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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支撑越来越大的战争消耗。日军不得不大量动用储备物资，使战略物资储备已大部消耗殆尽。
因此，日军不但企图在南方各地强化经济凉夺，还制定详尽的计划以便更残酷地实施对华经济掠夺。
1942年12月21日，御前会议制定《为完成大东亚之处理对华问题根本方针》，规定：
“1、当前时华经济施策，以增加获取为完或战争所必需的物资为宗旨，重点开发获取占领地区内的重要物资，并积极地获取敌方物资；
2、经济政策之实行，在力戒日本方面的垄断之同时，发挥中国方面官、民之责任与刨造精神，由其积极的对日合作取得成果。”＇《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册，第580页。＇
翌年缔结同汪精卫政权的《日华同盟条约》强调，“有关战争朝间重要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要使其充分满足帝国的要求。”日本大东亚省大臣青木一男说：“就处理敌产来看，当地都是‘抄来主义’，即租界虽然交还，但仓库、房屋等凡是比较值钱的东西都一律抄来的思想。这样租界里就将一无所存，这种交还方法，民心也就不能不叛离”。为改变这种露骨的“抄来上义”，日本又采取了变相劫掠的“购买”等办法。
日本的对华经济掠夺实际上已达到疯狂的程度，在对华北的原材料掠夺方面，如果以1939年输出数字为100，到1942年则增加为：煤169，铁矿石900，盐265，棉花289，其中仅1940年，日本从华北运走煤450万吨、铁矿石约30万吨、棉花42。8万担。日军战史也记载：“随着战局的发展，对民众生活更加紧了压迫，逐渐出现了各种困难问题。”尽管如此，日军仍通过《剿共指针》等各种文件，强调“取得对华所需物资”，要求事项有：
“一、为完成大东亚战争，要求中国提供大量的各种物资，将对民生发生重大影响。因此，必须考虑努力贯彻中国参战的意义，并根据对华处理根本方针的精神，由中国方面负责设法保证供应所需的物资。
二、要求中国提供的物资，区分为：在中国取得的陆军军需；由陆军运回日本的物资（陆军供给日本的军需物资）；在中国取得的国家短缺物资（供日本的一般物资，以及在中国取得供当地军用的陆军军需物资）。
三、日本要求提供的主要物资为：煤、矾土、萤石等地下资源及普通生铁、氧化铝、盐等工业品以及棉花、麻、油料资源等土产物资，要依靠各种机构进行开发和收购。
四、要求中国供应的物资，为了完成大东亚战争，必须绝对予以确保，而且应看到，随着战局的激化，所需数量必将逐渐增大。
五、粮食、棉花是华北土产物资中最重要的物资，其收购的成败，直接对完成战争及重要产业的生产具有极大的影响。因此，军队对此等物资的收购政策，必须经常给以强有力的妥善的支援。……。”而对于蒙疆地区，则要求“最大限度地对日本提供重要国防资源”。＇〔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2），朝云新闻社，1971年版，第380、382页。＇
在江南地区，由汪精卫政权配合，日本规定了物价管理政策，设置了全国商业统制会、物资统制审议会和物资调查委员会等组织，在商业统治会下面分设棉统会、粮统会等重要物资统制会。日军试图通过这些组织，严格实施商品登记，控制其流动。日本所谓的收购是强制性收购，价格大大低于市价。如粮统会1943年江南各地以“分担制”和“收买制”等办法，以低于市价50％的价格强制收购，据统计“收买数量共计63万吨”。＇《电报年鉴》1944年度，第630页。＇
日军还在各地以金融、货币手段，或伪造中方通货，或在其占领区滥发伪币，以聚敛财富、破坏中国金融。1941年1月6日汪政权建立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中央储备券，与国民政府的法币等价使用，翌年2月18日开始限制兑换，3月停止等价交换，5月禁止法币流通，并限期兑换旧币。强制以汪币统一法币，同时滥发伪币搜刮财富。
在日军不能控制的地区，尤其对于华北抗日根据地，主要手段是“采取经济谋略与武力并举，或实行夺取物资的作战，从敌区获取物资，并破坏敌方的主融活动。”经常针对抗战力量的仓库、生产设备等进行袭击，或在收获季节发动进攻，抢掠粮棉；或以作战破坏根据地的生产与收割。而经济谋赂手段有：
1、采取没收等方法取得对方货币进行采购。
