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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重庆方面在其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作必要的人事更替，并接受上述第一及第二项的情况下，即认作为屈服，得成为新中央政府的成员。”＇〔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23页。＇
6月18日，汪精卫启程回中国，按日方意图拼凑“中央政权”，汪在华北、上海、广东等地活动，广泛拉拢各方要人，收效甚微。日本驻上海武官的电报也评论道：“对江派的和平表示衷心欢迎者，己无一人”。＇〔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26页。＇
8月28日，汪好容易才纠集到一部分汉奸，在上海召集其预定的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但其力量和影响却如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报告：“现在，被汪派所搜集的人，大部分是过去党政界的政客，官僚或腐败分子，在广大群众中没有任何基础。所以，今后汪派的活动如不能对重庆政权内的重要分子以影响，假若得不到广大群众之拥护，前途极为渺茫。”＇〔日〕《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4，朝日新闻社，1963年版，第216页。＇
经过汪集团在上海各地奔波筹备，和对日本进行反复的讨价还价，最后在1939年12月30日签订了《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关于日华新关系调整的基本原则》、《关于日华新关系调整的具体原则》另8件《秘密谅解事项》、3件《机密谅解事项》等。其主要内容有：在军事上，日本拥有防共名义下的驻屯、维持治安权，并要求保持对驻屯地区铁道、航空、通讯、港湾的控制权益，汪伪军队聘请日本军事顾问或教官。在经济上，日汪共同开发华北资源，要保证日方在华北的经济上处于优越地位，要在华北政务委员会内保有指导经济的行政权，要赔偿战争以来“日本臣民所蒙受的权力，利益之损失”。日汪双方规定上述秘密协定“永不公布”。但不久，高宗武、陶希圣因内部之争，逃出上海，于1940年1月21日在香港公布了日汪密约的全部内容。
1月23日，由日本中国派遣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直接参与，北平伪临时政府王克敏，南京伪维新政府头目梁鸿志，同汪精卫在青岛协商建立伪中央政权。以此为基础，汪集团于3月20日在南京召开了“中央政治会议”，正式组建汪记“国民政府”。形式上采取了“五权分立制”，汪出任行政院长，陈公博任立法院长，温宗尧任司法院长，梁鸿志任监察院长，王揖唐任考试院长。汪精卫在分封部下的同时，还空缺出一些部长等高级席位，以引诱蒋派人员入伙。
30日，汪精卫集团大小汉奸各就伪职，在南京正式成立伪“国民政府”，地址设原考试院旧址，当天公布其《国民政府政纲》，发布了《还都宣言》。
伪临时、维新两政府则分别发表解散宣言，实行“统一”。当晚，汪又发表对日广播讲话，对日本的扶植表示感谢，决心“将过去容共抗日之政策彻底放弃，重新确立和平反共建国之政策”。汪政权二号头目周佛海同时发表广播词说：“中日今后是患难的朋友”。＇《中华日报》194O 年3月31日。＇
汪伪政权的正式建立，表明汪精卫集团完全沦为日本的工具。
四、日汪条约
日本扶植汪政权，对日蒋关系带来新的冲击。对于日本的政略战略攻势，国民政府也采取了多方面的对策。
1939年12月，针对日汪之间订立“新关系调整要纲”及若干秘密谅解事项，国民政府发动了自武汉会战之后一次重大的进攻作战行动——冬季攻势，使日军“深感敌军还健在”。江政权正式建立后，国民政府即于1940年3月30日下令悬赏拿办汪精卫。而同时，重庆政府也同日方保持接触，进行会谈。
