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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红七军转移至湘粤桂边界，缩编为五十五、五十八两个团，向湘粤赣发展。7 月间东渡赣江，在于都桥头圩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不久张云逸在瑞金壬田寨受到毛泽东和朱德的亲切接见，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执行委员，红七军得到了中华苏维埃授予“转战千里”锦旗的奖誉。
百色起义在我国南疆建立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革命根据地，扩大了红军，进行了土地革命，为中国革命和武装斗争的历史，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他在长征中出色地完成了进军川黔、突破乌江等计划组织工作。1931年底，张云逸调任中央军委作战局长。此后，又担任副参谋长兼作战局长。1934年底，长征中红军向贵州进发，他率侦察队先行，保障主力占领黎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接受毛泽东的主张，放弃原定北上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决定西渡乌江北上。他协助刘伯承参谋长投入进军川黔的计划组织工作，部队迫近乌江时，他亲自勘察地形、选择渡口，完成组织突破乌江任务。1935年1 月，他率工兵部队架设江界河浮桥，保障一军团主攻部队和中央军委直属部队渡过乌江，甩掉国民党“追剿”纵队，占领遵义。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正确军事路线指引下，红军摆脱了被动局面，走向胜利。后来，他回忆说：“什么是大事？部队过乌江时，毛主席指示去架桥，架桥便是大事。”他把这个在特定条件下的战术任务，提到军事家的战略视角和政治的高度，抓住了军事问题的本质。
长征到达陕北后，张云逸协助周恩来、叶剑英主持后方工作。1936年4 月，红一方面军与陕北红军渡河东征后，张云逸在兼任渡河司令员的工作中，为东征部队回师陕北，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电子书下载乐园—wＷw。QiＳuu。cＯm］
他多次圆满地完成统一战线的重大使命。1933年冬他奉派为中华苏维埃政府代表，与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后建立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代表谈判，签订了《闽西边界与交通条约》，后任中共中央驻十九路军军事联络员。1934年，福建事变失败后撤回。1937年4 月，随周恩来到西安，参与同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团工作。5 月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抵香港，开展华南抗日统一战线工作。6 月，到桂林同李宗仁、白崇禧会谈，又经李宗仁介绍与四川当局刘湘的代表会谈，最后同他们达到协议，拟定了关于团结抗日的七条纲领草案，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赞扬。以后，又到广州同余汉谋谈判，促成余同意国共合作，全面抗战，在广州设立八路军办事处。
他在新四军的组建中，起了重大的作用。1937年10月，中共中央与国民党达成协议，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他受命任参谋长兼三支队司令员。建军之初，他曾代表中共中央到澳门迎接叶挺出任军长；先期到武汉、南昌参加组建军部；到福建向红军游击队传达党中央关于南方游击区域保存革命战略支点及部队改编后坚持共产党领导等指示；与国民党福建当局陈仪谈判，解决福建各地游击队改编北上集中等问题；并亲率叶飞、胡荣等部到达皖南。他四处奔波，为新四军组建成军而卓著勋劳。
他为贯彻新四军向东向北发展的方针开拓了江北抗日局面。1938年11月，他到江北贯彻党中央关于新四军向东向北发展的方针，后任江北指挥部指挥，统一指挥皖东、豫皖苏部队。先是推动四支队东进，以八团为基础成立五支队，扩编江北游击纵队，逐步形成了四支队以淮南路东津浦路西、定远藕塘为中心的路西游击区；五支队以津浦路东来安半塔为中心的路东游击区和江北游击纵队，坚持皖中游击战争的战略布局。实现了北与八路军，东与新四军苏北部队打通联系的任务。
1939年11月，刘少奇同志经豫皖苏游击支队到达江北指挥部，统一中原党政军领导后，张云逸组织部队粉碎了日伪顽军多次“扫荡”和进攻。1940年3 月，挫败了李品仙、韩德勤向我津浦路西、路东的进犯。先集中主力于津浦路西，攻克定远城，取得反桂顽作战的胜利，继指挥四、五支队和向路东增援的挺进纵队，苏皖支队，开展以半塔为中心的反韩顽自卫战，从而取得了皖东反顽自卫战的全胜，这就是新四军战史上著名的“半塔保卫战”。这是第一次华中反顽作战的重大胜利，成为开创淮南抗日根据地关键的一战。
张云逸在领导皖东抗日斗争中，在政治上把蒋系、桂系区别开来，对桂系采取一打一拉、又打又拉的政策。他拒绝李品仙要我四、五支队南调的无理要求，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受到毛泽东的赞扬，誉为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一个好例子。
他把淮南抗日根据地建成为巩固的华中后方。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军委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张云逸任副军长兼二师师长，并兼淮南军区司令员。从此，淮南抗日根据地进入了巩固、发展的时期。在他的领导下，建立和完善了部队的统一组织指挥，大胆放手扩军；在创造主力兵团同时，抽调主力部队骨干，加强地方武装；建立了淮南行署、路西专署各县政权机构和群众抗日团体。到1941年底，淮南津浦路东、路西地区面积发展到2241平方公里，人口近700 万。地方的财经、税收、生产建设都有很大发展，部队供给得到了有力保证。他领导淮南军民贯彻生产自给方针，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还在财政、粮食等方面，支援了兄弟根据地。后来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也都迁到了淮南地区。
