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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1936年9月18日致宋庆龄的信中，对她在1927年后仍一直坚持孙中山先生的旗帜，真诚和共产党合作，与蒋介石的反动政策进行斗争，表示敬仰，希望她能在国难当头的严重时刻发挥更大作用。毛泽东在信中指出：“目前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呼声虽已普及全国，然而统率大兵之蒋氏及国民党中央迄今尚无彻底悔祸之心。这种违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之行为，实为国民党大多数党员所不应容许而应立起纠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1页。＇
毛泽东写信给关心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何香凝，赞扬她的革命行动，希望她能促进国共合作。毛泽东1936年12月5日致信抗日将领冯玉祥，赞扬其“一腔抗日救亡之义愤”，希望“先生登高一呼，众山齐应，今日停战，明日红军与西北‘剿共’各军立可开进于绥远战场。”＇《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1页。＇宋庆龄、何香凝等对促进国共第二次合作起了重大作用。冯玉祥在敦促蒋介石抗日方面也做了有成效的工作。
1935年7月，李济深、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等人在香港成立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创办了《大众日报》，提出“联合战线、武装抗日”＇《救国时报》1936年7月25日。＇ 的口号，严厉谴责南京政府的卖国独裁政策。毛泽东在1936年9月22日亲笔致信蒋光鼐、蔡廷锴，并派人送去中国共产党8月25日致国民党书和《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毛泽东在信中赞扬他们的爱国行动，希望他们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毛泽东在1936年9月22日还写信致国民党中有影响的人物，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蔡元培，恳切希望他能运用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力促蒋介石等团结抗日，蔡深受毛泽东来信的感动，努力督促国民党中央走向团结抗日的道路。毛泽东1936年9月8日致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的信，引用《三国演义》的“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话，提出与邵联合。邵力子以后对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的实现，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对在内战中多次交战过的对手朱绍良、王均等人，中国共产党人也不计旧怨，多方联络。
对爱国将领邓室珊的工作早有深厚基础。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邓宝珊即掩护和援助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并任用共产党员葛雾云、杨嘉瑞等人为秘书长、副官。
1932年邓宝珊在兰州任甘肃行署主任期间，不少中共地下工作的党员来到兰州建立了特别支部。1935年，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后，邓宝珊积极拥护宣言关于“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主张，曾奔走晋、冀、鲁3省，会晤了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等人，敦促他们同仇敌忾，抗击日寇。1935年11月，毛泽东派汪锋携带他写给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的亲笔信到西安进行工作。邓当时恰不在西安，他得消息后，曾准备亲自来西安见汪锋，因汪锋已回瓦窑堡，终未见成，但已足见其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意见的热忱。
中国共产党还对四川的刘文辉，云南的龙云，山东的韩复榘等做了大量工作，这些都对促进国共联合作了重要的准备。
三、逼蒋抗日方针的提出与实施
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华北地区步步紧逼，侵略气焰更加嚣张。
1936年5月，日本向华北增派大量军队，进一步控制华北地区各军事要地及铁路沿线。日本还派遣特务、浪人等，故意在中国各地制造事端，以配合其在华北的军事侵略活动。与此同时，日本已制定了周密的全面侵华战争的作战计划。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的严重局势，中国人民都忧心如焚，广大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以至民族资产阶级，都要求抗日救国。甚至一些开明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地方军阀，都因遇到了存亡的问题而不同程度地改变着对日的态度。国民党政府中的亲英、美派，也由于日本与英、美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对日本的政策开始出现部分的变化。
这时，中国共产党通过组织、发动中国人民抗日救亡以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践，认识到“只有全中国各党各派的共同奋斗，全中国人民及武装部队的总动员，我们才能给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好卖国贼以致命的打击，而取得中国民族的彻底解放”。＇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21页。＇
在当时，争取蒋介石集团停止内战共同合作抗战，尤为重要。蒋介石是国民党的领袖，是国民党中英、美派的代表，掌握着国民党政府的军政大权，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活动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此，要实现全国全民族的抗战，如果不促使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是无法达到目的的。共产党前一阶段所提出的“抗日反蒋”口号，已不适应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并且也无法为国民党中各方面人士所接受。因此，中国共产党考虑到国民党中英、美派集团对于日本态度有转变的实际可能性，为了促进蒋介石进一步转向抗战，实现全民族的抗战，决定将“抗日反蒋”的口号改为“逼蒋抗日”。
1936年1月29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人民外交委员王稼祥与红色中华社记者谈话时宣布：“中国苏维埃政府当然可以在抗日战线上和他携手。”＇《救国时报》1936年1月29日。＇
这是中共中央领导人明确表示与蒋介石合作抗日的态度。
1936年5月5日，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政府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指出：“国难当头，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停战抗日的目的。”＇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23～24页。＇
