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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曾参与1932年《松沪停战协走》和1933年《塘沽协定》谈判，为日方尽了犬马之劳，深得土肥原等日本军政要员的青睐。殷在任专员时竭力巴结日本，纵容日方走私，完全成了日方在冀东得力的看家犬。
8月4日，滦县车站保安队长刘佐周被人暗杀，日本一宪兵亦被流弹击伤。日方认为是离任的陶所策划，一方面向中国提出抗议，同时还以商谈为名，约见已去北平的陶尚铭，并将陶扣留两周之久。这就是“滦东车站事件”。
土肥原致力于华北“自治”，在拉拢宋哲元遭受挫折后，即着眼于冀东，企图利用殷汝耕树立一个“自治”典范，打开一个缺口，以实现其分离华北的政策。照土肥原的盘算，以此促动，“说不定宋哲元也会屈服”。＇〔日〕土肥原贤二刊行会：《土肥原秘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3页。＇ 决定让殷公开打出其叛国“自治”的旗号。
1935年11月23日，殷汝耕在天津与土肥原密谋后，当晚召集停战区各保安队总队长开会，决定宣布停战地区自治。24日，殷汝耕返回通县，当夜发表“自治宣言”，25日便在通县宣布建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殷如此尽心尽力，连上肥原的助手专田盛寿都感到：“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日〕土肥原贤二刊行会：《土肥原秘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3页。＇
殷汝耕宣布“自治”的消息，给了国民党政府以巨大冲击。为防止事态的扩展，国民党政府于11月26日宣布撤销北平军分会，派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北平办事长官，宋哲元为冀察绥靖主任，通缉殷逆，撤销滦榆、蓟密两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但冀东地处“非武装区”，有日军庇护，南京政府没有能力惩罚他，蒋介石也说：“要讨伐他，就一定会直接和日本冲突；我们现在力量不够，不得不暂时容忍。”＇《蒋总统秘录》第10册，台北中央日报译印，1982年版，第85页。＇
在日军卵翼之下，这个伪自治委员会在一个月之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改组后的自治政府制定了组织大纲14条，设委员9人，殷汝耕为政务氏官，“总揽全区军政事宜”。1936年4月，该傀儡政权第二号人物，政府秘书长兼外交处处长池宗墨，作为专使率10余名官员访问伪满洲国，其目的是公开表示“为与邻邦敦睦友谊，并专诚答谢关东军”。池宗墨一行每到一处，肉麻地吹捧伪“满洲国”为王道乐土，保证要以日满“王道乐土精神，灌输于我冀东二十二县”。＇《冀东日报》1936年4月24日。＇
5月，伪“满洲国”官员回访冀东，互相安抚。殷逆不但为日本看护冀东这块殖民地，还配合日本的侵华政策，频繁以通电、谈话，甚至以飞机播撤传单等方式，向宋哲元、阎锡山等国民党华北大员施加压力，要求他们跟着冀东实行“自治”。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了日本推行分离华北政策的得力工具。
四、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
日本将国民党政军两方面的势力逼出平津等河北中心区之后，立即着手扶植“自治”傀儡。日本曾拉拢诱使华北各势力代表人物，如于学忠、孙传芳、吴佩孚以及阎锡山等人，均遭抵制或公开拒绝。其后，日本分析宋哲元拥有很大的政治军事力量，又同南京政府有矛盾，是一个理想的对象，遂展开了对宋的“工作”。
日本最初设想要达到的目标是土肥原所拟定的“高强度方案”，建立“华北共同防共委员会”，其主要内容有：
“（1）自治领域为华北五省，推宋哲元为委员长，委员会中聘日本人为顾问；
（2）由最高委员会主持五省军事，截留五省关税、盐税、统税分配给五省；
（3）向确立日满华三国的合作经济圈迈进，即：开发矿藏资源，振兴棉花栽培，脱离国民政府的白银国有令，通货与日本建立连锁制等：
（4）扑灭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宣扬东洋主义。”＇秦郁彦：《日中战争史》，原书房，第65页，注释②。＇
