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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工作。１９３８年４、５月间，党中央、毛主席指示新四军第四支队在江北皖中展开，１１月，张云逸同志率军部特务营到达江北舒城地区，传达贯彻东进方针，恢复已被取消的挺进团，指挥四支队八团挺进淮南路东，开展皖东游击战争，扩编江北游击纵队，担负皖中抗战任务，推动四支队全部东进。１９３９年５月，成立江北指挥部，张云逸同志兼任指挥，并任前委书记，统一领导新四军江北部队。在张云逸同志领导下，积极贯彻中央指示，发展抗日武装力量，扩编部队。除第四支队外，以八团为基础，成立了第五支队。五支队挺进到津浦路东，四支队进到淮南路以东、津浦路以西的藕塘地区，从而完成了战略展开。到１９４０年，实现了北与八路军打通关系、东与苏中新四军取得联系的任务，为开辟淮南边区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１９３９年１１月，刘少奇同志到达江北指挥部，传达了中央向敌后发展的方针。张云逸同志坚决拥护中央的指示和少奇同志的领导，推进了皖东的抗战局面。１２月，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１９４０年３月，蒋介石命令国民党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向我津浦路西进攻，接着又令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向我津浦路东进攻，企图夹击消灭我军。张云逸同志坚决贯彻党中央反摩擦的方针和中原局刘少奇同志的指示，积极做好自卫反击的准备，坚决贯彻先击桂顽、后击韩顽的方针，先集中主力于津浦路西，攻克了定远城，取得了反桂顽作战的胜利，继又指挥四、五支队及由苏中向路东增援的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展开了以半塔集为中心的反韩自卫战，取得了第一次华中反顽作战的重大胜利，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范例，打击了反共顽固派的气焰，开辟了皖东抗日根据地。陈毅同志曾经说过：“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才有黄桥”，高度评价了半塔自卫战的重大意义。
皖南事变后，张云逸同志被任命为新四军副军长并兼第二师师长，直接领导二师坚持淮南地区的斗争。１９４１年３月１８日，他同邓子恢同志主持召开了政治工作会议，进一步贯彻中央关于反顽斗争的指示，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夏季又召开了参谋工作会议，作了《作战参谋战时怎样工作》的讲话。１９４２年夏，他调回军部专任副军长前，指示二师供给部开办了飞马烟厂，后来又在二师供给会议上作了《克服浪费、厉行节约》的报告，有力地配合了政府开展对敌经济斗争。
１９４３年秋，新四军军长陈毅同志去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张云逸同志代理主持全军军事工作。在此期间，他指导二师、三师一部的皖东反顽斗争，取得了津浦路西占鸡岗首战歼敌一个团的胜利，以后又予敌以重大打击，有力地策应了我军恢复豫皖苏根据地的斗争。１９４４年冬，根据党中央和军委的指示，他部署了开辟苏浙皖边区的斗争，由粟裕同志率部渡江南下，成立苏浙军区，取得了粉碎日伪军多次进攻和三次天目山反顽战役的胜利，扩大了江南反攻的前进阵地。
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后，中央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决定华中局和山东分局合并为华东局，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当时，陈毅同志由延安返回山东即到鲁南前线指挥作战，张云逸同志领导了部队北撤工作，并率新四军军部到达山东，实现了同山东军区的合并。
解放战争期间，陈毅同志兼任野战军司令员，主要精力在前方指挥作战，军区的军事工作由张云逸同志主持。１９４７年，蒋军对山东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时，张云逸同志组织、指挥地方部队就地坚持斗争，避免了损失，赢得了胜利。同年，华东军区机关转移到渤海惠民地区，由张云逸、邓子恢等同志组成了党的华东后方工作委员会，张云逸同志任书记，领导华东后方工作和渤海地区的土改复查工作，进行了土改、整风、三查三整和整顿后方工作，提高了干部、战士的阶级觉悟，克服了暂时的经济困难，对巩固后方，支援战争作出了贡献。
