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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几个月灭亡中国的目标，并没有达到。在中国军队正面战场的有力抗击下，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在不断地遭到破产，战略进攻的势头在衰减。与此同时，开辟敌后战场的战略行动取得了重大胜利，八路军已完成在晋察冀等省山区枢纽的战略展开，创建了山区抗日根据地，并正向华北平原地区实施战略展开，新四军亦正开始向华中敌后实施战略展开。大片沦陷土地被收复，敌人后方的抗日游击战争，正以燎原之势发展。根据这一时期抗日战争的实践，毛泽东以军事战略家的雄才大略，总结战争的经验，在著名的《论持久战》中，全面系统地深刻地论述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战略原则，持久战必经的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以及普遍深入的全民动员和政治动员等有关战争胜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他准确地判断日军进攻总的目标是武汉，并将在占领武汉、广州后告一段落。他具体地指出，在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阶段中，应当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实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以达到内线的防御的战略持久，不断歼灭和消耗日军，逐步改变敌我强弱、优劣形势，从而逐渐改变总的力量对比，使其走向平衡，再由平衡走向我优敌劣。他着重指出，漫长和困难的相持阶段，是中国抗日战争转弱力强的枢纽，熬过这段艰难的路程，就可依靠自己发展壮大起来的力量，在国际有利形势的配合下，举行战略反攻，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战局的发展不出毛泽东所料。日军在攻占武汉、广州后，不得不被迫停止战略进攻，并将主力转用于后方，进行巩固占领区的治安作战，集中力量对付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游击战争。从此，日军在敌后战场陷入了战略被动地位，解放区军民担负起抗日的重担，成为贯彻执行全面全民族抗战路线和外线速决的进攻战原则，给日军以致命打击的主力军，这就注定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必败命运。中国抗日战争特别是敌后战场抗日战争的实践，正是按照毛泽东关于持久战的理论和战略，一步一步走向了胜利。战争的实践证明，先进的军事理论、军事战略的指导，对弱国战胜强国取得战争的彻底胜利，有着不可估量的巨大意义。
抗日战争中游击战充分发挥了巨大的战略作用。抗日游击战争是发挥中国地广人众优势，弥补武器装备劣势的最有利的形式，也是发挥反侵略自卫战争的正义性，组织广大群众参战的最有利形式，又是使人民抗日武装迅速发展壮大，转变敌我力量对比，逐步担负起抗日重担的最有利形式，还是避敌之长、击敌之短的最有效作战形式。在正面战场作战中得意忘形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军，在其后方占领区对付人民抗日武装的游击战中，却变得处处被动，穷于应付。中国抗日游击战争由于有先进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坚强的八路军、新四军等主力兵团为骨干，并积极扶持各地发展群众性的抗日斗争，这就造成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广泛性和持久性。在短短的两年内，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在华北、华中、华南的广大地区，蓬勃发展起来。
在这浩大的敌后解放区战场，日军占领的城市和交通线，被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团团包围。在犬牙交错变化不定的战线上，抗日军民以普遍的游击战与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相结合，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结合，充分发挥群众的智慧，以极其灵活巧妙的伏击战、袭击战、破击战、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层出不穷、千姿百态的奇妙战术和作战手段，打击日军，使其围攻、“扫荡”、“讨伐”、“蚕食”、“清乡”等频繁的进犯，一次次遭到失败。
数十万日本侵略军，陷于敌后战场，狼奔豕突，疲惫不堪，欲打不得，欲罢不能。年复一年的庞大战争消耗，使日军主力被拖垮，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而中国宏大的人民游击战争却发展到高级阶段，从长期游击战争培育和锻炼出的千百支游击兵团和正规兵团，则成为担起决定战争命运的重担，向日军反攻争取最后胜利的主力军。这是杰出的战略决策和战略指导艺术，与具有高度觉悟的人民武装结合的产物。
中国的抗日游击战争，使具有优势装备的日本侵略军，在它面前一败涂地，这不能不使国内外很多人震惊和折服。美国军事评论家威尔纳在《日本大陆战略的危机》一文中写道：“在第二次大战中，没有一个地方的游击战能够担当游击战在中国将要而且能够担负的战略任务。”日本人的评价是从切身体会出发的。曾在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任过参谋的将领塚本政登撰文说：“中共八路军对日本军进行的战争，是一场任何条令都未写过、也从未体验过的特殊战争。”“他们擅长于夜间和山地进行远距离机动，因而日军常常处于内线被包围的境地。”“从当时的情况看，可以说夜间是八路军的天下”。“他们受过训练，其体力和脚力高我一筹”，“同样的时间日军只能爬过一座山，八路军能爬过三座山。”“日军在千百次大小围剿作战中基本上没有给中共军队以重大打击。与此相反，在围剿中日军司令部、小部队和后方部队遭到毁灭性打击的事例却不胜枚举。”毫不夸张地说，雄伟的中国抗日游击战争，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
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尽了自己的伟大责任。日本法西斯是世界人民的第二号敌人，它利用各大国之间的矛盾，于1931年9月即开始向中国进行武装侵略，首先形成东方的战争策源地，不断地扩大侵略战争，并于1937年7月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最早举起反法西斯战争的义旗，并以举国奋战最先开创了世界反法西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战场。这个地域和规模都十分浩大的东方反法西斯战场，只有中国单独地和日本侵略者进行着决斗。在国内外重重困难的条件下，中国承担着日本侵略战争的全部压力，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坚持全国抗战长达4年之久。中国战场是东方战场的主要战场，它对稳定东方反法西斯战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没有中国抗战对日本侵略者的沉重打击，使其战略、政略都遭到惨败，则盟国“先欧后亚”战略的实施根本无从谈起，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整个进程将被改变。苏联副人民委员C·A·洛佐夫斯基在1939年6月即曾指出：“刻下正在中国解决世界性问题：日本是否将成为太平洋和太平洋沿岸的主宰者。人类好几十年的命运将取决于中国和日本斗争的结局。”应该说，他的话并不是危言耸听。
