命令各部迅速摧毁宜昌的军事设施，准备返回。
15日，令部队撤回汉水东岸。
16日，第5战区左兵团第2、第31集团军主力，已尾随敌第3、第39师南下，进抵荆门、当阳以北地区，此时，右兵团亦调整部署，于16日起向荆门、当阳、沙市、十里铺等地日军反击。
17日，第18军尾追撤退日军，收复宜昌。
日军攻陷宜昌后6月14日，在欧洲正是巴黎陷落的日子。日本陆军参谋部受急剧变化的欧洲战局的刺激和鼓舞，南进论抬头，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呼声高涨。日本海军航空兵此时正对中国大后方重庆等地实施战略轰炸，提出把宜昌作为航空中继站很有战略价值。日军认为，占领宜昌，有利于更有效的轰炸重庆，直接威胁国民政府，促进“桐工作”的实现。于是，6月16日，陆军参谋部命令中国派遣军暂时确保宜昌。为解决兵力不足的困难，随后又将关东军的第4师调归第11集团军序列。6月17日，敌第11集团军又急令已撤到宜昌东面10公里土门垭的第13师等部再攻入宜昌。此后，守军在江陵、宜昌、当阳、荆门、钟祥、随县、信阳外围之线与日军形成对峙。
7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重设第6战区（1939年10月1日，第一次长沙会战时，为便于作战指挥，曾以湘江为界，将第9战区划分为第6、第9战区。1940年4月，第6战区撤销），以陈诚任司令长官，辖境包括鄂西、鄂南、湘北、湘西及川东等地。
日军攻占武汉后，被迫停止对正面战场的大规模战略进攻，为达到巩固对武汉地区的占领，迫使国民政府妥协的目的，在加强政治诱降活动的同时，纠集兵力对武汉南北地区发动了南昌、长沙、随枣、枣宜作战，以及封锁中国交通线的桂南作战。中国第3、第4、第5、第9战区部队，对日军的有限攻势进行了有力抵抗，并于1939年对日军展开了冬季攻势，先后取得长沙、昆仑关及五原等地作战的胜利。但由于指导上的某些失误，未能抓住有利战机，给敌以有力反击和更大消耗，特别是武汉地区的几次会战，邻近各战区缺乏紧密的配合协同，不能以积极行动钳制日军兵力，策应主要方面作战，使敌能逐次转用兵力，各个击破，实现了战役企图，招致了守军的惨重损失。
这一时期，日军加强了航空兵对中国大后方的袭扰、轰炸。日军以航空兵着重进行战略、政略的作战，并调整了航空兵部署。航空兵的作战任务由主要支援地面部队作战，改为主要打击国民政府政治、军事中枢，破坏中国空军基地。从武汉失陷至1940年底，日军航空兵对中国大后方发动了4次大规模的攻势作战，重点轰炸中国陪都重庆，同时对成都、兰州、长沙、常德、芷江、恩施以及洛阳、延安等地进行轰炸。1940年5月18日至9月4日，日机在对重庆、成都等重要城市进行的空前大规模的轰炸中，共出动飞机4555架次，投弹27107枚计2957吨，中国空军和防空部队击落击伤日机403架。
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第二十三章 日本实行“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的殖民政策
第一节 日本的“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方针
一、“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方针的形成及其发展
随着侵华战争的进展，日本在中国的占领地区日益扩大，日本在占领区所推行的各种政略、战略，逐渐综合形成为系统的“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政策体系。
日本的侵略对象中国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农业国，工业落后，军力较弱，无法在短期内击败敌人。但中国有广阔的幅员，众多的人口，能够长期同优势入侵者相周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