土肥原还企图在国民党的五全大会召开期间达到这一目标，在五全大会闭幕时公开宣布自治消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日本在军事上对中国施加巨大压力。1935年11月13日，日本关东军调一个旅的兵力在山海关等处摆出推进姿势，海军亦调兵到青岛。
日本侵入华北，触动了国民党和蒋政权的根本利益，国民党内反对对日妥协的势力在增长。英美等国在华北亦有巨大的利权关系，它们也不愿看到日本独霸华北。
因此，蒋开始以较为强硬的态度同日方谈判。为力求主动，不允许宋哲元等地方将领进行对日交涉，同年11月20日蒋电告宋说：“中央必当以实力为兄等后盾，决不令兄独为其难。”＇《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第714页。＇ 又电告河北省主席商震：“如平津自由行动降敌求全，则中央决无迁就依违之可能，当下最后之决心。”＇《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第715页。＇
同时，蒋调集部分军队至京沪、陇海等线，还命令河南方面赶造船只，以防不测。对于宋哲元来说，尽管同国民党蒋介石有不少矛盾，却绝不甘心作日本的傀儡。但迫于日方的压力，又幻想借外力保障其在华北的地位，所以，宋没有完全拒绝日本的拉拢。
11月20日，日本大使在南京会见蒋介石时说：中国方面对华北“如果采取压迫或武力镇压等办法，势必引起纠纷事态和破坏治安，进而还会严重影响与该地有密切关系之日本及满洲国，特别作为负责满洲国安全之关东军，决不会对此默视不问。”蒋答：“作为中国，对引起反国家主权完整，破坏行政统一等之自治制度，绝对不能容许。”还说：“今天和贵大使会见，本拟商谈有关中日邦交改善问题，而首先谈起属于内政问题之华北自治运动等，甚感遗憾。”但同时，蒋又表示，对于华北的特殊情况，自己也特别有所认识，决心近期废除军事分会，另派能胜任同日方接触的高级官员，以打开调整事态的途径。＇《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第310～311页。＇
日本方面看到国民党五全大会前后中国民众抗日气氛的高涨，顾虑到强力施行华北高度自治方案会引起英、美等国的强烈反应，且有可能迫蒋调兵北上。经过11月18日召开的三相会议，日方决定暂缓11月20日就要宣布的强硬计划，对华北的举措视有吉与蒋会谈的结果而定，自治内容可以采取“轻度自治”，“以渐进方式工作”。＇秦郁彦：《日中战争史》，第64页。＇
11月30日，蒋介石与行政院五院长制定“华北自治办法”六条：
“（一）实行共同防共；
（二）关于币制改革，在华北方面可作适当修改；
（三）考虑关内外人民关系密切，对两地的经济关系予以方便；
（四）在财政方面给华北政权以相当支配权；
（五）给予就地合理解决对外悬案权；
（六）根据民意录用人才，实行理想的政治。”＇张篷舟：《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2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4页。＇
并派何应钦、熊式辉、陈仪、殷同等立即北上与宋哲元共商处理华北问题。当日晚，何应钦从南京去北平。行前，先派陈仪、殷同到天津拜访日本的中国驻屯军司令多田骏，到北平拜访土肥原和日本驻北平武官高桥坦，在征得日方同意后，何于12月3日晚进入北平。
4日晨，何与宋等举行会议，讨论解决华北时局的办法，未哲元表示愿在何应钦领导下努力解决华北问题。但是，在日本军方警告他不要在背离日本方面走得太远后，5日晨，宋哲元忽然宣布到西山“休息”，并发表书面谈话称：“此后一切困难问题，当悉听命何部长负责处理”。＇《国闻周报》卷12第48期，1935年12月9日。＇
宋去西山后，留下秦德纯、萧振瀛与何应钦周旋，会谈实际成为僵局。12月5日，15架日本飞机在北平上空低空盘旋，并投下殷汝耕要求宋哲元响应自治的传单。据此情况，何应钦与秦、萧等商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由宋哲元任委员长兼绥靖主任。6日晨，萧振瀛赴天津，向土肥原和多田骏通报这一方案，征得了日本同意。8日，何应钦在电请国民党中央照准后，即召集陈仪、熊式辉、萧振瀛等会商冀察政务委员会的组织。
日本肆无忌惮地分裂华北和国民党政府的一再妥协退让，遭到全中国人民的反对。
