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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又约好通讯密码。是用香港报纸中一篇文章做乱码，不进位加电报明码编成密码，然后以密写寄出。他又给我一个香港信箱的号码。
我于1937年10月间回到福州。
二我在福州等了半个月，接到张云逸的信，约我到妙巷的一家旅馆见面。旅馆座落在国民党福建省政府机关附近，福州闹市区中的一条小巷里面。我见到与张云逸同来的一位广东口音的青年人，全国解放后才知道他名叫林青，曾任四机部副部长。
张云逸告诉我：“他已同陈仪见了面，但是国民党方面一口否认闽东有叶飞部队存在。现在约定：双方各派一人同去找叶飞，决定由我同国民党方面的人员共同前往。国民党方面出面与他商谈的是建设厅长林知渊。问我对执行这一任务有没有困难。我表示服从党的决定。他又问：”中央的文件保藏好了吗？“
我说“按照南委的指示，蜡封秘藏在一块肥皂里。”
“很好。你放心，现在国共合作，他们不会怎样为难你的。文件在必要时应销毁。你今天来看我，你的政治面目已公开了，你应当把福州的一切社会关系切断，住到旅馆里同国民党打交道。”
“林知渊是个老滑头，在福建是出名的政治不倒翁。”
“我知道，要作两手准备，万一林知渊指派同你前去的人失约，你应立即设法到闽北去找黄道，闽北同国民党已开始谈判，送给叶飞的文件，可请闽北方面迅速转送。”
张云逸匆匆离开福州，临行前，邀我到南台的一家酒馆里吃了一顿饭。
我遵命搬到闽江边的一家小旅馆里，并如期应约到另一家旅馆找国民党指派和我同去的人。此人约三十岁上下，矮个子，圆扁脸，大眼睛，态度十分傲慢。我不准备同他多谈，便开门见山提出启程的日期。到了约定的日期再去找他，此人不在。询问帐房，说是此人已于日前他去。我知道发生枝节，便发函质问林知渊。林知渊约见我，一见面就多方解释，并要我代向张云逸表示歉意。并说，指派的人是保安处的，他对保安处也无能为力。交涉毫无结果。
事态已成僵局。我知道这又是国民党在搞什么阴谋，留在福州无济于事。只有按张云逸的指示，去闽北找黄道，并将详情及今后行止报告了南委。
这时闽北正在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红军游击队已改名为抗日义勇军，部队正在从各地分别向江西铅山石塘集中。我先到崇安的长涧源，找到闽浙赣边区党委的财务科长王忠华，而后，由王忠华派交通送我到省委，将文件交给黄道和曾镜冰，并要求他们尽速派交通送给叶飞。
稍事休息数日，我本应返南委复命。黄道和曾镜冰一再同我谈，现在抗日战争已经开始，你回香港去做什么，不如留在闽渐赣工作。我想也是，但总觉得对南委应该有个交代，不然，一去如泥牛入海，总不是好办法。黄道说：“对，这好办，中央秘书长涂振农就在南昌，由他向南委打个招呼不就行了。”
我便因此留在闽浙赣工作。
三1938年1 月间，在江西铅山石塘见到叶飞。这时，闽东已经同国民党谈判。我党又派顾玉良到闽东。这次叶飞和顾玉良去南昌，就是为了向军部汇报谈判和下山的情况。［ ·电子书下载乐园—wＷw。QiＳuu。cＯm］
我向叶飞谈到张云逸在福州谈判以后国民党百般刁难的经过，叶飞说：“我们打了几个胜仗，他们才不得不和我们谈判。”他又笑着显了显身上穿的一套毛料军服说：“这就是国民党保安旅旅长的，一次战斗的战利品。”我说：“你就是穿了这一套衣服去福州的？”叶飞说：“不仅穿到福州，而且穿了这套衣服出席国民党的宴会。”我说：“国民党的人看了作何感想？”叶飞说：“有苦难言，心照不宣而已！”叶飞去南昌不久，又经石塘回闽东去了。
2 月间，黄道同志也自南昌回来，在石塘召开了边区党委扩大会，传达了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军分会的指示。这时，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决定闽浙赣和闽东两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闽渐赣的部队改编为五团，闽东的部队改编为六团，改编就绪，即将开赴江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闽浙赣边委也改组为闽渐赣特委。在老区成立留守处；福州成立新四军办事处，由王助任办事处主任。
