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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抗战第一阶段20多天的作战，不仅给目空一切的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而且鼓舞了中国的士气、民心。但由于此时蒋介石国民党的总方针是“攘外必先安内”，“剿共”重于抗日。他们把长城抗战不过只是当作应付舆论，争取和谈妥协的权宜之计。到3月底，不仅未采取发展胜利的措施，相反，经蒋汪南京会商后，开始筹划对日谈判，导致长城战局向不利方面转化。
（二）长城东段南侧的作战
1933年3月底至5月初为战役第2阶段。日军进攻长城受阻后，改取侧后包抄战术。在长城东段南侧的滦东和南天门交替发动进攻，威胁中国守军的侧背。同时，配合板垣征四郎在平津地区的策反工作。
3月27日，日本关东军发布第491号命令，决定“军主力重新转向积极作战”，越过长城线，向滦东地区进攻 ＇〔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3页。＇。
其部署：
令第6师主力向冷口附近守军第32军商震部进攻；
令独立守备队之岩田支队进攻石门寨附近之第57军何柱国部；
令混成第33旅向界岭口第53军杨正治部攻击；
令第8师一部佯攻古北口和喜峰口；
令关东军飞行队协助上述作战。
3月31日晨4时，日军砂田部队和岩田支队在伪靖安军的配合下，由九门口、义院口向石门寨进犯。4月1日，日军占领石门寨。守军何柱国部退守海阳、秦皇岛。4月6日，何应钦调第67军王以哲部由平北东进，支援滦东国民党军作战。4月9日，日军第6师主力在混成第14、第33旅各一部配合下，连续猛攻冷口。
至11日，商震部防线被突破，全军退至滦河右岸，日军占领建昌营和迁安。
由于冷口失陷，冷口两侧的中国守军腹背受到威胁，被迫后撤。4月11日～14日，在日军分路猛烈进攻下，驻守界岭口之第53军杨正治部和驻守喜峰口的宋哲元部，以及何柱国部和王以哲部，均先后奉命向滦西撤退。日军跟踪追击，至17日，全部占领了滦东地区。
日军越过长城，占领滦东，威胁开滦煤矿，英国曾向日本提出警告。日本天皇唯恐越过长城线引起国际纠纷，于4月19日责成参谋副总长真崎甚三郎令关东军撤出滦东。4月20日，关东军密令第6师于21日前逐次从滦东撤回长城线，但仍“要保持威胁华北反抗势力的态势”。＇〔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9页。＇
日军入侵滦东的目的除了迂回中国守军侧背，突破长城线外，就是策应华北的“谋略”工作。
早在关东军开始进攻热河时，沈阳特务机关长板垣征四郎即奉东京参谋部密令，担任华北策动国民党政府内变的工作。板垣奉命到天津后，立即组织了特务机关，直接受东京参谋部指挥。在热河、长城抗战期间，板垣曾先后策动段棋瑞、吴佩孚和孙传芳等老军阀，都未得手。最后才选定了早年任过湖南督军的张敬尧以及郝鹏举、石友三等人。张特别受到板垣的赏识，并得到银元30万。
4月18日，板垣密电关东军称：张敬尧准备4月21日在北平起事，请关东军加紧向南进攻，以策应张之内变。就在日本军方大喊大叫从滦东撤军表示不再越过长城线的同时，关东军为配合板垣的策反行动，命令第8师采取一切手段“对古北口以南地区之敌进行攻击”。＇〔日〕参谋部：《清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9页。＇
4月20日夜，日军第8师攻占了甫天门左侧制高点八道楼子。中国守军第2师曾组织几次反攻，均未奏效。 23日至25日，日军利用八道楼子瞰制的有利条件，以陆空协同向南天门阵地中央据点421高地数次发动猛攻，均被第2师击退。由于连日苦战，第2师伤亡严重，其防御阵地由第83师接替。26日拂晓，日军在飞机、火炮支援下，继续向421主阵地猛攻。第83师战至下午，因伤亡过大，遂将该主阵地放弃。
28日5时，日军乘势再向南天门右侧高地进攻。第83师激战竟日后，即奉命向新开岭转移，南天门乃被日军完全占领。为策应古北口之战，中国方面曾以北上的中央军第26军萧之楚部（由第44师扩编而成），于4月27日向兴隆出击，后因新开岭战斗告急而撤出。与此同时，日军还纠集伪军刘桂堂、李寿山、崔兴武等部万余人，进犯察东多伦。守军骑兵第1军赵承缓部被迫于4月28日退往沽源。
