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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发展成为日本军事工业中最富侵略性的一支力量。1931～1936年，民间企业同军事有关的投资在总投资中所占的比例，老财阀为14～26％，主要投资于为军事工业提供原料的基础军需生产部门，而新财阀为50～95％，主要投资于直接生产军火的部门。
在军事工业的带动下，日本的工厂企业由1932年的6。73万个，增加到1936年的9。06万个。日本的工业产值从1930年的59。63亿日元，增至1937年的163。56亿日元。重工业产值在整个工业中所占的比重，由1930年的38。2％（即22。83亿日元），上升到1937年的57。8％（即94。52亿日元），轻工业产值在整个工业中所占的比重，则由61。8％，下降为42。2％。 ＇〔日〕小山弘健：《日本军事工业的历史分析》，御茶水书房，1972年版，第199页。＇
日本已由轻工业为主体的工业，进到了以重工业为主体的工业。至1936年，日本重工业产品的产量，有些已进入世界的前列，船舶居世界第3位，水泥、钢块、生铁、汽车的产量，分别居世界第5、6、7、8位。＇〔日〕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战时日本经济》，东京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8页。＇
从1931年到1937年，某些重工业产品的年产量增长见下表：
1931～1937年某些重式业产品的年产量*
产品1931年1937年增长倍数
钢（千吨）188363522。3
钢材（千吨）166456302。4
石油产品（千吨）112246220。8
汽车（台）434946220。8
造船（吨）1005154281883。3
*＇〔美〕战略轰炸调查团：《日本战争经济的崩溃》，日本评论杜，附表c—21、C—22（钢、钢材）；〔日〕东洋经济新报社：《昭和产业史》第1卷，东洋经济新报社，1950年版，第61、325、265页（石油产品、汽车、造船）。＇
从1931年至于937年，日本陆海军兵器的年生产量，更是有数倍至数十倍的增长，详见下表：
1931～1937年日本兵器年产量*
兵器名称1931年1937年增长倍数
步枪（支）36134275410。8
机枪（挺）54122953。2
火炮（门）904784。3
坦克（辆）1247938。9
飞机（架）41015802。8
军舰（吨）5100517249
*＇〔日〕小山弘健：《日本军事工业的历史分析》，1972年版，第175页（坦克）；〔日〕安藤良雄：《太平洋战争的经济史的研究》，东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74～375页（步枪、机枪、火炮、飞机、军舰）。＇
五、增加在华驻屯军（参见附图15）
所谓驻屯军，是按照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不平等条约，即1901年八国联军迫使清政府签订之《辛丑条约》建立的。它应允诸国“常留兵队，分保使馆”，“酌定数处，留兵驻守，以保京师至海通道无断绝之虞。今诸国驻守之处，系黄村、廊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今滦县）、昌黎、秦皇岛、山海关。”＇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4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2页。＇ 并对各国驻兵数目作出了规定。
据此，日本编成“清国驻屯军”，在北京、天津等地驻守。但是，日本从1911年起即增加了“北清派遣队”步兵1个营、机枪6个排。1927年4月，又扩大编制在天津成立中国驻屯军司令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除上述驻守部队外，又配属了1年轮换制的临时派遣队（步兵2个营及工兵、通信、炮兵等分队）。