先征服中国，取得巨大的人力物力资源和有利的战略基地后，再南进南洋地区，北进苏联远东地区，这是日本法西斯既定的世界战略，也是轴心国德日双方制定的在东方的战略协同计划。1940年德国法西斯横扫北欧、西欧时，日本急欲乘德国大胜的良机向太平洋方面进攻，由于中国战场的积极作战钳制了日军的行动，使其南进计划被迫推迟，直至次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时，也因大部陆军和相当的海军陷在中国，太平洋方面的兵力受到限制，与德国在中东会师难以实现，这些都为在太平洋方面战备不足的美英等国争取了巨大的战略利益。1941年6月，德国法西斯向苏联发动进攻后，日本法西斯立即以“关特演”为掩护，实施大规模战略调动，准备向苏联远东发动进攻，然而从中国关内抽调兵力的计划却始终难以完成，进攻计划被迫搁置，使苏联不仅避免了两面作战的严重威胁，而且使东线力量得以抽调到西线，集中对付德国法西斯的进攻。由于中国抗战较长时期地束缚住了日本法西斯的手足，也为亚洲各国的反法西斯斗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美英开始参加对日本法西斯的作战，东方反法西斯战争出现了两个战场，即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太平洋战场以海战为主，日本的70％陆军和近1/3的海军仍陷在中国战场不能自拔，因此，中国战场始终是对抗日本法西斯的主战场。1942年上半年，日本在太平洋的进攻甚为得手，而在中国战场的处境却并不美妙。直至1945年，拥有100余万兵力的日本陆军最大战略集团中国派遣军，在中国军民多年的打击消耗和最后的全面反攻下，既不能回援太平洋和日本本土，又无力进行大陆决战，不得不在中国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盟国陆军没有参加对日本中国派遣军的作战，相反，中国远征军却以10～20余个师先后两次入缅，参加了印缅战区对日军南方军和缅甸方面军的作战，并担负了缅南防御和缅北反攻的主力。
中国抗日战争从1931年“九·一八”开始，到1945年9月日本投降签字，历时14年之久。特别是在1937年“七·七”全国开始的3000个浴血奋战的日日夜夜中，中国军队进行重要战役200余次，大小战斗近20万次，歼灭日军150余万人，歼灭伪军118万人。战争结束接受投降日军128万人，接受投降伪军146万人。据近年调查研究的不完全统计，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伤亡380余万人，中国人民牺牲2000余万人，中国军民伤亡总数达3500万人以上；中国财产损失600余亿美元（按1937年美元计算，下同），战争消耗4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中国在抗日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当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太平洋战场、欧洲战场等方面的作战，也在战略上策应和支援了中国战场的作战。苏联、美国、英国等反法西斯国家从人力、物力等方面支援中国。朝鲜、越南、美国、加拿大、印度、日本等国共产党和进步人士，也用各种方式给中国抗战以国际主义的支援。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地区对日本关东军作战和美英盟军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对日反攻，加速了彻底打败日本的进程。所有这些都是中国人民难以忘怀的。
抗日战争的历史昭示我们：国内分裂，外敌乘虚而入；经济落后，就会被动挨打。日本法西斯敢于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就是利用中国处于分裂状态，国弱民穷。我们要铭记这一教训，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加速发展经济、文化，改善人民生活，增强综合国力，使中国坚强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永远不再受人摆布。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在历史上有过2000余年的友好交往，也有几十年不愉快的历史。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也使日本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痛苦。历史是无情的，穷凶极恶地发动侵略，使亚洲人民饱受侵略战争惨祸的日本战争罪犯们，终于受到了历史的严正的审判，并且将永远受到世界人民的唾弃。中日两国睦邻友好关系已经建立。这是两国政府和人民长期共同努力的结果。历史的悲剧不容重演。我们都应珍视中日友好关系，坚决反对少数人为日本侵略战争及其罪行辩解，防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竭尽全力巩固和发展中日友好关系，使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后记
在本卷编写过程中，得到军事科学院领导同志的指导。中央档案馆、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国防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解放军出版社及本院有关部门，给予了支持帮助。齐世荣、彭明、王淇、张注洪、王桧林、丁守和、王振德、吕永和、何理、马仲廉、莫阳、沈宗洪、傅吉庆、吴春秋、刘代文、谢钢、王楚英等同志参加了下卷史稿的评审，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本书还吸收了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成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本书各部分的执笔人：
绪论、第五、八、十一章、第二编小结
及协助上卷统稿 柳茂坤研究员
第一、六、二十三、二十六章 徐 勇副教授
第二、三、十七、三十一章、第一编小结、
上中下卷大事记及日文资料引文校审 高 培研究员
第四、九、十六、三十、三十四章 彭玉龙助理研究员
第七、十四、十五、三十五章 王天成研究员
第十、十二章，第三、五、六编小结、
结束语及全书槁统改 罗焕章研究员
第十三章 耿成宽 副研究员
第十八、二十九章 韦显文研究员
第十九、二十七章及参加中、下卷统稿 支绍曾研究员
第二十、二十八章 贺新城助理研究员
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五、三十二章、
第四编小结 周小宁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