3月30日，日本扶植汪精卫政权在南京宣布正式成立，汪伪政权号称为“独立的主权国家”，和日本是“兄弟之邦”。但实际上，该政权从策划到正式建立，全为日本操纵和控制，根据日汪密约，自成立之日便在内部设立“最高军事顾问部”和“最高经济顾问部”，尤以最高军事顾问影佐祯昭为汪集团之太上皇。汪政权名义虽为“中央政权”，但实际管辖范围小得可怜，华北地区和蒙疆地区仍为日本另行控制的伪政权，连“国旗”也与汪政权不同，分别为五色旗和四色七条旗。汉口地区长期作为日本单独的军管区，后建立了伪湖北省和汉口市政府，名义归属南京，而实际上唯日军第11集团军之令是听。故汪集团有人自我解嘲说，汪政权政令不出南京城门。
为了加快获得日本承认，汪以日汪密约为基础，进一步出卖民族利益，于8月31日和日本缔结《中日基本关系条约》，包括正文、附属议定书、附属议定书谅解事项、附属秘密协约、附属秘密协定共5件。其主要内容有：
“第一条：两国政府为永久维持两国间善邻友好的关系，应互相尊重主权及领土，并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讲求互相敦睦的措施。
第三条：日本国为实行两国共同防共起见，在必要期间内，根据两国另行协议决定，驻扎必要的军队于蒙疆及华北的一定地区。
第四条：两国政府相约，派遣于中华民国的日本军队依据另项规定，在撤兵尚未完了之前，对共同的治安维持予以紧密协作。在必须维持共同治安的期间内，有关日本国军队的驻扎地区以及其他事项，两国另行协议决定之。
第五条，中华民国政府承认日本国基于以往的惯例，或为确保两国的共同利益，在必要期间内，依据两国间另行协议决定，得驻泊其舰艇部队于中华民国领域内的特定的地区。
第六条：两国政府基于取长补短、互通有无的原则，并根据平等互惠的原则，应实行两国间紧密的经济合作。
关于华北及蒙疆的特定资源，尤其是国防上必要的资源，中华民国政府同意两国紧密合作，加以开发；关于其他地区内国防上必要的特定资源的开发，中华民国政府对日本及日本国臣民应提供必要的便利。
两国政府应采取必要措施，为发展一般通商，以及便利而合理地供给两国间的物资。两国政府对于增进长江上游地区的通商贸易，及日本国与华北及蒙疆地区间合理供给物资方面，尤为紧密合作。
第七条：随本条约所规定的日华新关系的发展，日本政府应撤销其在中华民国所有的治外法权，并交还其租界，而中华民国政府为日本国臣民的居住和营业，应开放其本国领土。
上述条件，将使中国完全由日本控制，彻底沦为日本殖民地。日汪之间的日华基本条约，远远超过以前《二十一条》等条约，成为中国近现代史最为屈辱的条约。而汪集团一伙，却对这一条约甚为满足，在制定之时，周佛海竟认为：“以战败国之立场，而能得此，较可心安理得。”
日本策动对国民政府诱和的“桐工作”遭到失败后，11月30日同汪集团签署了《日华基本条约》，并宣布正式承认汪政权。在签订基本条约的当天，汪政权还伙同伪满洲国发表了《日满华共同宣言》，表示“三国”相互承认。随日本之后，德国、意大利及其他法西斯仆从国相继承认汪政权。汪精卫也终于就职伪国民政府主席，发出通电，登上儿皇帝的宝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汪精卫登基典礼的第二天即4月1日，日本外务省发言人须磨弥吉郎会见新闻记者，他回答关于汪政权的独立性问题时说，“没有必要担心这个问题，它的独立性就象满洲国一样。”＇〔美〕约翰·亨特·博伊尔：《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下册，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405页。＇ 像“满洲国”那样附属于日本，这也是日本对整个中国的侵略目标。
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第二十三章 日本实行“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的殖民政策
第三节 日本的殖民经济掠夺与殖民文化
一、殖民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变化
经济掠夺是日本进行侵略战争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是日本“以战养战”的主要内容之一。日本对于占领区的经济，一方面从总体上全力保持其自然经济状况，尽力延缓或阻挡华人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又直接控制占领区经济命脉，对日本所需战略资源实施殖民开发，同时根据不同地域和行业，制定具体的掠夺政策。
