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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曾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在孙朝阳部遭日军四面包围的危急情况下，身为马夫的赵尚志提议主动出击宾县并亲自带领队伍攻克了宾县县城，从而被提拔为参谋长。同年秋，孙部溃散后，赵尚志等7人携带机枪1挺、长短枪11支到了珠河。
10月，在珠河县委领导下，于珠河县（今尚志县）三股流成立了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全队共13人，赵尚志任队长。游击队与当地的山林队、大排队、红枪会等群众武装联合共同抗日，活动于哈尔滨东部一带山地，常常出奇制胜，队伍到年底扩大到70多人，赵尚志任队长，李福林任政委兼支书，下辖5个中队，还有1个少年队、1个机枪队、1个骑兵队。
1934年春，珠河游击队曾经攻克珠河5区珠河镇，大破3区黑龙宫，3次围攻宾州城，争取了部分伪军的反正。到6月下旬，队伍发展到400多人，改编为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赵尚志任支队司令，张寿海Вɡ钫作耄┤握挝保孪�3个总队、1个骑兵队、1个教导队、1个少年队；在滨江（哈尔滨）、宾县、方正、延寿、珠河、苇河、五常、榆树、阿城、双城一带开展抗日斗争，并在珠河地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成为一支坚强的抗日力量。
（四）密山游击队
1932年，在中共密山县委领导下，富振声等将勃利、林口、密山等群众武装，合并组成密山游击队。
1933年初，王德林领导的抗日救国军溃散时，该军参谋长、共产党员李延禄，根据中共绥宁中心县委决定，以党秘密掌握的补充团为基础，改编为抗日救国游击军，李延禄为总司令，孟泾清为政治委员，下辖3个团、1个步兵营、1个骑兵营、1个游击支队和1个政治保安连，共约800人，这支部队政治基础好，发展比较迅速。
1933年上半年与日伪进行了磨刀石、团山子、八道河子、东京城等多次战斗，毙伤敌人甚多，迫使1000多名伪军反正。6月，游击队夜袭日军驻地杨木林子，敌惊慌失措，四处逃散，死伤百余。随后，李延禄奉命开辟新的游击区，率部向密山转移。
（五）宁安游击队
1932年4月，中共满洲省委派军委书记周保中，到绥宁地区的中心宁安县组织领导抗日武装斗争。周原名奚李元，云南大理白族人，在北伐军中曾任团长、副师长。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由苏联学习回国。周到宁安地区后，即对自卫军、救国军开展工作。1933年5月，宁安党组织把李荆璞率领的“平南洋总队”改编为“宁安工农义务队”，李荆璞为大队长，于洪仁为大队副，下辖6个分队。
1934年2月，抗日义勇军大部溃散后，周保中领导王德林所属义勇军残部，汇同柴世荣等人所属各部，与宁安工农义务队一起，组成绥宁反日同盟军。为加强反日同盟军中的骨干力量，1934年5月20日，宁安县委又决定组织宁安游击队，队长为白殿贞，主要活动于宁安县内。
（六）汤原游击队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派出一批干部到松花江下游开展工作。1932年夏，省委秘书长冯仲云赴汤原，指导创建游击队。冯系江苏武进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1930年受组织派遣到哈尔滨市工作，曾任中共江北区委宣传部长。10月上旬，中共汤原中心县委在反日同盟会的基础上，建立了汤原游击队。由于缺乏斗争经验，被土匪“荣好”缴了械。同年冬，汤原县委又在组织农民抗租斗争的基础上，第二次建立了汤原游击队。因警惕性不高，发生了兵变。汤原县委总结了两次建立武装失败的教训，1933年冬在县委书记夏云杰的领导下，第三次建立起了“汤原反日游击队”，戴洪宾任队长，夏云杰任政委。游击队不断向萝北的鸭蛋河、葛金河一带进攻，并收缴了汤原县内几处地方的武装，队伍由原来80多人很快发展到600余人。在党的工作和抗日斗争影响下，张传福率伪自卫团，冯治刚率矿警队都加入了汤原游击队，队伍扩大到2000多人，主要活动在汤原、萝北、通河、依兰、桦川、富锦等地区。
（七）饶河游击队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饶河中心县委即领导人民群众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国活动。首先组织了救国会，1932年6月，又在此基础上，由崔石泉、金文亨建立了饶河反日游击队。同年冬，发展到40多人。到1933年初，进一步扩大到130多人。该队一方面配合陈东山、高玉山等救国自卫军的统一行动，另一方面积极独立地在乌苏里江沿岸开展活动。