1938年春节前，张云逸由南昌到石塘筹建新四军第三支队机构。张云逸任新四军参谋长兼任三支队司令，参谋长赵凌波，政治部主任胡荣（到浙江开化才到差）。并抽调一批干部到司政机关工作，我被调到支队政治部任宣传教育科科长。五团团长饶守坤，副团长曾绍铭，参谋长桂逢洲，主任刘文学；六团团长叶飞，副团长阮英平，参谋长黄元庆。六团的政治处主任暂缺，以后到皖南才分别由张友来、刘松青先后担任的。
张云逸在石塘筹建完毕，决定再次到福建。他的任务有二：一是去福州同国民党商谈在福州成立新四军办事处，二是了解闽东部队改编情况。2 月中旬，张云逸和秘书王白如（即徐平羽）、新华社记者马骏，以及王助和我一行5 人，从石塘返福建。江西大雪初霁、杉岭上白雪皑皑，松林做生，竹丛青翠。过温林关，到福建崇安地界，气候转暖，一山之隔，气候差别竟如此之大。经崇安县城顺建溪而下，抵南平，改乘汽船沿闽江到古田县的谷口镇，在镇上江边的一家乡间客店中休息。江岸几树桃花正吐蕊怒放，江水清澈，鸭群嬉水，不竟想起“隔岸桃花三两校，春江水暖鸭先知”的诗句。此时南京已陷入敌手，半个中国迷漫在烽烟之中，此间竟然谧静如许，国破犹觉河山美，留连景色，久久不能离去。
在谷口住宿一晚。翌日，改乘汽车，随张云逸抵古田县城。张云逸往访古田县长，得悉六团已由叶飞率领，于日前取道浦城出浙江去了。当晚，古田县长设宴款待张云逸，驻军保安旅旅长某也在座。我暗想，这大概就是叶飞身上那套军服的主人吧。席间，古田县长谈论到六团集中出发的情况，狂妄下断语说：“我看叶飞的部队，到不了浙江，就要跑光了。”
张云逸笑着回答说：“不见得，这是一支有政治觉悟的部队，不要看他们大多数是大老粗。退一步说，如果真的跑光了，不正是日本人所高兴的吗？”
县长大人碰了软个钉子，搭讪着“顾左右而言他”，转向那位旅长敬酒，着实地把他恭维了一番。那位旅长一杯酒下肚，居然得意忘形，大大地吹嘘起与蒋介石的师生关系来。
张云逸似乎有点不耐烦了，便故意问：“蒋委员长近来好吗？我和他已多年不见了！”旅长愣了一下。“我同蒋委员长还是民国初年在许崇智的幕中共过事，几十年不见了，”张云逸几乎是故意在摆“老资格”了。
张云逸在旧军队的地位很高，这位旅长毕竟资历浅，见识差，有眼不识泰山，只好调转话题，向张老前辈敬酒。
晚间，回到旅馆。马骏说：“今天是‘舌战众儒’”，有谁搭腔：“不是，是舌战群丑。”
第3 天又回到谷口，张云逸准备同王助去福州同国民党商谈组建新四军福州办事处，命我先送一封信给叶飞。于是，我沿叶飞部队开进的路线，一路赶去，到浙江常山县的球川镇才找到部队。六团一路跋涉，正在球川镇休整。我将信交给叶飞，传达了张老的口头嘱咐，沿途千万要警惕国民党的阴谋。
大约是2 月下旬，部队开进到浙江开化的华埠镇。五团、六团在道里汇合。在华埠成立了三支队司政机关。当时部队的装备很差，五团的步枪都配不齐，有相当一部分战士扛的是梭标，子弹更少。但是，部队士气很高，纪律严明，给群众留下良好的印象。连一向敌视我们的地主阶级人物也不得不满口称赞。华埠的镇长就说：“你们部队的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可谓王者之师；不过你们的装备行吗？抗战以来，多少装备精良的部队都被日本人打得丢盔弃甲，你们靠梭标能打日本人吗？”抱有这样观点的人不止华埠镇的镇长。有不少基本群众也为我们担心，他们的担心是出于善意的。但是，他们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只看到武器装备，没有看到这是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高度政治觉悟的部队，没有看到这支部队是人民的军队，能得到人民的全力支持，能在广大的人民之间扎下深根，茁壮成长。
3 月间，支队率五、六两团由开化翻过马金岭，到安徽的歙县岩寺，同一、二支队汇合。军部驻岩寺，支队率五团驻西溪南、六团驻砖桥。在这里，军部决定成立先遣支队，从六个团各抽出一些部队，由二支队副司令粟裕任司令，挺进到江南敌后，首捷韦岗，开辟了江南茅山抗日民主根据地。5 月，六团率一、二营挺进江南敌后。8 月间，支队率五团和六团三营接替国民党一四四师红杨树到青弋江一带防务，武汉失守之后，又转移到南陵、繁昌、铜陵一带开展游击战。