在东北地区，日本在1931年至1936年间殖民开发的基础上，加速了战略基地建设，并调整政策，由军部和财阀携手，从一般的农业、资源掠夺转向为以机械、化学、钢铁等产业为中心的重化工业殖民开发。1937年1月，关东军制定《开发满洲产业五年计划纲要》，决定要大规模发展满洲的煤、钢和汽车、飞机等重工业。5月29日更由军部提出《重要产业发展五年计划纲要》，对东北殖民经济各项指标大幅度提高，其中飞机一项要求年产3000架，占其全部产量30％。东北殖民经济的发展成为日本战争经济的重要支柱。据统计，到1942年东北生产的钢村占日本全部生产量近1/3，铝占其所需量的40％，日本所需38种军需物资有14种由东北供给，致使“在亚洲大陆地面部队作战的装备物资补给，大部依赖满洲的工业”。＇《日本战争经济的崩溃》，日本评论社，1950年版，第22页。＇
在华北地区，日本的经济战略是以华北之所有补东北之所无，或以华北之有余而补东北之不足。1938年11月的御前会议制定《调整日华关系新方针》，强调在华北、蒙疆地区“以寻求日满缺乏的资源（特别是地下资源）为重点”，在贸易领域“采取妥当的关税制度和海关制度”使中国对日物资供应“趋于便利合理”，在农业领域要求由中国“栽培日本所需要的原料资源”。＇《太平洋战争史》2，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33～234页。＇
同年成立“华北开发公司”，收编原“兴中公司”等作为子公司，并增设龙烟铁矿、华北盐业、华北矾土矿业公司等，以经营煤、铁、电力、交通等各行业的经济殖民开发。
在华中地区，以原在上海等地的殖民企业为基础，于1938年建立“华中振兴公司”统筹对该地区的经济掠夺，该公司到1941年又发展附属公司13个，控制华中地区的水产、蚕丝、煤、铁、电力各业的生产和销售。并由1940年正式建立的汪伪政权加以配合，除各类殖民生产，还直接实施对广大民众的巧取豪夺。如捐款一项，1942年发动“献金运动”就有什么“国防献金”、“献金购机”等各种名目，1943年后在汪政权之下建立“全国商业统制总会”和“全国物资统制委员会”等，强化对各种战争及生活物资的搜括。江南一带本为中国最富庶的“鱼米之乡”，但由于汪政权按日军指令，全面推行战时经济体制，以“竭泽而渔”和”杀鸡取卵”方式为日军输血打气，连日方也承认，汪政权方面，由于战争与军需的压力，“疲惫逐渐达于极点”。＇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4，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48年版，第1302页。＇
日本对占领区总体上的经济政策是实现“日、满、华经济一体化”。日本对每一个傀儡政权的经济要求均十分苛刻。1938年武汉会战后由御前会议制定《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规定“日满华就资源的开发、关税、贸易、航空、交通、通讯、气象、测量等方面，签订必要的协定。”＇〔日〕《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原书房，1969年版，第406页。＇
1940年11月13日，御前会议制定《中国事变处理要纲》，重申在经济方面“中国须承认日本于前项地域开发，利用国防上所必需的资源”。＇〔日〕《大本营陆军部》〈2〉，朗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132页。＇
日本的经济战略囊括整个亚大地区，它以日本本土及中国的东北构成其“中心圈”，以中国其它地区和印度支那半岛及南洋地区作为日本的“自给圈”，又以印度和澳洲作为“补给圈”，综合而成为“大东亚共荣圈”。
1941年1月25日，统帅部制定《对华长期战争策略要领》，规定了一系列对华经济掠夺目标，其中两条为：
“（一）日军在当地独立生活的必要物资，及属于物资动员范围之物资，特别是对地下埋藏资源，帝国对华要求数额之全量应如数取得；
（二）在取得上述以外的一般物资时，只要治安情况等现地形势许可，则避免通过压力取得，而尽量尊重中国的习惯和原来的经济组织，通过正常的经济手段，圆满且恰当地取得之。同时应避免过分压迫民需，特别是食品资源，以资收榄民心，且便于我之长期取得。”＇〔日〕堀场一雄：《中国事变战争指导史》，时事通讯社，1962年版，第530页。＇
日军上述经济政策与计划，由于遭受占领区抗战力量的打击。未能全部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