2、运出不需要的物资作为交换品，从对方吸收必需品或抗战必需物资。
3、利用对方商人，或设置由特务机关监督的物资收购机关（日华商店、商人、合作社等收购机关），或利用武装团体灵活运用交易制度进行买卖等，主要通过准治安地区进行谋略性采购。日军还得出结论：“武力战就是经济战”。＇〔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2）朝云新闻社，1971年版，第269页。＇将经济掠夺与武力作战紧密联系在一起。
总之，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施展更多的经济谋略，强化对华经济掠夺，以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但整个战局对日本来说是千疮百孔，虽采取了许多措施，都未能收效。
（三）设置大东亚省与召开大东亚会议
日本为加强对庞大占领地区的殖民统治，在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旗帜之下，对占领区在政治与行政方面加强了全面的控制。1942年2月，日本陆海军、兴亚院和企画院联合研究“关于规划和实施对大东亚各国及各地区的各项政策的综合责任官厅”；经过约半年多的准备，9月1日内阁会议通过《大东亚省设置案》，其宗旨规定为“集中发挥大东亚全区的总体力量以增强战斗力”。11月1日，正式通过《大东亚省宫制》，设置大东亚大臣、由文官担任，其第一条规定职权范围：“大东亚大臣负责买施有关大东亚地区（日本本土、朝鲜台湾及桦太除外）之诸般政务（纯外交除外），保护帝国在该地区内对各国的商事，并管理有关在该地区各外国侨民与帝国臣民有关事务，以及关系到该地区的移民、海外拓殖事业和对外文化事业等有关事务。”日本在该地区原驻外交官，在上述事务处理问题上应受大东亚大臣的“指挥和监督”。＇《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577～678页。＇
大东亚省的行政机构下辖四局：总务局、满洲事务局、中国事务局、南方事务局。另设大东亚联络委员会。大东亚省的设置是企图调整原兴亚院与外务省派出的双层机构，将拓务省、对满事务局、兴亚院和外务省的东亚局、南洋局全都并入大东亚省，废兴亚院官制。按上述规定，除少数“纯外交”之外，外务省不再担负上述大东亚地区内的外交政务，权力被削弱，东乡外相由此而辞职表示反对。
大东亚省实际也未能真正掌握所规定的该地区内的政务，按官制第19条规定：“大东亚省应同陆海军策应合作，执行有关大东亚地区内占领地行政事务。”＇《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578页。＇
所以大东亚省的设置，实质上加强了军部的行政权力。大东亚省的设置是对原有兴亚院等殖民机沟的发展，也是为配合太平洋战争的一个重要的殖民政治步骤。
大东亚省设置之时，瓜岛战局也正走向崩溃，战争态势进一步恶化。日本对各国的政略不能不作出调整。1943年5月29日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和5月31日御前会议制定《大东亚政略指导大纲》，其方针第一条规定：“帝国为完成大东亚战争，应集结以帝国为核心的大东亚诸国家诸民族，进一步整备和强化政略态势，坚持战争指导的主动性，以适应世界形势变化”。增强了谋略色彩。其第二条随着规定了大东亚政略与侵华战争关系：“整备政略态势，应以强化诸国家诸民族对于帝国的战争合作，尤以中国问题的解决为基本着眼点。”＇《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583页。＇
基于上述考虑，日本于10月30日同汪伪政权签订了《日华同盟条约》。
几天后，由日本首相东条英机主持召开了有傀儡头目参加的所谓“大东亚会议”，会议还通过所谓《大东亚共同宣言》如下：
“美英为本国的繁荣，压迫其他国家和其他民族，尤其对大东亚进行贪得无厌的侵略与剥削，逞其奴役大东亚的野心，终于从根本上破坏了大东亚的安定，大东亚战争的原因就在于此。大东亚各国相互合作，完成大东亚战争，使大东亚从美英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保全其自存自卫，根据下述纲领建设大东亚，以期为确立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一、大东亚各国同心协力，确保大东亚的安定，以道义为基础建设共存共荣的秩序。