全国解放后，张云逸同志历任广西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南局委员，华南分局第二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直接主持广西工作，大力进行经济恢复，取得了土改、剿匪的重大胜利。
（二）
张云逸同志有丰富的统一战线工作经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参加了“国共合作”下的国民革命军工作。１９３３年１１月，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成立福建人民政府。张云逸同志奉党中央指示，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代表名义到长汀，与十九路军福建人民政府代表，谈判闽西边界与交通问题，达成了协议。１９３４年１月，张云逸同志又奉命到福州，担任我党驻十九路军的军事联络员，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代表潘汉年同志一起，参加了同福建人民政府关于合作反蒋的谈判。由于党的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的领导，没有采取正确的方针，张云逸同志虽然尽了自己的努力，终未取得成功。后来他写了《一次重大的失策》一文，阐述这次失败的经验教训。“西安事变”后，张云逸同志跟随周恩来同志参加我党代表团的工作。１９３７年４月，由延安去西安，同国民党谈判红军改编问题，在离延安五十里的劳山山口遇匪阻击，周恩来和张云逸同志临危不惧，脱险后又踏上征途，为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继续战斗。
抗日战争初期，为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张云逸同志奉党中央指示，奔走于南京、武汉、福州、南昌、桂林、香港等地。党中央还派他到澳门去迎接叶挺同志出任新四军军长。
张云逸同志在江北指挥部时期，鉴于以往参加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教训，在新的情况下，他始终坚持了我党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对反共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张云逸同志曾多次同国民党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安徽省主席廖磊谈判。国民党限制我军发展抗日武装，企图割断江北新四军和八路军的联系，“命令”皖东我四支队和豫皖苏六支队调往江南，并无理限制皖东部队只准在津浦路东西三十里之内地域活动，企图借刀杀人。张云逸同志坚决拒绝了国民党的无理要求。廖磊的继任者李品仙，１９４０年初入皖，正值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对我限制与摩擦愈加厉害，直至向我发起进攻。张云逸同志一面提出团结抗战，强硬抗议国民党的限制和挑衅；一面坚决粉碎反共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取得了胜利。
（三）
张云逸同志对党忠心耿耿，把党的事业和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他为人宽厚，平易近人，待人热情诚恳，关心干部，爱护同志，个人生活俭朴，工作刻苦，一贯被同志们称道为德高望重的革命长者。
张云逸同志一贯谦虚谨慎，对党中央的指示坚决执行，对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同志、朱总司令和邓小平、刘伯承、陈毅同志都十分尊重。他一贯重视维护领导核心，遵守集体领导的原则，从不突出自己。他总是兢兢业业地工作，诚诚恳恳地团结同志，他既是一个好“主角”，也是一个好“配角”。当“主角”时能集思广益，从善如流；当“配角”时则主动配合，精诚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他已年近花甲，常是夜以继日，带病工作。
张云逸同志注意从政治上关心同志，很珍重革命友谊。红七军撤出右江，北上江西时，他同韦拔群同志依依借别，相送分手时赠言：“不要太重私人感情，在阶级斗争中只能依靠自己的同志”。肺腑之言，语短情深，十分感人。
张云逸同志对待犯错误的同志，一贯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热情帮助，耐心教育。抗战期间，张云逸同志从皖南到江北后，曾耐心地对高敬亭同志做思想工作，争取他贯彻东进的方针，对于解决高敬亭的问题，张云逸同志一直主张以宽厚态度处理。有一位团的干部在战斗中失利，被误解为临阵脱逃，将被严厉制裁。张云逸同志得知后，立即根据实际情况保释了他，保护了干部。
