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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哪儿见过这样讲道理的军队！”
我们在怀远筹借了几万元的现洋，给部队以必要的物资补充，随即向思恩开进。
一天，天刚麻麻亮，“嘀嘀哒哒”的起床号还没落音，忽然，驻地周围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敌人围攻我们来了。指挥员们立即指挥部队投入战斗，抗击敌人。
张云逸军长站在村边的一棵大树下，用望远镜向四周观察。战斗打得很激烈。由于我军准备不足，因而处在被动地位，而敌人的后续部队还在源源不断开来增援，我们两个纵队也被敌人隔断了。为了不打无把握的仗，避免部队的伤亡，张军长（那时邓小平政治委员已去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去了）立即决定：第二纵队向北进，第一纵队向西撤，并以号音指挥第一纵队撤退。为了保存实力，执行新的任务，两个纵队暂时分开行动了。
军部率领第二纵队，经过几天的艰苦行军，到达了宜北县。驻军两日，休息整顿后，部队又沿着崎岖的山道，穿行在高山野林中，向贵州省荔波县的板寨前进。
这正是春光明媚的时候，这个地区每天上午白雾弥漫，或下着毛毛细雨，到中午时才映着淡淡的阳光。
队伍曲折地通过田畴，又蜿蜒地爬上山坡。当我们快到荔波县的板寨时，得到一个消息：板寨方面来了红军。军首长估计是第一纵队来了，但又不能立即肯定。遂派参谋陆琼去探听情况。侦察的结果证明，确实是第一纵队来了。
两个纵队又汇合了，全体人员莫不欢欣鼓舞，歌声、笑声、谈话声响彻云霄。一群一群衣服褴褛的男女老少都围拢来看热闹，人民群众也在庆贺我们胜利的汇合。
两个纵队汇合后，前委决定了新的行动：向苗山进军。那时已是4 月下旬了。
苗山，是苗族聚居的地方。苗族人民被汉族封建地主、官僚压迫赶到这里来，他们过着落后和贫困的生活。因而造成了苗、汉对立。他们不服从汉族官僚地主的管辖，有自己的酋长，一般苗胞是不和汉人往来的。间或有个别与苗族有关系的汉族小商人，挑着日用必需品，进入苗区做买卖，但也是以不等价的交换，换取他们贵重的山货。过去国民党桂系军阀部队是不能进入苗区的，要进来，就得开火。当我军初进苗山的时候，苗胞都走光了，因为他们习惯上认为汉人的军队都是压迫他们的。我们一些懂苗话的同志，沿途向苗胞打招呼，高叫着：“不要怕”、“我们是工农红军，是爱护苗族的军队”、“红军是打国民党反动派的”等口号，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于是，他们也就不和我军采取敌对行为了。但是还持着枪站在山顶上，对我军进行监视。
苗胞走了，房屋没有了主人，长途跋涉的英勇健儿们，饥肠辘辘，得不到粮食，怎么办呢？随便拿么？这是和红军纪律不相容的；如果不拿，军粮又如何解决？部队正在为难的时候，军政治部通知来了，决定各个大单位统一征集住户的粮食、猪和蔬菜，并且按汉人区的市价给钱，食物在哪里拿的，便把大洋留在哪里，并写清征集给养的原因、数量和留给的款项数目，此外还贴上政治部印制的宣传我军宗旨和民族政策的宣传品，希望他们和我军合作反对国民党。同时，政治部还出了布告，布告里说明如果苗胞没有拿到钱的，可以亲自来我军领取。经过这一系列的工作，既解决了部队给养问题，又执行了民族政策，维持了纪律。次日，部队继续前进。苗族中有些人是懂得汉文、通汉语的，他们看了布告和宣传品后，便奔走相告。这样，苗胞开始了解了红军和国民党军队的本质不同。自此之后，我军每到一处，苗胞都来欢迎，并拿出一些食物来卖。我军用大洋和他们交易，粮食也容易买到了。为了迅速筹措军粮，酋长登高一呼，呼啸一声，四周山谷都听到了。不一会，各家都有人用背篓背粮食出来，交给酋长。我们的给养就靠着苗族同胞的大力支援，很好地解决了。
