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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表示要“督励军警，从事自卫，决不以尺土寸地授人。”＇《国闻周报》第9卷第7期，1932年2月22日。＇军政部长何应钦留京负京沪治安之责，外交部长罗文干负外交之责。不久，国民党中央又决定外交由汪精卫负全责，军事由军事委员会负全责。
第二、组织军事委员会。
1月2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召开全体会议，决定组织军事委员会，任命蒋介石、冯玉祥、张学良、阎锡山、李宗仁等为委员，主持对日军事。
第三、制定“全国防卫计划”。
2月1日，蒋介石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讨论“长期性、全国性”的“抗日作战计划”，经过连续两天的会议，决定了划分为4个防卫区和1个预备区的“全国防卫计划”。
第四、组调第5军增援淞沪抗战。
淞沪抗战爆发后，淞沪警备司令戴裁电呈国民党中央：“除督率所部誓死抵抗外，敬祈迅赐电调京沪、沪杭两路友军来沪增援。”＇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40页。＇
社会各界和全国人民，也纷纷要求国民党政府调兵增援上海。在此形势下，蒋介石指令军政部调集京沪、沪杭两路的第87、第88师及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合编为第5军，任命张治中为第5军军长兼第87师师长，统率所部赴沪“以十九路军名义抗战。”＇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458页。＇
第五、为应付全国要求抗日的舆论，国民党在四届二中全会的施政报告中提出：“切实施行军事委员会所定全国防卫计划”，“全国军队，应以国防为主目的，剿匪为副目的，同时并当积极改进，务适于国防之用。”＇《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153页。＇
综上所述，说明国民党政府处理“一·二八”事变比处理“九·一八”事变前进了一步。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
（一）日军侵略上海，损害了蒋介石集团的利益。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和金融中心，也是蒋介石集团统治的要害地区，日军进攻上海，不仅使蒋介石集团经济利益受到极大损害，而且也威胁到“首都及长江上下游各重要市镇”的安全，日蒋矛盾加深。
（二）为全国抗战呼声所迫。
淞沪抗战爆发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迅速高涨，不仅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给第19路军抗战以积极的支援，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力主抗日并热情支持第19路军抗战，而且国民党一些右派人物也主张抵抗。为缓和国内矛盾，应付国内舆论，争取国际同情，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作出一些抵抗的姿态，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但是，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并无抗战的决心，高喊所谓“抵抗”，也多是停留在口头上，很少见之于实际行动；有的则是见之于计划和文书，摆摆样子，然后束之高阁。如蒋介石主持制定的“全国防卫计划”，就未能发挥任何作用，仅仅是一纸空文。
蒋、汪和国民党政府在高喊“抵抗”的同时，却念念不忘与日本的“交涉”，为了实现这一“交涉”，甚至不惜以釜底抽薪的手段，来破坏第19路军抗战。第19路军孤军奋战，请求增援。国民党军中一些爱国将领，纷纷请缨支援第19路军抗战。对此，国民党政府除派张治中率第5军赴沪参战外，其余一概置之不理。军政部更是通令各部队：“第十九路军有三师十六团，无须援兵，尽可支持。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23页。＇有些名义上是派出的支援部队，但强调种种困难，根本不令其开赴前线。
2月7日，冯玉祥向何应钦询问派援军的情况，何答：
“（一）熊（式辉）来电，江西军队不能调；
（二）梁（梁冠英，该部驻长江北岸江都一带）的军队也不能调；
（三）南京的军队作留守用的，亦不能调赴前线……”＇《冯玉祥日记》1932年2月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即使是第5军，原先也是不准备调其增援的。当第261旅旅长宋希濂于1月30日面见何应钦，请求开往上海参战时，何声色俱厉他说：“十九路军不听命令，叫他们撤离上海他们不撤，反而同日军打起来了，破坏中央的整个政策（按：即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人民压迫的政策），弄得很难处理，你们还来要求开往上海参战吗？这是不行的。”＇《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一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94页。＇ 但以后还是派出了第5军，其原因除为了遮国人耳目外，蒋介石也想以该部牵制第19路军，“防其扩大战争范围。”＇《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60页。＇
国民党政府不但不调兵增援，反而下令不准海军、空军配合第19路军作战，密令海军：“准日海军司令来函，‘此次行动，并非交战，如中国海军不攻击日舰，日舰亦不攻击中国军舰，以维友谊’等情，凡我舰队，应守镇静。”＇《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2辑第29册。＇
因此，日军运输舰搁浅于白龙港3日之久，中国海军不去轰击，以“维持友谊”。
当十九路军与日军血战时，海军部次长李世甲竞与日军司令野村，同坐汽车参观各处战壕，万目睽睽，毫无忌惮。
2月5日，何应钦以特急电令蒋光鼐、蔡廷锴，原配属第19路军之航空队，“除对日机加以抵抗外，即对日海军决不抛掷炸弹！”＇何应钦致吴铁城、蒋光鼐、蔡廷锴密电，1932年2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机关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月12日，何应钦又严令第19路军：“如日兵舰或军队未向我攻击时，不许发弹射击，避免南市糜烂为要。”＇《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2辑第29册。＇这样，长江口和黄浦江内的日本海军舰只即可任意行动，日机可在战地自由飞翔，以支援其地面陆军作战。