在此期间，国民党政府对日作战甚为消极。3月24日，蒋介石在北平对华北高级将领说：“只能以现有的兵力，尽力抵抗，调兵增援是无法办到的。”＇《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2页。＇
随后，他在南昌“剿共”总部的一次讲演中又说：“如果我们以现在所有的部队，统统加到长城一带阵线上去求决战，这一决战下来，当然是我们失败！”＇蒋介石在南昌“剿共”总部的讲演，1933年4月12日。＇ 为拒绝增兵长城制造理论根据。
4月上、中旬，第17军在古北口以南与日军对峙期间，各师曾自发组织别动队，迂回敌后袭击敌人。何应钦得知后，竟责备了有关师长。
4月26日，何应钦召开北平军分会会议，讨论滦东日军撤走后的防务，决定“不轻易推进”，并决定整饬河北省境内的义勇军，实际上是要取消义勇军，限制人民的抗日活动。
4月下旬，板垣征四郎向东京总部上报张敬尧准备于4月21日发难后，又相继上报了张作相定于4月26～27日联络滦东的东北军起事，张廷枢、孙殿英、冯占海等，也将在几天内行动。可是时过半月，板垣的计划都落了空，不久张敬尧也被人暗杀了。东京参谋部和关东军看到板垣策反无望，决定再次扩大战事。
（三）长城以南冀东的作战
战役第3阶段起于1933年5月上旬，止于当月25日。
5月2日，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在东京与参谋部、陆军省制定了沿长城作战，“以迫和为主，内变策动为从”的关内作战方案，经天皇批准后带回长春。据此，关东军司令官于5月3日下达入侵关内的作战命令，决定给中国守军以所谓“致命打击，挫折其挑战意志”。＇〔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2卷，中华书局，第1982年版，第102～103页。＇
令第8师继续在西线实行攻击，直至石匣镇附近，特别要“尽力消灭中央军”；
令第6师以一部占领永平（卢龙）、迁安一带，控制滦东，以主力向迁安以北地区进攻；
令第14师和独立守备队各抽一部兵力组成一个支队加强第6师；
令混成第14旅攻击当面中国守军；
令关东军飞行队协助以上作战。
5月6日，东京参谋部下达了《华北方面紧急处理方案》。《方案》提出：这次用兵的目的是继续使用武力，压迫华北当局屈服或造成华北军队的分裂。至于夺取平津的事，应该继续让天津特务机关去进行“内部策动”。假如内变不能如期得手，关东军应在有利条件和时机下，从速和中国当局订立一个停战协定。＇〔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514～515页。＇
根据关东军司令官的命令，日军第6、第8师于5月上旬再次越过长城从东、西两线向关内冀东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5月7日，东线日军第6师所属各部，分别从山海关、石门寨、抬头营、建昌营等地出发，在飞机、坦克、火炮掩护下，分数路向4月下旬日军撤出滦东后返回该地区的中国守军发动攻击：一路沿平榆公路西攻抚宁；一路由界岭口附近向五达营前进；一路由建昌营直扑迁安。
中国守军对日军的总攻，缺乏充分准备和有力措施。
5月9日，日军凭借优势火力，占领了抚宁、迁安、卢龙等地，然后集结于建昌营、吴庄附近地区，准备渡过滦河西进。中国守军何柱国、王以哲部西撤，滦东再次失陷。5月12日，日军第6师及混成第14旅分别渡过滦河后，即以主力向丰润追击；以一部向遵化前进；以伪军5000人攻滦县。
13日，第4军团总指挥万福麟令何柱国、王以哲部向唐山、丰润以西之线撤退。日军跟踪追击。15日，何应钦令万福麟、何柱国、王以哲部撤至宁河、宝抵一线；宋哲元部撤至三河、平谷以东地区。
当日，日军得到中国守军向西撤退的情报后，即令第8师“不要迟疑，继续攻击”；令第6师占领丰润、遵化后，迫使中国守军西退。17日，日军又决定“扫荡”密云、平谷、蓟运河以东的中国军队。由于中国守军节节撤退，进攻滦西的日军如入无人之地。至22日，日军相继占领滦县、遵化、玉田、平谷、蓟县、三河等县城。日军第6师全部推进到蓟运河一线。