二、大东亚各国相互尊重自主独立，以实现互助敦睦，确立大东亚的亲睦友谊。
三、大东亚各国相互尊重各自的传统，发挥各民族的创造性，以提高大东亚的文化。
四、大东亚各国在互惠原则下紧密合作，以求发展经济，增进大东亚的繁荣。
五、大东亚各国敦笃同世界各国的友好交往，消除人种差别，普遍交流文化，进而开放资源，力世界的进步作出贡献。”＇〔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原书房，1970年版，第460页。＇
宣言提出所谓“相互尊重各自的独立自主”，“实现互助敦睦”，实现“亲睦友谊”，“消灭人种差别”等虚伪口号，同时强调各国“同心协力”、“紧密合作”以“完成大东亚战争，使大东亚从美英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企图将备仆从国继续捆绑在日本的战车上。
大东亚会议的召开，在形式上确立了日本的大东亚殖民体系。日本的大东亚殖民体系共分三个层次：内层以日本本土加上殖民地朝鲜和台湾为核心，中层即“日满华”体制，外层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占领区。其中“日满华”体制是日本殖民体制的基本骨架。
三、强化对占领区的军事行动
（一）提高治安肃正作战的战略地位
日本为把中国变成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首先是巩固对既占地区的控制。日军针对华北、华中等地日益发展的抗日游击力量，进行了空前残酷的“扫荡”。日军进行的治安肃正作战，实际上已成为侵华日军的主要作战，其战略地位空前提高。这是从1941年起日军华北治安战的最重要变化。
1940年12月26日，东条陆军大臣同杉山参谋总长会谈，确定日本对华战略基本方向：
“一、必须将中国事变尽快实现解决。为此不仅要考虑南方，还需确立以中国和北方问题为主的方针。既要继续对重庆施加军事压力，又须着眼于经济压力——即加强全面封锁。此外治安肃正是解决事变的必要条件，故须特别注意加强扶植汪政权的武装力量。
二、近来对解决事变问题有偏重政治谋略的倾向，但无甚效果，今后有必要集中力量使甲于有助于直接解决事变的谋略或作战谋略。
三、当前对华作战纲要的内容是，彻底肃正华北治安，进行航空进攻战，集中实施对华作战谋略，强化封锁及扶植作为治安警察力量的中国武装团体。”＇〔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1），第453页。＇
上述决定明确强调了“以中国和北方问题为主”，加强“谋略或作战谋略”，特别是要求“彻底肃正华北治安”，成为日军最重要的指导方针。据此又于1941年1月提出《大东亚长期战争指导纲要》和《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两大要案，提出了对华战争8条原则，决定在对华进行长期持久战争的前提下，“以维持治安、肃正占领地为主要吕的，不进行大规模进攻作战，在必要时进行短时间的短促突击作战。但以退回原驻地，不扩大占领区为原则。”＇〔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第328页。＇
治安肃正作战战略地位的提高，反映了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对侵华日军已形成致命威胁。
关于治安战的作战行动，由华北方面军实施。华北方面军于1941年初制定了当年肃正计划及其注意事项12条，其第1条对作战对象作出规定：“肃正的重点，仍然在于剿共”。第2条强调：“剿共一事，仅靠武力进行讨伐，不能取得成效。必须以积极顽强的努力，统一发挥军、政、民备方面力量，摧毁破坏敌之组织力量并以争取群众为重点。”
对于兵力部署及其运用，日军改变了以前采用的分散部署原则，改行集中部署。认为“有更加集中的可能和必要”，“可以将小兵力的分散部署逐渐加以集中，使掌握具有灵活性的战斗力。”实际上，由于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较快，作战主动，经常以兵力小的日军据点为进攻对象，分散部署的日军难于对付这种攻击。该肃正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