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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中国实行新政策的同时，日本政府还于1942年11月1日设置了“大东亚省”的新机构，将拓务省、对满事务局、兴亚院、外务省东亚局等均并入该机构，以加强日本法西斯的殖民统治，竭力搜刮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为继续进行侵略战争服务。然而，日本的上述对华新政策和各项举措，对挽救它的败局命运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当对华新政策尚在拟议中，中国派遣军就有存疑，认为“以扶植加强国民政府（汪伪政权）作为对华新政策的中心不适合现状。”总司令官烟俊六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对内的以及对重庆的对策，都是行不通的穷途之策，实行起来不会那样简单。”＇［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2）朝云新闻社，1971年版，第299页。＇ “关于国民政府（汪伪政权）的参战问题，主要是企图扭转最近的消沉气氛，取得内政方面效果的一种措施，可以说是未加权衡其利害的轻率的应急政策。”＇［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5），朝云新闻社，1973年版，第483页。＇ 1942年12月16日，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落合甚九郎向日军大本营汇报时再次提出：“国民政府（汪伪政权）的内情不太可靠，如使之协力而放手不管则是危险的。该控制的必须继续控制。如不改变现在软弱的性质，不仅阻碍作战，甚至有崩溃的危险。”＇［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5），朝云新闻社，1973年版，第483页。＇ 1943年1月，对华新政策出笼后，由日本帝国主义导演的汪伪政权的所谓“参战”丑剧，犹如狂犬吠日，由于它十足的欺骗性和虚假性而注定不起任何作用。
1943年春天起，侵华日军虽遵照其大本营的命令，积极贯彻对华新政策，把部分地区的警备任务交由汪伪政府及伪军执行，但汪伪傀儡政权既无军力又无财力，内部派系争斗还很激烈，政治腐败，民心丧尽；新成立的日本政府大东亚省驻中国各地机构也软弱无能，与各方关系矛盾重重。因此，实际上侵华日军根本无法“拔足泥潭”，迫使日军大本营不得不决定，以独立混成旅和刚补充的新兵，先后编成5个师（即第61、第62、第63、第64和第65师）填补调出的5个师的空缺。原想以汪伪政权的参战作为打开中日战争局面的一大转机成为泡影。
1943年夏天，中国战区的日本占领区物价暴涨，经济濒临崩溃边缘。日军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于7月14日举行紧急会议，磋商“对华紧急救济措施”，以挽救更悲惨的结局。原来打算从中国窃取更多的战略物资投向太平洋战场的美梦也破灭了。
10月，所谓《日华同盟条约》签订后，日本政府随即发表《帝国政府声明》，汪精卫也发表长篇声明，无耻地大谈中国依赖日本比依赖英、美更好，企图再次对重庆政府实施诱降。但是，此时蒋介石已应邀准备去埃及开罗参加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讨论联合对日本的作战计划了。
在太平洋战场美军和其他同盟国军向日军不断展开反攻、中国战区敌后战场也开始向日军发起局部反攻的形势下，日军已处于穷途末路的境地，哀叹“自存自活能力也受到了影响”，已根本不可能夺回战争主动权，对中国实行的所谓新政策也就注定地破产了。
二、日本“绝对国防圈”的崩溃
1943年9月，意大利的投降，欧洲战局的骤变，太平洋战场盟军攻势作战的加强，中国战区敌后战场中国军民局部反攻的展开，迫使日本政府不得不重新调整自己的战略方针，考虑建立所谓“绝对国防圈”，企图借以挽回败局。