1936年，日本随着侵华战争步伐的加快，广田内阁决定再次大幅度地增加中国驻屯军，扩大其编制，在驻屯军司令部下设驻屯步兵旅司令部（辖步兵第1、第2团）、坦克队、骑兵队、炮兵团、工兵队、通信队、宪兵队及医院、仓库等。总兵力由改编前（6月1日）的人员1771名，马174匹，增至改编后（6月10日）的人员5774名，马648匹，兵力增加近3倍。同时，将过去每年的轮换制，改变为永驻制。上述扩充的日军各部队，6月上旬先后在中国登陆，强行部署于塘沽、滦县、山海关、秦皇岛等地，控制战略要点。据1936年9月22日《申报》讯：华北日驻军总数已达1。4万人以上。
日本政府在1936年如此猛增中国驻屯军，是与扩大侵华战争的战略企图相关联的。正如日本陆军参谋部在给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的命令和指示中所指出的那样：增加驻屯军的“目的在于，暗地增强驻屯军的威力，配合帝国外交工作的刷新”，“中国驻屯军司令官为维持停战协定地区的治安，需要时可对该地区行使兵力。”在使用兵力时“应在不声不响之中发挥威力”，驻屯军的“战时任务，比过去稍显积极。”
这就一语道破了此举的用心，增加驻屯军是日本侵华战争全面升级的预兆，是加强战略先遣支队的必要部署，是对中国主权的公然侵犯，而绝不是什么防卫使馆、保护侨民。
当时，任日本驻屯军参谋长的桥本群，在1939年回忆中也承认：“按照条约，在各国驻屯军中日本兵力是很多的，日本驻屯军的兵力在事变前，即1936年6月增加到一个旅，把这样多的兵力放在华北还认为没有关系，我觉得很值得研究。”＇〔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美铃书房，东京1978年版，第334页。＇
日本陆军参谋部有关方面也承认：“如此增加兵力，中国人自不待言，即对住在化北的日本人和外国人，也都给以将对华北以武力推进工作之感。”＇〔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朝云新闻社，1969年增印，第375页。＇
日本的中国驻屯军猛增兵力后，首先以一部加强原驻兵据点，控制北宁铁路沿线的塘沽、滦县、山海关、秦皇岛等要地，以保障运兵线和后勤补给线的畅通。接着，便谋划对北平实施战略包围的新部署。按照不平等的《辛丑条约》，日本除在北平使馆区可驻守少数的警备兵力外，不得在北平的任何地点驻扎兵力，即使在北宁铁路线，也只允许在指定的地点驻兵警备，通县和丰台两地，是北平东西两面的战略要地，失去该两地，北平即陷于被东西包围的态势。特别是丰台地位更为重要，它是连接平汉、北宁铁路线的交通枢纽，是北平西南的咽喉。
日本将驻屯军开进通县和丰台，这是对中国主权不能容忍的侵犯。这一点就连日本军阀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也不得不承认，驻屯军驻守点“根据议定书的规定不能离开北宁铁路而置于通州”＇〔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78页。＇ 而丰台即非《辛丑条约》指出的地点，它又是平汉铁路的通道。
1936年5月，日本驻屯军开始在丰台非法建造兵营，并不断派人到中国驻军兵营挑衅制造事端，然后提出抗议，要求第29军从丰台撤出。7月下旬，日本驻屯军步兵旅第1团第3营强行进驻丰台。9月中旬，再次挑起两军枪击事件，逼迫宋哲元从丰台撤出中国驻军。
日本在增加华北驻屯日军的同时，在华中等地也不断增兵。1936年9月，日军借口所谓“北海事件”＇指1936年9月3日广东北海日商侨中野被杀事件。＇，即以“调查”为名向中国南海方面派遣军舰。
同时派舰艇和特别陆战队进至上海，增强原上海特别陆战队兵力。日本海军第3舰队调集部分舰艇，进至汉口，增强原驻之特别陆战队。此外，组成第11航空队集中于台北。
日本如此穷兵黩武地增加在华的日军，有的日军高层人士仍认为增加得不够，还要加强。如1937年6月5日，日本陆军教育总监香月清司中将，即向陆军中央部报告：“华北形势相当紧迫。因此，中国驻屯军增强兵力很有必要，也许马上还办不到，最少希望增强热河的兵力，以备华北方面使用。”＇〔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133页。＇
日本在华驻屯的日军，经过1936年以来的大量增加，其在华北的主力中国驻屯军1937年7月初的兵力和部署如下：
驻天津部队：军司令部（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参谋长桥本群少将），中国驻屯军步兵第1团第2营及步兵第2团（欠第3连及第3营）、坦克队、骑兵队、炮兵团、工兵队、通信队、宪兵队、军医院、军仓库。