1933年6月，陈东山、高玉山部救国军瓦解后，饶河游击队正式独立出来，在李学福（李葆满）、崔石泉、张文偕等人领导下，队伍越战越强，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讨伐”，创建了饶河、虎林一带广大的游击区。为了粉碎日伪军的冬季“围剿”，饶河游击队经过刻苦训练，成了一支快速行动的滑雪队，活跃在完达山脉东麓的雪原上，成为该地区唯一的一支抗日的中坚力量。
（八）巴彦游击队1932年初，张平洋（张甲洲）、张文藻等在巴彦组织起一支抗日武装，称为巴彦反日游击队，张平洋任队长，中共满洲省委派军委书记赵尚志到该部任参谋长。巴彦游击队建立不久，人数即达到700多人，主要活动于巴彦、呼兰、绥化、庆城（今庆安）、铁力、东兴一带，曾在呼兰附近切断滨北铁路，收复过巴彦、东兴等县城。同年底，因在东兴之战中受挫，游击队随即溃散。
除此之外，还有1932年秋建立的海伦游击队，同年冬建立的海龙游击队等，当时都积极开展了抗日游击活动，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东北抗日游击队，在开始时人数都不多，武器装备也都很差，物质条件极端困难。但是，这些游击队有明确的政治纲领，有集中统一的领导，有良好的群众关系；战士大多数出身好，政治觉悟高，组织纪律性强，英勇善战。所以，他们能不断地发动袭击，给日寇以沉重打击，据伪满铁道机关统计，仅1933年3月至10月，抗日游击队就袭击伪铁路659次，破坏铁道101次，击毙日伪护路军546名。又据伪奉天省警察署统计：辽宁省内的抗日游击队，1934年6月份袭击敌人709次，7月份为759次，8月份为1716次，12月份为1706次。＇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商务印书馆，1951年版，第303页。＇
在斗争中，各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游击区也不断扩大。不久，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即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第一编 东北沦陷（1931。9。18～1932。12）
第三章 中国军民的抗日斗争
第三节 全国各界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
“九·一八”事变以后，中日民族矛盾日渐上升，国内阶级关系开始发生了新的变化。抗日救国已成为全国各阶层人民的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毅然站在抗日救亡运动的最前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迅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
一、学生、工人和各界团体的抗日救亡活动
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爱国青年学生起了先锋作用；广大工人群众表现出工人阶级高度的爱国热情和坚定的斗争性；其他各界人民纷纷组织各种抗日团体，开展斗争，都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有力的打击。
（一）各地学生的爱国行动
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东北一开始，全国各地大中城市的学生，立即行动起来，站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前列。“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上海、北平、南京、天津、杭州、太原、长沙、西安、开封、广卅、福州、武汉、南昌等地的大中学生，即纷纷走上街头，举行集会游行，发表通电，进行抗日宣传，建立抗日团体；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武装民众，出兵抗日。
9月20日，北京大学学生会向南京国民党政府发出代电说：“日本帝国主义，屡向我国挑衅，愿欲藉故出兵，强占满蒙，今果悍然不顾，大肆武力侵略……事机迫切，国亡无日，是而可忍，孰不可忍，为今之计，唯有速息内战一致抗日，并望我国民众实行武装，誓做政府后盾。”＇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第3卷，东北问题研究会，1932年版，第8章。第3页。＇