当日军第6师在滦东、滦西对中国守军发动进攻的同时，在西线的日军第8师主力亦于5月10日向新开岭地区的中国守军第17军发动攻击。该军第83师和第2师轮番与日军激战。至13日，第17军奉命经密云向怀柔和顺义以西之线撤退。日军尾追其后，于19日占领密云城。正当日军向怀柔、顺义追击的时候，中国守军第59军傅作义部，由昌平侧击怀柔、顺义两地区的日军未果，乃退守该两县以北地区。
日军为了以更苛刻的条件逼迫北平当局与之缔结城下之盟，于5月20日决定加紧追击中国守军。
22日，中国守军奉命退至平津城郊组织防御。至23、24日，日军第6、第8师各一部突破三河、宁河防线，陷香河、怀柔、宁河后，进逼通县、顺义，对北平形成了三面包围之势。北平城内一片混乱。华北军事当局也准备南逃保定。
此时，日本政府认为停战的有利时机已到，遂提出举行谈判，国民党政府心甘展辱妥协，接受日方条件，于5月25日开始停战，两军对峙于平津与平榆大道之间。
据日本参谋部统计：连同热河作战在内共死伤日军2400人。＇关东军参谋本部作战机密日志，关东军作命令第473号。＇ 其中关内作战死163人，伤838人。＇〔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4～115页。＇
三、长城抗战的影响与教训
长城抗战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国民党军队在华北所进行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役。在这次战役中，广大爱国官兵冲破国民党政府的重重阻力，进行了近三个月的战斗，给骄横一时的日军以沉重的打击，自己也作出了重大牺牲。据第17、第29、第32、第53、第67五个军的统计，伤亡就达18325人。＇国民党军史研究编纂会编：《抗战胜利40周年论文集》（上），台北1986年版，第565页。＇
长城抗战虽然最后失败了，但它在全中国乃至世界人民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长城抗战前段的一些胜利说明，中国爱国军队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下，为民族解放而表现出来的抗战热情和抵御能力不可轻视。在长城抗战中，中国军队的武器远不如日军。如第29军开往前线1。5万人，所携武器中汉阳造步枪和毛瑟枪各占1/3，还有一些是土造枪，步枪没有刺刀，士兵背的是大刀，全军仅有野炮、山炮10几门，重机枪不过百挺，轻机枪每连只有两挺。但他们敢以劣势武器同日军搏斗，以“夜战近战策略，使敌之大炮（及）一切武器无所逞其能”，＇宋哲元招待报界报告克敌详情演词，1933年3月20日。＇终于取得了胜利，给不可一世的日军以相当大的打击。
1933年3月19日天津《益世报》评论说：“在此以前，许多领袖们，文的领袖们，武的领袖们，都要我们相信，中国目前要想反对日本，恢复失地，是件绝对不可能的事。喜峰口一般英雄，又证明这个不可能实为可能。……喜峰口几次胜仗，又证明收复失地，不是能不能做的问题，是肯不肯做的问题；不是有没有科学器械的问题，是有没有忠勇的问题。”北平《世界日报》在3月22日的社评中也指出喜峰口之战说明：“中国陆军之战斗力，中国民族之自卫力，于十九路军之后，又得到新的有力证明。”
长城抗战最后失败并非偶然。热河失陷、长城危急，全国上下所表现出来的愤怒情绪，迫使蒋介石不得不采取一些应付措施，但他并没有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主义的总方针。所以，当日军进攻长城受挫后，他不是乘势收复失地，而是散布“调兵增援无法办到”，全力抗战“当然我们失败”的论调，迫不及待地与汪精卫密商，作出对内加紧“剿共”，对日谋求停战的决策；并且匆匆跑到江西指挥对红军的第四次“围剿”，宣称“我们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对红军诬称）”，“剿共”第一，抗日第二，谁“再以北上抗日请命”，就“立斩无赦”；对长城苦战的官兵则给以打击。4月下旬，第17军还在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