驻北平部队：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司令部（旅长河边正三少将），步兵第1团、电信所、宪兵分队、军医院分院。
分遣队：通县、丰台、塘沽、唐山、滦县、昌黎、秦皇岛、山海关分遣队。其中丰台分遭队，兵力为步兵第1团第3营及步兵炮队，其余分遣队，兵力多数为1个连。
除以上部队外，还有陆军特务机关，分设于北平、通县、天津、太原、张家口、济南、青岛等地。＇〔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138～139页。＇
此外，日军还在张北、嘉卜寺、归绥、保定、郑州、平凉、额济纳等地设有特务机关。
六、频繁的现地侦察和军事演习
日本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方面的政略战略动态，摸清现地中国军队的防御部署和作战准备，掌握必要的兵要地志情况，便于策划侵华战争的全面升级，从1937年3月起，由陆海军中央部派出高级将校参谋要员，以所谓“视察”、“旅行”等名目，多次到华北、华中等现地进行秘密侦察，或召集现地将校回东京，汇报当前中国军政的形势。
3月上旬，日本陆军参谋部将日本驻中国大使馆武官喜多诚一少将、中国驻屯军参谋和知鹰二中校、关东军参谋大桥熊雄少校3人召回东京汇报现地形势。
4月起，派遣教育总监部部长香月清司中将，对中国华北和东北，进行了为期1个半月的“视察”，6月令其就华北状况向日军中央部作了报告。
5月下旬，派遣陆军省的军务科长柴山上校、外务省的东亚局长森岛守仁、海军方面代表藤井茂少校3人，到中国华北地区，向现地日军传达陆海军中央部的方针。同时，又派遣参谋部第7科科长永津比重上校，偕同柴山上校在华北现地“视察”，征求当地指挥官的意见。5月下旬，还派遣参谋部3科部员公平匡武少校和井本熊男上尉，以“旅行”为名，先后到天津、北平、张家口、归绥、大同、太原、济南、青岛等地“视察”和了解情况。井本于6月中旬回东京汇报，公平少校又去华中方面探听情况，6月底返东京作了报告。
6月中旬，日军参谋部派遣军事科高级科员冈本清福中校，到中国现地了解卢沟桥附近的形势，并处理配备参谋人员问题。在短短的3个多月中，日本竟频繁地派出6批将校幕僚，前往中国华北、华中和东北地区，进行战略性的侦察，仅仅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的实质。
日军为了检验和完善全面侵华战争的计划，训练部队以适应新作战计划的要求，提高其战斗准备程度，在日本国内和中国现地，进行了反复的指挥官演习和部队战术演习。1936年末，日本陆军参谋副总长西尾寿造中将，率领将官10名左右，在日本京都、名古屋进行了一次异乎寻常的图上军事演习。这个高层次的演习想定，是首先全面进攻中国，夺取其人力、物力资源，然后在有利的态势下，再向苏联进攻。这是日本将侵华战争扩大升级，尔后向第三国发动侵略的世界战略的预演。因此，日本组织全部现役和退役上将，参观了这次演习，以统一战略思想。亲自参加演习的将官，随后都担任了日军全面侵华战争各兵团的司令官。＇〔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美铃书房，东京1978年版，第310页。＇
1937年5月，日本陆军参谋副总长今井清中将，率领参谋部及有关方面的幕僚，赴中国东北进行参谋旅行演习。这次演习，实际上是上年末日军高级指挥官图上军事演习的延伸和具体化，是司令部指挥机关和参谋业务的演习，用以提高指挥机构适应全面侵华战争的效能。
1936年9月，日本的中国驻屯军通过卑鄙的手段，非法侵占丰台后，在丰台附近地区开始频繁的挑衅性军事演习。他们明火执仗地以中国军驻地为目标，指挥部队演练攻击。有时，日军演习的散兵线，竟冲入中国军队防守的步哨警戒线内百余米。有时，日军的演习部队，竟无理要求通过中国军队驻守的宛平城和卢沟桥。企图以武力威胁，逼退中国守军。日军演习的次数由每月或半月1次，增加到每3～5日1次；演习的时间由白天演习，增加到昼夜演习；演习用弹，由空包弹射击演习增加到实弹射击演习。
与此同时，在华北各地的日军，均在现地进行军事演习。驻塘沽日军30余人，乘小船在海河进行军事演习，竟悍然在中国驻军第29军防守的东大沽阵地登陆，并且不听劝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