9月21日，在北平各校学习的东北籍学生3500余人：举行“东北学生抗日会”成立大会，组织了敢死队，决心与敌人拼争。
9月25日，北京师大学生和教职员召开大会，通过决议，致电谴责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国家养兵，原为抵御外侮，我国兵额之多，冠于全球，而一遏外敌，辄取不抵抗政策，洵属奇耻。此次日本入寇东省，如入无人之境，辽吉既已沦陷，平津又受威胁，似此情势，尚能持不抵抗主义乎。”＇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第3卷，东北问题研究会，1932年版，第8章，第4页。＇
9月27日，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发表《为东三省事件告全国民众书》，怒斥国民党政府的“无抵抗主义”、“向国联报告请求公判”等政策，是“软弱无效，坐以待毙的政策与行动”；呼吁“全国的工农兵学商联合起来”、“武装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第3卷，东北问题研究会，1939年版，第8章，第5～7页。＇天津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也发出代电，要求”出兵御侮”。
9月下旬，全国各地学生代表汇集南京，使学生运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9月28日，南京、上海两地学生5000余人，冒雨前往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因未得结果，随即转向外交部。得到的答复仍然是等待“国联”解决，并强迫学生返校复课。学生们忍无可忍，冲开警卫的阻拦，殴打了国民党外交部长王正廷。10月初，全国各地学生举行反日示威。上海的请愿学生首缠竹布，上书“督促政府立即出兵，良众速起共作后盾”。
11月，日本特务在天津制造暴乱，北平、天津两地学生为此宣布总罢课，倔代表到南京请愿，各地学生起而响应，赴京请愿学生达1万余人。11月26日，请愿学生在国民党政府门前示威竟日，强烈要求出兵抗日。第二天，蒋介石被迫出见学生。但他对爱国学生的抗日要求，采取了敷衍搪塞的态度。
11月下旬，日军进逼锦州，国民党政府电令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中国军队退守山海关的建议。
消息传来，全国哗然，群情激愤。各地学生请愿团即改为示威团赴南京示威。
12月5日，北京大学示威团300余人在南京街头示威，高呼“反对政府出卖东三省”、“被压迫民众团结起来”等口号，国民党政府指示军警实施镇压，打伤学生33人，逮捕185人，制造了“一二·五”事件。南京中央大学和各中等学校的学生，迅速组成了几千人的示威团，援救北大同学。他们突破军警的警戒线，冲进南京卫戍司令部，要求释放被捕学生。
12月6日，上海学生抗日联合会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了援助北大同学，反对划锦州为中立区等项决议。
12月7日，上海1。5万名学生举行示威，抗议国民党政府压迫学生爱国运动。
12月9日，上海学生抗日联合会代表大会开会时，上海当局指示特务绑架了从南京到上海进行联络的北大学生，激起了学生们更大愤怒。当天下午，上海各校学生万余人，包围了国民党上海市政府，许多工人和店员也起来支援。第二天上午，上海市政府终于被迫释放了北大学生，交出了绑架学生的凶手。接着，上海学生组织了人民法庭，准备公审凶手，并票传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陶百川和公安局长陈希曾，吓得陶、陈全家逃匿。法庭又起草了通缉令，悬赏捉拿，并迫使国民党上海市长张群签字盖章，送到各报刊登，轰动了全上海。
12月11日，太原学生因山西省政府拒绝请愿抗日，他们捣毁了省政府。
12月17日，汇集在南京的北平、天津、上海、武汉、广州、济南、苏州、安庆等地的学生及南京市的学生3万多人，奉行联合大示威。当示威队伍走到国民党中央日报社附近珍珠桥时，遭到大批警察和宪兵的袭击，当场有30多名学生被打死，100多名学生被打伤，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珍珠桥惨案”。这一惨案的发生，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更大愤慨，他们强烈抗议国民党政府的罪恶行径。
1932年1月10日，上海近万人集会追悼珍珠桥死难烈士。
会后，举行了轰动全市的抬棺大游行。以学生的爱国运动为先声，全国各界迅速形成了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