由于苗区山高路险，又遇着连续几天的寒风山雨，因而行军艰苦异常。好在我军民族政策正确，政治纪律严明，所以苗胞不仅没有为难我军，而且除卖粮食、肉菜之外，还主动给我们带路，遇到难走的地方，还帮助开路架桥，使我军顺利而秘密地到达了榕江边境。
4 月30日正午，我军出了苗山，突然奔袭榕江县城。那时，正是贵州军阀和湖南军阀在湘黔边境鏖战之际。榕江，是贵州军阀的后方，许多军需、辎重囤集在这里，有一个敌军副师长率领的600 人的武装守城，还有数百名警察。我军一到，迅速地向城外山地的守敌猛攻。敌不支，纷纷向城内溃退，我军随即尾追攻城。
敌人对于我军情况事前一点也不知道，当我军突然兵临城下向他们攻击时，他们以为是“土匪”，毫不在意。后来看我军攻势猛，战斗力强，才知不妙。但是，到底我军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是什么部队，敌人却不知道，只好没头没脑，仓促地登城应战。
我军当时的意图是乘敌人毫无准备之际，一鼓作气攻下榕江。战斗一打响，我军便在城南缺口处爬城。一霎间，双方的枪声、炮声、号声、喊杀声震撼四野。我军前仆后继的进行猛攻，敌军则猛烈地向我军射击。由于我军没有攻城火器，子弹又缺，加上几天来在山地雨天里长途跋涉，几门迫击炮有的运来了炮筒，却没有炮座；有的没瞄准镜，只好把炮筒捆在树上打，但是打不准，轰轰的炮声只能壮壮军威，却不能起歼敌作用。而且，部队是陆续到达的，随到随投入战斗，这就无法组织坚强的突击力量。一直攻击了约3 小时，毫无进展。这时摆在军领导者面前的严重问题是：继续攻下去么，照这样的办法是不行的。因为开始时是奔袭，急袭，现在已形成对峙，敌方有了准备、不打么，问题更大。如果不能攻占榕江，已有的一二百伤员便无法处理，带来的弹药消耗很多，以后作战就会发生困难，部队的政治情绪也会或多或少受到一些影响。那时，第一纵队长李谦同志，在最前线指挥，他视察了地形，窥测敌军力量不多，战斗力也不强，而我军的战斗情绪却十分旺盛，人人有攻下榕江的决心，便积极向张军长提议，非攻下不可。张军长随即批准了他的建议。于是加强了政治工作，鼓舞战斗情绪，提出“攻下榕江纪念五一节”的战斗口号。指挥员们又细心选择了几个攻击点，部队重新准备攻城的云梯、大竹钉等。整个部队从军长到士兵，都在紧张地进行攻城准备工作。掩护攻城的迫击炮、机关枪和步枪、稳妥地安置在离攻击目标几百米的地点，攻击部队也埋伏在指定的攻击出发地的坟堆或洼地。一切都准备好了，只等军部下达攻击命令。
下午5 时，一连3 发迫击炮弹向城中射去，这便是发起冲锋的讯号。随即机关枪、步枪向城堡扫射。攻击部队随着密集的枪炮声，如猛虎一般带着云梯、大竹钉，迅速地向城上缺口处爬。敌人的火力也集中地向攻城部队射击。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下，不少同志牺牲或负伤了。由于城墙高，上不去，突击部队又退了回来。但这种挫折并未挫伤我军攻城的锐气，经过简单的政治动员和整顿，第2 次攻击又立即开始了。这次攻击更为勇猛，敌人的火力也加强了。战士们急了，眼红了，咬着牙，一股劲冲到城下，用大竹钉钉进城墙的砖缝中，再踏着竹钉爬上城墙去。一个倒下了，又上去一个，一个接着一个不停地向上爬。好在这个旧名古州的城墙，久已失修，缺口较多，所以攻击不到一个钟头，便有几个战士爬上去了。接着，一连连长杨光同志也爬上了城墙，他使劲地挥动着红旗。在红旗的鼓舞招引下，各处攻城部队发出了震撼天地的喊杀声，许多部队登上了城墙。登上城墙的部队即在城墙上攻击敌人，敌人也企图消灭我登城部队，双方在城墙上进行肉搏战。敌人本来就士气不高，此时我军又攻上了城墙，因而敌人军心更乱了。在城墙上肉搏了10多分钟，敌人便纷纷溃退。我军攻击部队大部登城，又下城开了城门，主力大队蜂拥而入，并很快就肃清了城内残敌。至此，我军完全攻占了榕江。时间是下午6 时20分。这一战斗，敌人（包括主力部队和警察）伤亡惨重，约500 人被歼灭。我军也伤亡约300 人，而首先登城的杨光连长，在城上和敌人肉搏中也英勇牺牲了！特务连长李天佑同志以及一些干部在攻城的时候，身先士卒，指挥攻城，也负伤了。
