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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号，第20页。＇
苏联方面鉴于蒋介石的某些诚意，于1935年12月14日指令鲍格莫洛夫，苏联同意就蒋介石所提出的协定同中国方面进行具体商讨。
与此同时，蒋介石还想通过汪精卫寻求德国的合作，但根本得不到答复。
在此情况下，只有加强对苏合作，于是，1936年10月，蒋介石特派蒋廷黻接替颜惠庆出任驻苏大使，以便进一步寻求中苏合作的方式。但是，苏联在这个问题上不同意缔结中苏共同安全条约。接照李维诺夫的意见，苏联对中国的支持应该和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支持处于同等的程度，在这方面，苏联既不应走在西方国家前面，也不要落在他们后面太远。＇《蒋廷黻回忆录》，（台）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96页。＇
为了贷款给中国以购买苏联的军事装备，李维诺夫表示苏联愿意与中国缔结一项互不侵犯条约。
1937年4月，立法院长孙科与鲍格莫洛夫会谈，详细讨论苏联援华方式，苏以战争贷款的方式提供军事装备，贷款利率优惠，但必须以不发动内战为担保。孙科告之国共和谈进展，请予宽虑。＇程天放：《中俄关系史》，华盛顿1957年版，第211页。＇
1937年6月，苏联倡议国民党政府召集包括苏、美、英、法、日、荷等国的国际会议，起草太平洋地区性集体安全条约，如遭拒绝，苏联则准备与中国单独签订一项共同安全条约。＇（苏）维戈斯基：《外交史》第3卷，第896页。＇
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曾与苏大使磋商该项议案，但毫无进展。
苏联以武器贷款的军事援华方针，对国民党政府走向抗日具有促进作用。同时，中苏关系的改善，也为中国抗日战争创造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十章 日本法西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准备
第一节 日本法西斯体制的确立
一、“二·二六”事件与军部法西斯化
日本法西斯在1929年开始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及其导致的社会危机中，推动日本发动1931年的侵华战争，使日本暂时摆脱了危机。以此为契机，法西斯“军部势力”和“民间势力”互相勾结，借助战争煽动民众情绪，冲击“政党政治”，转移国内矛盾，使法西斯运动在日本全国得到广泛迅速的发展。
下层法西斯团体不断制造暴力恐怖事件，频繁地策划武装政变，在社会基层煽起法西斯狂潮，扩大法西斯的影响，“自下而上”地推进法西斯化。上层法西斯分子，利用他们的地位和权力，极力庇护、纵容下层法西斯分子的活动，并直接间接地参与法西斯的阴谋策划和行动，“自上而下”地推波助澜。
由于日本法西斯势力的猖獗，在1932年暗杀日本首相犬养毅后，给政党政治以严重的打击，从此政党内阁结束，使新组成的斋藤内阁成为向法西斯亲军内阁过渡的桥梁。
法西斯“军部势力”在打垮政党政治势力后，军部势力内部矛盾上升。
主要由军部幕僚组成的统制派，主张通过上层合法的稳健的方式，推行政治、经济方面的“改革”，逐步取消宪法、议会、党派及其他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建立天皇制军部法西斯的独裁统治。主要由少壮派军官组成的皇道派，则主张以武装政变的急进方式，打倒元老、重臣、官僚、政党、财阀等特权阶层，在“皇道精神”的指导下，建立一君万民的“皇道国家”和军部的法西斯独裁统治。由此可见，统制派与皇道派在拥戴天皇和建立军部法西斯政权上，目标完全是一致的，只是实现军部法西斯独裁的方法和手段不同。
由于军部内部矛盾逐渐激化，在军部掌有实权的以永田铁山为骨干的统制派，策划从军部中央清除皇道派，压制少壮派军官的政治活动，企图在军部的一元化统制下，建立法西斯的独裁统治。1934年10月，陆军省新闻班公布了《国防之本义及其强化的提倡》的小册子，这是统制派改造国家构想的“蓝图”。