9月25日，日军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就“世界形势”、“战略方策”和“对外方策”三项内容进行讨论，并分别作出决定，最后形成《今后应当采取的战争指导大纲》于9月30日提交御前会议审议通过。《指导大纲》确定，以“急速增强决战力量”、“谋求对苏关系好转”和“确立国内决战态势，加强大东亚团结”为今后的战略方针，同时决定建立所谓“绝对国防圈”，把日本在太平洋、印度洋方面的侵略防线后撤至“包括千岛群岛、小笠原群岛、内南洋（中、西部）群岛及西部新几内亚、巽他群岛、缅甸的这一圈子”＇［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原书房，1984年版，《文书》第588～589页。＇，缩小了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确保要区”的范围，企图争取时间，逐步充实空军力量，与美、英决一死战。这是日本政府面对战争形势的重大转折，试图排除对德国的依赖心理，以独自力量对付美、英反攻势力而制定的国策。
为了贯彻《指导大纲》，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以确保“绝对国防圈”内悔、空、陆运输的安全，阻止美、英军队对日本本土及“绝对国防圈”内重要资源地域和政治、产业等致命的中枢部位的袭击，遏制并击破美、英军队的大反攻。紧急措施包括：征用与补充陆、海军所需船只共28，5万吨；重新制订以航空军事力量为中心的增产计划，规定1944年内必须完成500万吨普通钢材、100万吨特殊钢材和21万吨铝的生产任务；断然实行增强军事力量所必需的一切非常办法；连续下令从中国战场和日本国内向“绝对国防圈”的前卫线派遣陆军兵力共5个师。
然而，日本政府采取这一战略决策也是无济无事。原因是：自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1942年8月）以来，日本损失的战斗力相当严重，与盟军空军兵力对比十分悬殊，己无法抗衡；所谓“绝对国防圈”的前卫线，西从新几内亚东部的马丹地区，往东经丹皮尔海峡、腊包尔，连结布干威尔岛一线、已受到盟军挑战，芬什哈芬很快被盟军占领，布干威尔岛也已孤立化，陷于腊包尔和新几内亚的日军30万人无法撤退，等于“死棋”；日本国内生产力陷于瘫痪状态，以生产飞机为中心的增产计划根本无法落实；太平洋中部地区的前卫线马绍尔、吉尔伯特群岛也受到美军的威胁，被紧急派往前卫线的陆军部队，在几乎是到达的同时，还来不及修筑工事，就遭到美军的攻击，已处于挨打的被动困境。
1943年11月20日，美军在中部太平洋发起攻势作战，首先攻取吉尔伯特群岛中的马金和塔拉瓦两岛、建立了空军基地。尔后，于1944年1月进攻马绍尔群岛，岛上日本海军航空队约200架飞机在未能实行任何反击以前就被全歼。2月初，美军两个师占领凯塞林岛，并以此岛与阿德米雷耳提群岛为基地，用B—24型轰炸机对加罗林群岛的日军中部太平洋战略要点特鲁克岛进行猛烈空袭，两天之内，炸沉日本战舰9艘、运输舰只等34艘，炸毁飞机270架，炸死炸伤日军1700余人。＇［日］赐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原书房，1975年版，第519页。＇
2月10日，日军联合舰队司令部被迫从特鲁克岛迁到加罗林群岛西部的帛琉群岛。4月初，美军第58快速航空母舰突击队向加罗林群岛西部的日军守备部队发起进攻，尔后，于6月中旬又猛烈袭击马里亚纳群岛南部的日军守备部队，并相继攻占塞班岛、关岛和提尼安岛。
至此，日军在内南洋地区的防御体系被打开了一个大缺口，日本本土也彻底暴露在盟军的直接打击范围。在缅甸方面，中国驻印军在美军一部的配合下，由印度向缅北日军发起反攻，于8月初攻克缅北重镇密支那。日本的“绝对国防圈”从东西两个方面都已崩溃了。
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第三十二章 日本法西斯内外交困
第三节 危机四伏的日本国内形势
一、战时经济体制的崩溃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的经济已完全走向战时体制化。但是，时间仅隔两年，战时经济体制就崩溃了。
（一）军需工业的超重点生产
1942年初起，日本政府根据国家动员法，对军需生产发布了一系列统制令，从原料、资材的分配，生产的部署，劳务的安排和利润的分配，进行全面统制；同时，逐年削减对人民生活必需品工业的投资，兼并非军需生产的中、小企业，从而形成了拥有绝大部分资金、原料和劳动力的军需工业体制。