张云逸同志对干部的工作和生活关怀备至。新四军北撤山东后，各地到军部分配工作的团以上干部，张云逸都亲自接见谈话，许多同志都深感张云逸同志待人亲切无微不至。凡经他谈话分配工作的同志都愉快赴任。有个同志不愿做敌军工作，想到部队带兵打仗，张云逸同志对他说，派你去策反敌人，比多几个师、几个旅都重要，说服了他，后来在策反敌军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张云逸同志特别关心患病和负伤的干部。１９３９年，徐海东同志患病，张云逸同志亲自安排他治疗和休养，并派了一个加强步兵连警卫和保护。
张云逸同志工作刻苦，深入细致。他是我军的一位老一辈参谋工作者，对我军的参谋工作建树颇多。抗日战争时期，他对参谋工作作过许多精辟的报告，而且以他自己的艰苦细致的工作作风给部属作出了榜样。他对工作要求十分严格，一丝不苟，经常强调指挥员对情况要了如指掌，参谋处一定要确实弄清。起草各种文书，都要文字准确，不容含糊。他对作战、情报、机要、通信等部门十分关心，亲自找干部谈话，做思想工作，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红军时期，张云逸同志任军委副参谋长时，是在作战局党小组过组织生活的，抗战和解放战争中，也是在参谋处作战科党小组过组织生活。
张云逸同志生活俭朴，战争年代一件汗衫常是补了又补；分给他的食物常常节省下来分给周围的同志食用；行军时用自己的驮骡帮助机关年大体弱的同志驮行李。胜利后，他还是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
张云逸同志十分关心下级和年轻干部的成长，经常要求他们要刻苦学习，注意在实际工作中增长才干，接好革命的班。他的兼职逐渐减少以后，仍然注意联系群众，经常深入到工厂、农村、部队、老革命根据地去调查研究，并帮助解决实际问题。他经常看望离休干部，勉励干部发扬优良传统，鼓励青年要把共产主义事业一代一代接下去。
张云逸同志逝世十周年了，他的革命精神和一生业绩，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他的高尚品质和优良作风，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回忆张云逸 林青张云逸是我的老首长和同乡，我们都是广东省海南岛文昌县人，他家在头苑镇上僚村，与我的家文教镇相距只有二三十里路。但是，我们真正相识是在1929年广西百色起义前夕。当时，我们有11个海南岛同乡参加了这次历史上有名的武装起义。此后，我曾有几年时间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他那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的崇高品质、可亲可敬的音容笑貌，时时萦回在我的脑际。
（一）
张云逸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参谋长，在北伐战争中，他身先士卒，骁勇善战，享有较高声望。1929年夏，蒋桂战争结束后，俞作柏、李明瑞掌握了广西的军政大权，党派张云逸到广西开展革命活动，那时，我因身体不好，又痛恨军阀混战，离开了军队（原在国民党第十一军新兵教导团任见习排长），在广州住在同乡陈铣（原名陈泽农，在长征途中牺牲）家里休养。在陈铣的帮助下，我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向往革命。不久，我们听说广西政局发生了有利于革命的变化，决定前往南宁。陈铣先动身，他到南宁后就在我党控制的警察局工作。我与另一位同乡林镇（后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于7 月间从广州坐轮船经梧州到达南宁。之后，我于9 月中旬到右江的奉议县（今田阳县）任警备队长，在我党领导下控制该县的地方武装。百色起义后，我由奉议调到百色，分配在红七军军部经理处金柜股工作，有很多机会见到张云逸。他对经理处的工作非常关心，经常过问军费收支、被服和枪支弹药的情况，反复要求我们要廉洁奉公，精打细算，注意节约，以对革命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做好军需工作。我们经理处全体人员牢记张军长的教诲。百色起义后不久的一天拂晓，1000多土匪突然袭击百色城，当时、留守的部队和军直机关仅四五百人，情况十分危急。我们经理处的人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将贵重的财物分散埋藏起来，并把部分纸币、黄金和银元分给工作人员保管，大家手里拿着枪，肩膀上背着装满法国“自由神”或中国“大袁头”银元的干粮布袋，构筑简易工事，警惕地坚守岗位，誓与经理处共存亡，经理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