攻城时，不只战士、军官们英勇善战，而农民群众出力也是很大的。城郊的农民，包括汉族和兄弟民族，由于他们饱受封建军阀、地主的压迫，生活太苦了。听到红军的宣传，又看到红军战士将自己仅有的衣服脱下来送给他们，态度和气，纪律很好，知道红军是他们自己的队伍，穷人是爱穷人的，他们多么高兴啊！因而当我军发起攻击时，许多群众，不论男女，甚至背着小孩的妇女也纷纷帮助红军送饭、送水，帮助抬担架，埋尸体。从这里可以看出，我军深得人心。榕江之所以能迅速攻下，也要归功于基层群众的支援。
次日上午10时，细雨初停，烟雾消散，天空中露出火红的太阳，这象征着榕江的广大劳苦人民，开始拨开乌云见青天。就在这时，军政治部召集纪念红色“五一”节的群众大会开始了。到会的群众约有一万人。在大会上宣传了纪念国际劳动节的意义，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中国工农红军是打土豪，主张公平买卖、维持城市秩序的。同时，将没收地主和官僚的衣服、粮食等物分发给贫苦人民。群众觉得很奇怪，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军队。所以当分发财物的时候，开始有些人还不敢要，经过一再解释说服，他们才把东西拿回去。他们伸着大拇指说：“红军真是‘干人’（即穷人）的队伍。”
大会到下午1 时结束，有些群众还恋恋不舍，后来看到部队整队走了，才慢慢散去。
攻陷榕江的战斗胜利，对部队情绪鼓舞甚大。全军在榕江驻了3天，进行休息整顿，补充了数十名新战士，筹得几万元的款，并在战斗中缴获了几尊大炮，600 多支步枪，十多万发子弹，还有一部无线电台以及其他军用品。这次胜利解决了许多困难，又获得了战斗的锻炼。大家懂得，战斗只要决心正确，不怕牺牲，坚决奋斗，谁能够坚持到最后，谁就能够取得胜利。
这时，贵州军阀王家烈因榕江被我军攻下，派军回援。由于我军这次行动的目的是在广西、贵州边境打游击，发动群众，扩大政治影响，而现在部队的辎重多了，伤病员也有200 多名，队伍笨重了，长驻榕江不是良策。前委即决定：回师右江。主力部队以战斗的姿态沿河北岸行进，少部沿河南岸行进，伤员和辎重坐船，50艘大小帆船由西而东，顺流而下，水陆并进，走了5 天便到达广西边境的福禄镇。获悉敌人4 个主力团从北边追来，我军为了避免背水作战，连夜渡河。次日拂晓，敌人果然追到，但是只好望河兴叹，隔河鸣枪“欢送”我们。
难忘的日日夜夜 欧阳山记张云逸同志在南雄北山1934年6 月间，正当全国第五次反围剿进行得异常激烈的时候，中央决定张云逸同志去湘鄂西工作，我是他的随同医生。
张云逸同志在红军中早有很高威望。1929年，党派他到广西与邓小平同志等一起，领导了著名的百色起义，创建了红七军，他已到不惑之年，个头不高但很结实，目光炯炯，精力充沛，一张从容而又愉快的笑脸使人感到格外亲切。我们这支队伍共300 多人，编成一个西征支队，张云逸同志任司令员。就在我们行至赣南一个大山谷隐蔽休息时，突然遭到数倍于我之敌的包围。激战4 个多小时，支队突出重围。张云逸同志因连续急行军和紧张战斗，终于病倒了。上级指示把张云逸同志留在南雄北山养病，一同留下的还有其他伤病员，加上警卫员、挑夫和我，共23人，只有4 条短枪。
南雄西北山，地图上叫大庾岭，位于广东南雄西北部，扼南粤与湘赣之要冲，地形复杂险峻，为古今兵家所必争。山上，松竹遍地，茅草满坡，野兽成群出没；山外，广东军阀陈济棠部队层层封锁，频繁地进行搜山。当时，我们每个人除了一身破单衣，其余的粮食、背包和用具都在突围中丢光了，困难是可以想象的。张云逸同志由重感冒并发大叶性肺炎，体温上升到40度以上，时常昏迷，病情严重，我和警卫员小张紧紧地守护着他。张云逸同志病成这样，作为随同医生的我，苦于没有药品，焦急万分，有时禁不住籁籁落泪。然而，张云逸同志却是那样安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