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发展（节选一、江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后，随即渡过长江，沿津浦铁路北犯，与华北南下日军会攻徐州。另两路日军沿扬州、芜湖北犯。中国第五战区第十一集团军、第二十一集团军在沙河集、明光、池河等地与日军激战。1938年5 月19日，徐州失陷。在这前后，淮南地区的蚌埠、滁县、九龙岗、舒城、合肥、寿县、巢县、和县、含山、江浦、六合、仪征等地相继沦陷，第十一集团军、二十一集团军相继西撤，地方政府逃散，土匪蜂起。处在日军铁蹄下的淮南地区人民饱尝沦亡之苦，纷纷揭竿而起，抗击日寇，保卫家乡。同年6 月，日军沿江淮孔道从浦（口）信（阳）、安（庆）合（肥）公路，穿越大别山麓西攻武汉，第五战区主力撤往平汉铁路以西，留廖磊部在敌后大别山区坚持，改番号为鄂豫皖游击司令部，由廖磊接任安徽省主席。6 月至8 月，舒城、六安相继失陷，安徽省政府（原驻安庆），由六安再迁至立煌（金寨）。
1937年10月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将南方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全军共10，300 余人。鄂豫皖红二十八军和桐柏山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林维先任参谋长，肖望东任政治部主任（东进时由戴季英接任），吴先元任经理部主任，全支队3100余人。日军攻陷南京，继续北犯，会攻徐州，江北战局危急。1937年12月28日，毛泽东指示周恩来、项英：“高俊（敬亭）率部可沿皖山山脉进至蚌埠、徐州、合肥三点之间作战。”同年12月29日，周恩来在武汉主持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临时联席会议，听取傅秋涛、高敬亭、张青萍分别汇报红军长征后，留在湘赣、鄂豫皖、鄂豫边的红军坚持游击战争和党组织的情况，认为这些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在极艰苦条件下英勇奋斗，基本上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其后，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就鄂豫皖红军改编、东进抗战、开辟根据地等进行了一系列部署。1938年1 月，周恩来、叶剑英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鄂豫皖红军以一部参加新四军整编，余部仍在鄂豫皖边界力求发展，以扩大和发展中州游击运动。同月，受中共中央委托，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在武汉向高敬亭等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发展抗日力量的指示，要四支队从湖北省黄安县七里坪、河南省确山县竹沟东进抗日，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抗日游击战争。1938年2 月15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联席会议，鉴于日军以突破黄河、夺取武汉为新战略中心，会议决定在长江、黄河间设立一个军区。还决定武汉不守时，从长江局转移一部分干部到新四军第四支队，建立长江、黄河间的领导机构。2 月，叶剑英、罗炳辉分别赴七里坪、信阳县邢集，动员红二十八军和桐柏山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东进抗日。
1938年3 月，攻占蚌埠的日军北犯徐州，高敬亭率新四军第四支队从平汉铁路附近的七里坪、邢集出发，东进到以合肥为中心的淮南铁路两侧地区，在第五战区战斗序列内，参加津浦、平汉战区抗战，在徐州会战中，奉命担负开展淮河流域的抗日游击战争，第四支队司令部驻舒城西南山区西港冲。5 月12日，第四支队一部在巢县蒋家河口伏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