第19路军在淞沪前线孤军苦战，为国家为民族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沉重的消耗，他们理应得到政府优先的财力物力支助和武器弹药、军需物资的供应补充。然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最有发言权的蒋光鼐、蔡廷锴、戴裁说：
“国民政府借口国难严重税收减少而停止发饷（实际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从未欠发），截至一九三二年五月底，军政部欠发第十九路军的军饷达八个月六百余万元之巨。淞沪抗战开始后，海外同胞捐给第十九路军的款项，约有七百余万元之数（当时第十九路军曾编印《征信录》一种分发海内外捐献者）。我军向军政部请领欠恼时，军政部竟说捐款应归公有，欠饷应在捐款中扣除，所余之数应上缴。”＇《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23页。＇
第19路军淞沪对日抗战，苦战月余，最终被迫撤退，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国民党政府顽固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和对日妥协、不抵抗政策所致。
当时，全国有200余万军队，但“可调之兵”大部分被蒋介石用来打内战了，以致造成京畿地区抵御外侮的防务单薄。淞沪战争爆发后，蒋、汪国民党政府不肯调派正在“剿共”的嫡系精锐部队支援上海。对此，国民党军参谋次长黄慕松曾解释说，蒋介石的决策是：“沪战在外交上应视为局部问题，不能扩大；在军事上‘剿赤’部队不能调用。”＇《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第47页。＇
在整个淞沪抗战期间，除第5军抵沪英勇参加作战外，再无其他援军抵沪参战，国民党政府任凭第19路军孤军苦战，而不给予应有的增援、接济和补充，坐视其损耗、削弱，最后被迫撤退。震惊中外的淞沪抗战终被国民党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及对日妥协政策所断送。
二、《上海停战协定》的签订
“一·二八”事变发生以后，国民党政府虽然口头上宣布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政策，但实际上主要是谋求对日妥协，因此，在军事上阻挠和破坏第19路军抗战的同时，在外交上采取依赖国联和英、美、法各国的调停。
1月29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发表《对淞沪事变宣言》，指出日军进攻上海，“显系再行违背国际公约、凯洛格非战公约、九国条约以及国际决议案之暴举。”“应请以上签约国家采取有效行动，履行其条约上神圣之义务……”＇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433页。＇
30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致国联及九国公约签字国驻华公使照会，再次指出日本侵略上海，“实属违反国际公法、凯洛格非战公约及国联盟约，并蔑视国联行政院迭次决议，而对于华盛顿九国公约，尤属直接侵犯。”“日本违反华府会议九国公约，危害中国主权与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贵国政府为该公约之首创者，（签约国）相应紧急照请贵公使，迅电贵国政府，本其在该公约上之神圣责任，速采有效之手段，严正制止日本在中国领土内之一切军事行动，以及违反该公约之一切其他行为，俾该公约之尊严与远东之和平均得维持。”＇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434页。＇
同时，外交部还电令中国驻国联代表颜惠庆向国联行政院提出紧急通牒，敦促国联实行盟约第10条暨第15条，对日予以切实制裁。国民党政府外交部迭与各国驻京公使接洽，并电邀英、美诸使到南京会商解决中日事件。
帝国主义列强在上海有着重大的经济利益，英国在华投资约80％，法国的约90％，意大利的约70％，美国的约60％以上都在上海。日军进攻上海，直接威胁各帝国主义的利益，自然引起了西方列强的不安和反对。它们为了维护自身的权益，对日本在上海的扩张行动，都迅速作出了反应。1月31日，英国派两艘巡洋舰赴上海。同日，美国也调巡洋舰和运载步兵的运输船各一艘去上海，以表示它们对上海问题的关切。
淞沪战争爆发后的第2天，驻上海的英、美领事即出面调停。1月31日，英、美领事提议：日军退入租界，华军由现驻防地退出2000米，由中立国家军队移入缓冲地区代为巡逻。英、美领事，不区别侵略者和被侵略者，并宽容地让侵略者仅退入租界。实际上当时日军被中国守军反击后，已退至北四川路以东和靶子路以南租界附近。而对正义自卫的反侵略者，却苛刻地要他们从现驻地后撤两公里。这无异于助纣为虐，为侵略者张目。然而，日本侵略者并不因此而满足，2月2日，日方通告对英美提议不能接受。
2月2日，英、美、法、意、德五国先后照会中、日两国：“案奉本国政府电训，转致贵国政府关于列国提议停止冲突：
（一）双方根据下列条件，立即停止各种暴力行为。
（二）两国间此后不再有动员或准备任何敌对行为。
（三）在沪中、日作战人员，退出彼此接触地点。
（四）设立中立区域，分离双方作战人员，以保护公共租界，该项区域由中立国军警驻防，各种办法，由领事团拟定。
（五）两国一经接受该项条件后，不先提出要求或保留，即根据非战公约及十二月九日国联决议案之精神，在中立国观察者或参与者协助之下，迅速进行商议，以解决一切悬案之争议……”＇《国闻周报》第9卷第7期，1932年2月22日。＇
这一提案，貌似公正，实际上是列强趁火打劫，企图把日本帝国主义未能夺去的中国的神圣领土上海，变为国际帝国主义共管的“中立区”。抱定对日妥协的国民党政府对于这一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提议，表示完全同意。2月4日，外交部在复英、美等国的牒文中说：“对于贵国政府所通知之提议，特行接受。”＇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一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524～525页。＇
然而，日本却提出在沪、汉、津、粤、青岛等大商埠周围，各划一不驻兵区，宽15～20英里，以此对抗英、美等国共管上海的计划。
国民党政府不顾第19路军在作战中取得的胜利，急于谋求妥协性的停战谈判。2月8日，何应钦致电在沪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宋子文、张静江、张群、孔祥熙及吴铁城：“此次淞沪事件，弟曾迭电商酌适可而止，盖期早得收束……请兄等商在沪诸外委，从速设法，先求停止战争，至于整个问题，则待外交正式之解决，庶不至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