1934年11月，发生了皇道派的少壮军官因策划军事政变而被捕，后因证据不足而不予起诉的士官学校事件。皇道派认为这是统制派捏造的事件，两派对立更为严重。
1935年7月，反对天皇机关说的真崎甚三郎被罢免了教育总监职务。＇天皇机关说，指美浓部达吉博士依据明治宪法解释统治权属于国家，天皇应作为国家最高机关而行使统治权，否定国家统治权单属天皇的学说。＇
皇道派认为这是统制派核心人物军务局长永田铁山策划的，便散发了攻击永田铁山的秘密文件。在此影响下，皇道派相泽三郎中校，于8月13日在陆军省局长室砍死永田铁山。这次相泽事件，及以后的公审相泽的军法会议，使皇道派和统制派的对立日趋尖锐。
1936年1月，日本军部下达派遣驻东京的第1师开往中国东北的命令，因为第1师是驻防东京的两个师之一，是皇道派少壮军官的主要据点，于是出现了这次派遣是为使他们远离东京的传说。第1师的少壮军官，遂下定决心实行早已准备好的军事政变，以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
2月26日凌晨，驻东京第1师第1营和第3营的3个连，近卫第1师的1个连，共约1400余名士兵，在野中四郎上尉、安藤辉三上尉、栗原安秀中尉等21名尉级军官的策动下，占领了东京政治中心永田町一带，包围了闲院宫、高松宫、内大臣、首相、陆相、外相等官邸，枪杀了首相的秘书（误认为是冈田启介首相），杀害了内大臣斋藤实、藏相高桥是清、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枪击侍从长铃木贯太郎使其身负重伤。兵变的军官会见了陆相川岛义之，递交了《奋起宣言书》，敦促陆相向天皇转达，并提出了《希望事项》，要求将事态引导至维新方向，统一警备司令官等活动，勿使皇军互相厮杀。
同时，兵变军官已准备好起事成功后的组阁名单。
“二·二六”事件发生后，皇道派头目真崎甚三郎提出，应按兵变军官的《奋起宣言书》和《希望事项》稳定局势。接着，他又与海军的皇道派加藤宽治一起拜会伏见宫，要求建立“皇族内阁”，并建议“发布昭书，赦免事件参与者”。＇〔日〕祢津正志：《天皇裕仁和他的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第112页。＇
随后，陆军军事参议官聚集在宫中，在荒木贞夫和真崎甚三郎的操纵下，拉着川岛陆相，写出承认兵变内容的《陆军大臣告示》，并通知给军官们，承认他们占领的区域是他们守备的地区，答应他们的要求，准备建立法西斯军事独裁。
26日9时，川岛陆相进皇宫向天皇宣读了兵变军官的宣言书，天皇裕仁说：不管他们以什么为借口，我不高兴，他们给民族带来了耻辱，我求你尽快镇压他们。
27日，参谋副总长杉山元接受天皇镇压叛军的主张，但他一心想避免日本军队相互残杀，所以对事件采取拖延的态度。他首先发布戒严令，任命香椎浩平中将为戒严部队司令官，并由第1师第1团的小藤上校负责东京市内的警卫，进而将叛乱部队置于第1团指挥之下，这说明陆军已承认叛军为戒严部队。
2月27日，在中国厦门的日本领事馆发表声明说：叛乱的目的是为了将当时的内阁更换成军部内阁，日军青年军官的意思是席卷全中国和准备立即对苏作战，以便使日本成为亚洲唯一的强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374页。＇
与此同时，裕仁天皇的侍从武官长本庄繁，也极力袒护叛军，他说：“其精神纯系出于忧虑君国的前途，不必深究。”裕仁则愤愤地说：“对杀戮朕之股肱老臣的残暴军官，即使在其精神方面也是难以饶恕的，因为这等于谴责朕。”并表示：“朕要亲自率领近卫师平定叛乱。”＇〔日〕祢律正志：《无皇裕仁和他的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112页。＇
日本海军对“二·二六”事件从一开始就持否定态度。因为遭受袭击的斋藤、冈田、铃木等高级官员是海军出身，海军方面担心建立的法西斯政权最终会导致陆军独裁。所以，海军从横须贺调联合舰队开进东京湾，让陆战队登陆担任海军省等处的警备。
2月28日下午，陆军参谋副总长杉山，从甲府和千叶县佐仓以及仙台、高崎调来配有坦克、火炮的大批部队及部分航空部队，以便从数量上压倒叛军。次日14时，全部叛军投降。
皇道派发动大规模军事政变，为统制派整肃军队提供了借口，他们认为叛变部队的行动，破坏了天皇制军队的基本秩序，如不加以制止，便意味着天皇制秩序的崩溃。而且叛乱的下级军官无视军方首脑竟擅自进行“革新运动”，严重损害了军部的威信，使人民谴责的锋芒转向军部本身，不利于军部政治地盘的扩大，必须严厉地镇压皇道派，确立统制派即军部中央的领导权，才能以此为交换条件，加强军部对政府的控制力。