1943年秋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军事上不断失利，对军需产品的需求更加突出。11月1日，日本政府决定撤销商工省和企划院，设立军需省，由首相东条英机兼任军需大臣，力图借此加强军需生产的统一规划，实行超重点生产，并调节陆、海两军在军事订货和资材争夺方面的对立。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还颁布“军需企业法”，强制与飞机、船舶生产有关的金属矿业、煤炭、瓦斯、电力等共671家公司列为军需企业，尔后，又采取进一步兼并、关闭非军需生产的中、小企业，颁布金融统制的种种法令等手段，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军需工业。
1944年1月起，日本政府开始实行“军需企业指定拨款制度”和军需订货预付价款制度，使军需企业随时可以从指定的特定银行得到拨款和预付款。据统计，1944年度飞机、造船、机械等3个超重点军需工业部门的流动资本总额中，预付部分经常占50～70％。这样，各军需企业接受的军需订货实际上已远远超过它们的生产能力。依靠这种超重点生产的手段，日本陆海军兵器的产量一度急遽上升。与此相反，人民生活必需的轻工产品的产量，却逐年减少，棉布的产量，1943年比1941年减少30％，生丝的产量，1943年比1941年减少44％。产业结构的畸形发展，预示着日本战时经济体制的必然崩溃。
（二）强迫劳动制度的发展
日本的战时经济体制，除集中资金和原料于军需生产外，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劳动力被大量征用到军需工业部门，并将已经实行的强迫劳动制度扩大化。征用到军需企业的劳动力主要是农村中的广大青壮年农民和城市中非军需生产的中、小企业的职工，以及下层小资产阶级分子。这些被征用的青壮年劳动力，都被安置在指定的军需企业里，在宪兵监视下从事强迫劳动。全日本被征用的劳动力逐年增加，1941年是31。1万人，1942年增加到62。3万人，1943年猛增至132。3万人，1944年又增加到155。2万人。
由于可能征用的劳动力人数已接近最大限度，1944年4月起，日本政府采取了另一个措施：废除关于动员学生到战时劳动部门从事劳动的禁令，把成百万学生分配到军需企业从事武器生产劳动，一天劳动时间长达10小时，劳动报酬不仅低于一般工人，而且不直接支付，实行强制储蓄，待到毕业时通过学校一次付给。动员妇女到军需企业从事生产劳动，日本政府本来有一些保护性法令，禁止妇女从事夜间和危险性劳动。
但是，1943年以后，这些法令逐步被废止，通过发布“劳务调整令”，规定17种特定职业可以由妇女代替男子，并成立“女子勤劳报国队”，强制妇女从事军需生产劳动。1944年起，将“女子勤劳报国队”改称“女子挺身队”，强制12岁至39岁的未婚妇女全部加入，与男劳力一样，被固定在军需企业里从事劳动。
此外，日本法西斯还从其在中国、朝鲜的占领区内掳掠大批青壮年劳力，强制驱赶到日本的煤矿等地，从事劳动强度最大，最脏，最险，类似奴隶的劳动，直至被折磨致残、致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强掳中国青壮年到日本去当苦力这一事实，直至1994年6月22日，日本政府才首次公开承认，这一天，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局长川岛在国会参议院答复议员质询时承认，日军在侵华战争中，受其政府指示，强掳大批中国青壮年到日本当劳工。据日本外务省在日本投降后向政府写的一份远被缩小了的“中国劳工”问题的报告书中记载：日军在侵华战争中强掳38915名中国青壮年到日本充当劳工，其中6830人惨死在极为恶劣的劳动条件下。＇据新华社东京1994年6月22日电讯。＇
强迫劳动制度的发展，是日本法西斯、日本军需垄断资本家在军需生产过程中对本国的征用工、学生、妇女实行强迫劳动和对被掳去的中国人、朝鲜人实行残酷奴役不断加强和酷苛化的过程。随着这个过程的深入，劳动者对日本法西斯和垄断资本家的抵抗也逐步发展和扩大起来，缺勤和怠工现象普遍出现，劳动生产率日益低落。《朝日新闻》1944年10月19日报道：爱知县的全部飞机制造厂工人的平均缺勤率达65％。这种劳动生产率的严重低落，正是日本帝国主义者长年对外侵略和它在军需生产过程中采用强迫劳动制度，残酷剥削工人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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