这是中国共产党放弃反蒋口号，直接公开地向国民党提出建立抗日联合战线的建议，在全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在致中国国民党书中提出：“本党不得不向贵党再一次大声疾呼，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共产党向一切中国国民党人宣言：假如你们真正这样干的时候，我们坚决的赞助你们，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如象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时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因为这是今日救亡图存的唯一正确的道路。”＇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74、81页。＇
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一方面继续揭破他们的每一退让、妥协，丧权辱国的言论与行动，另一方面要向他们提议与要求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订立抗日的协定。我们正在通知他们，共产党中央立刻准备派代表出去，或接受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代表到苏区来，以便进行谈判。＇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84页。＇
9月17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人民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国”。至此，中国共产党基本上完成了对国民党政策的转变，即由“反蒋抗日”改变为“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
为了实现“逼蒋抗日”的方针，逼迫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走上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道路，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共中央加速中国工农红军向实现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巩固和扩大抗日的基地，积极准备直接对日作战；进一步领导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进入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列；进一步加强对爱国民主人士和各地方实力派的统一战线工作；在与国民党初步接触的基础上，进一步就两党合作进行谈判。
继中共中央代表潘汉年，在莫斯科与国民党中央代表邓文仪进行初步会谈后，在国内，国共双方也开始了接触。
1936年1月，国民党政府方面由宋子文主持，指示曾养甫、湛小岑等与中共中央北方局代表周小舟、吕振羽在南京进行谈判。在此后数次谈判中，双方就所提条件展开激烈的争论，没有结果。
国共之间的接触，还通过上海方面的国共两党代表同时进行。1936年1月，陈立夫的代表曾养甫与上海中共组织代表张子华等接触，转达了南京政府希望与共产党中央谈判的要求。2月间，张子华等回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向中央报告了上述情况。8月31日，周恩来给曾养甫的复信表示：“亟愿与贵方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20页。＇
9月1日，又给陈立夫、陈果夫复信：“现养甫先生函邀面叙，极所欢迎，但甚望两先生能直接与会。”＇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21页。＇
以后，中共中央派周小舟多次去南京同曾养甫会谈合作问题。
1936年2月，国民党政府派特使董健吾进入陕北苏区，直接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3月4日，毛泽东、张闻天集中各方意见，提出“与南京谈判之意见”，表示“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张闻天、毛浮东、彭德怀致博古电，1936年3月4日。＇
董健吾于3月5日带着中共中央向南京方面提出的条件离开瓦窑堡回上海。
国共之间长达一年的初步接触，虽然没有取得具体成果，但对以后国共两党之间的正式谈判，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七章 救亡运动高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第二节 中国工农红军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历史转变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快吞并整个中国的步伐，中国处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中国工农红军为巩固和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壮大抗日武装力量，争取早日对日作战，开始加速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
一、红一方面军的东征
1935年10月，红1方面军主力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胜利完成长征，使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在接近抗日前线的大西北建立起来。这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日本帝国主义加紧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严重威胁着中华民族生存。中日民族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各阶级、各政治集团的政治态度都发生了新的重要变化。中国已处在政治形势大变动的前夜。如何巩固和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迅速壮大抗日武装力量，推动各种抗日和革命的力量汇合起来，组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已成为开展全国抗日局面的关键。
当时中共中央、红一方面军及其所在的陕甘苏区，还面临着一些实际困难，红一方面军的实力只有万余人。苏区的面积狭小，人口稀少，物资缺乏，红军给养困难，扩军不易。苏区周围都有国民党军的包围：在南面、西面，有国民党的东北军、西北军和宁夏军阀的步、骑兵共10多个师，蒋介石的一部分“中央军”也正在向西（安）兰（州）公路两侧集中；在北面，有原驻守在陕北的国民党军2个师和新从山西调来的阎锡山部5个旅。这些国民党军，正在加紧对苏区实行经济封锁和政治破坏，并积极准备新的军事围攻。
因此，红军向南、向西或向北发展都比较困难。东面的山西省最接近抗日前线，国民党军兵力虽多，但较分散，有利于革命力量的发展。
为了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发展革命力量，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关于军事战略的主张，即红军应利用当前蓬勃发展的抗日形势，积极向山西发展，在发展中求得苏区的巩固，会议通过了《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