因此，“二·二六”事件后，进行了严厉的肃军活动，以处罚叛军。1936年3月4日，天皇发布紧急敕令特别成立了东京陆军军事法庭，7月5日，第1次判决对叛军的全部首领19名均判处死刑，其余70名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1936年3月和7月，实行了包括对有责任者的处分在内的两次调动；8月，又实行了包括3000余人的大规模的走期人事调动。通过3次的人事调动，撤免了大批军官，基本完成了肃军工作。从此陆军中的皇道派被彻底清洗，统制派的统治权终于稳固地确立。
“二·二六”武装政变，是日本政治史上一次空前的大事变。以新陆相寺内寿一上将为核心的军部统制派充分利用这次事件，在对内严厉肃军，彻底清除皇道派势力的同时，对外展开强大政治攻势，以对付叛军的威胁为借口，全面控制政局，并将皇道派提出的要求为我所用。2月26日，军部立即宣布在第1师管区（东京市、千叶、埼玉、神奈川、山梨等县）内实行战时警备。2月27日，又对东京市区发布了日本历史上第一次戒严令，而在叛乱结束后也不予解除，一切政治性的集会结社都被完全禁止。在戒严令下的临时议会，制定了危险印刷品管理法，思想犯保护观察法等一系列法西斯的法律。从这一年起，“五一”节被禁止，陆军工厂中的工会也被取缔。法西斯军部超越政府和一切机关之上，掌握着独裁的绝对权力。
1936年5月18日，日本军部按照敕令以修改陆海军省官制附属别表的简单手续，恢复了军部大臣的现役武官制。规定陆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中将以上，次官必须由现役少将以上军衔的军官充任，以堵塞预备役军官就任军部大臣的道路。这是对日本政治至关重要的事件。从明治时期以来，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就是军阀干预政治的最有力的武器，大正初期开始的护宪运动，经过反复斗争，才干1913年将大臣现役武官制废除，这次军部乘势收复过去失去的权势，利用军事政治压力，向广田内阁推荐寺内寿一出任陆军大臣，条件是恢复“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广田只好被迫答应。这样，法西斯军部就掌握了内阁的生死予夺大权。只要军部拒绝推荐或撤回现役陆海军大臣，内阁就不能成立，即使成立也得垮台。军部不会容忍不实行法西斯政策的内阁存在。同时，军部为了左右政府的内外政策，迫使内阁俯首听命，在军务局的军务科内，专门设立了政策班以“指导”政府。
“二·二六”事件成为日本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皇道派叛乱军官所期待的法西斯主义体制和军部独裁统治的目标，都由统制派军阀实现了。
统制派利用皇道派的武装政变，出来镇压叛乱，控制政权机构，确立法西斯军部的统治地位，迫使政府成为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工具。
二、广田内阁与准战时体制
广田内阁成立前的冈田内阁（1934年7月8日至1936年3月6日），采取了许多措施推进日本扩大侵略战争的准备。
1934年12月，日本宣布废除限制海军军备的华盛顿条约。1935年12月，日本宣布退出伦敦海军会议，走上无约束的发展陆海军军备的道路。在同一时期内，日本又在从国联接受的委托统治的太平洋诸群岛（马里亚纳、马绍尔和加罗林群岛），建立航空基地和储藏设备，以及为阻止外人进入各该岛的周密警戒措施。日本政府在内务省直接管辖下，实施了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警察对于一切公共舆论媒介机关，都采取了广泛的检查和取缔。陆军省对各类学校开展了军国主义的军事教育和训练，鼓吹振兴“皇运”，灌输武士道精神。
日本与法西斯德国的勾结也在加紧进行。虽然日本政府沿着扩大侵略战争的道路快速前进着，但是，日本陆军仍感到不满足，认为冈田内阁抑制着陆军的激进政策和日本法西斯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