1935年8月1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著名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指出：“最近以来，汉奸卖国贼等在‘中日亲善’、“中日合作，和‘大亚细亚’等口号之下所作的降日卖国之露骨无耻行为，简直是古今中外未有之奇闻！”“同胞们起来！为祖国主命而战！为民族生存而战！为国家独立而战！为领土完整而战！为人权自由而战！”＇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483、488页。＇
11月13日，中共中央又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中国宣言》，呼吁全中国的民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吞并全中国。”＇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566、567页。＇
北平、天津、上海各大城市和河北省各地群众团体、爱国学生纷纷发表宣言、通电，反对“假自治之名，行叛国之实”。北平教育界以联署的方式发表声明，反对“自治”，“要求政府用全国力量，维持国家的领土及行政的完整”。＇《国闻周报》卷12第47期，1935年12月2日。＇
冀东的昌平、香河、玉田、三河、顺义、宁河、平谷、乐亭、临榆、抚宁、卢龙等11县的县长也相继发表声明，决不附逆。冀东旅平同乡会通电全国，要求政府“查抄殷逆浙江省永嘉县原藉家产，一面坐以重罪，以为媚人叛国者戒。”＇《中央日报》1935年12月10日。＇
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激怒了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爆发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运动持续到12月16日，原订12月16日举行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大会，只好延至12月18日举行。其大会开得十分短小，据报道，“晨起，外交部街及东单牌楼一带，加紧戒备，军警林立，……开会时间，事前井未发表，开会时，仅到有少数来宾，及该会职员与新闻记者等30余人”，开会仅20余分钟就宣布散会。＇《国闻周报》卷12第50期，1935年12月23日。＇
冀察政务委员会是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政策的产物，是一个在名义上主权还属于中国的半自治地方政府。委员会的委员中间，有相当一部分是日方授意或征得了日方认可的亲日分子，如王克敏、王揖唐、高凌霞、李廷玉、贾德耀、冷家骥等，他们中有的还是汉奸分子。委员会下设经济、外交、交通等“特种委员会”，多为亲日分子所把持，并设有日本人顾问。委员会在行政上与南京政府保留半独立关系，而经济上，南京政府的关税、盐税、统税和铁路收入等完全被截留，与日本保持“特殊关系”，通过日本所设“兴中公司”等殖民机构实行“经济提携”，满足日本对华北各种资源的需求。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日本于1936年1月制定第一次《处理华北纲要》，要求将自治的范围扩大到华北五省，并在冀察政务委员会“大体上可以信任的时候”，让宋与殷汝耕“合流”，＇〔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第349页。＇ 尽快实行完全的“自治”。日军参谋部也认为，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在明朗化方面总是进了一步”，它将“成为华北五省政治上脱离南京政府而独立的阶梯。”＇〔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第128、133页。＇
然而，在全中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压力下，宋哲元对日态度也日益明确。
1936年5月，他提出要“力保主权”的口号，释放被抓捕的爱国学生，在各学校开展军训，在军队进行爱国抗日宣传，在委员会同南京政府的大政关系方面，尽量执行南京政府指令。
1937年2月，宋甚至不顾日本的反对，派秦德纯代表他参加南京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公开宣布“冀察外交今后将严格遵守中央政府的政策”，＇《传记文学》第23卷第1期，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