他审时度势，主动地做好抗日大反攻的准备，迎来了反攻的胜利。1942年11月，张云逸到军部协助陈毅代军长工作。1943年陈毅去延安，张云逸代理主持全军军事工作。他根据抗日游击战争处于积极防御阶段，我军总任务是粉碎敌人“扫荡”与“清乡”，坚持敌后抗战，巩固根据地，聚积力量，准备反攻等实际情况，连续组织各根据地反“清乡”斗争，并开展减租、减息、发展生产、整训部队，从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军事上做了反攻的准备。
1944年春、夏，他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组织部队配合四师的西进行动。经4 个月连续作战，淮北根据地扩大了一倍，延伸了继续西进的阵地。同年冬，部署了开辟苏浙皖边区的斗争。1945年二三月间，他组织粟裕、叶飞率部渡江南下，与浙东、苏南部队合编成立苏浙军区，多次取得了粉碎日伪军进攻和反顽战役的胜利，扩大了我在江南的反攻前进阵地。日寇投降后，他部署新四军部队举行反攻，至1945年9 月2 日止，解放县城32座，占领了大江南北广大区域，使华中解放区连成一片。抗战胜利后，他组织领导了新四军部队的北撤和新四军同山东军区的合并。
他在主持华东后方工作中，忠实地全面地贯彻人民战争的指导思想，为保证解放战争的胜利，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抗战胜利后，他组织了以备战为中心的各项工作。1946年内战全面爆发后，他部署指挥山东北线的自卫战，打破了敌人半个月打通胶济铁路的计划。组织地方武装配合野战军作战，发动了广泛的人民战争。他领导地方武装和民兵建设，组编地方部队升级为野战军，为前方源源不断地补充兵员。他呕心沥血、日夜操劳，同邓子恢、张鼎丞同志一起，组织了千百万人的支前大军，提供了数十万野战军的作战物资保障，车轮滚滚，直至战淮海，渡长江以后，气势磅礴，规模之大为中外战史所罕见。
张云逸在他一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从来都是以军事从属于政治的观点，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互相关联的整体上去了解和把握军事问题，一贯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把革命军队建成铁的党军，要为党的政治路线而斗争。一面打仗，一面建设，建党、建政、建军一起抓。他治军有方，既抓前方作战指挥，又抓后方保障建设。他在武装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统一战线工作经验，在阶级斗争政策策略的运用上得心应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三张云逸同志党性坚强，始终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堪称共产党人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的楷模。
全国解放以后，张云逸同志是广西党政军的主要负责人，还参加了中南和华南的领导工作。他为领导清剿土匪、土地改革、城市民主改革和其他社会改革，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推进民族区域自治等做出了贡献。1952年以后，积劳成疾，在毛主席关怀下离职休养。毛主席曾亲笔函嘱：“视身体情况许可酌量看些文件，参加一些党的和国家机关的会议。”1955年，张云逸同志被授大将军衔。1962年，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他还是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即使在养病期间，他也一直保持着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经常访问工厂、农村、部队和老革命根据地，重视信访工作，倾听群众呼声，帮助解决实际问题。文化大革命中，他反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活动，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惦念身处逆境的战友，，担心党和国家的前途。1974年11月19日，张云逸同志在北京逝世。在他病重弥留之际，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同志来到医院看望，紧握着他的手说：“我们是老战友，相识45年啦。”他当时说话已经困难，但也紧紧地握着小平同志的手，颔首示意。他逝世后，小平同志于11月25日，代表党中央致悼词，指出：张云逸同志“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为革命事业贡献了一生”，他的逝世，“是我党我军的一大损失。”
张云逸同志的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我们永远难以忘怀。
他有坚强的党性和高度的组织观念，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职位高低。他对创建红七军有功劳，但两次调离红七军领导岗位，他都十分自然地服从调动，真正做到了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叫干就干，叫走就走。他一生服膺毛泽东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的正确领导。偶有工作失误，从不推诿回避，都是认真进行自我批评。解放初期，广西剿匪虽已取得很大的成绩，但是中央根据当时的形势，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批评和更高的要求，张云逸同志立即代表省委进行自我批评，调整部署，采取有力措施，取得了剿匪斗争的重大进展。毛主席致电张云逸同志称：“广西工作大为开展，”“成绩甚大，我及中央同志都很高兴。”他遵守集体领导原则，时刻注意维护党的领导核心。一贯谦虚谨慎，从不突出个人。当“主角”时，能集思广益，从善如流，成为团结的核心；当“配角”时，能主动配合，精诚合作，做维护核心领导的模范。他先后在邓小平、周恩来、刘伯承、叶剑英、刘少奇、陈毅直接领导下共事，对他们都保持着应有的尊重，良好的合作关系和深厚的同志友情。
他为人正派公道，诚恳真挚，与人为善，和蔼可亲。他不仅尊重上级，对同级、下级也一视同仁，一样尊重。他平易近人，从来不摆架子，不使人有居高临下，望而生畏之感。他为人的风度，众口交誉。陈毅同志呼他为“同志长兄”，说他有“大海容人之量”。我辈都以长者视之，深为他的长者风范所倾服。他爱护同志，很客观地对待干部在战斗中、工作中的失误，宽慰、开导，使能正确接受经验教训，解除懊恼情绪，振作奋进。他信任干部，放手地使用干部，往往把最危险最困难的任务，交给最信任的干部去执行，不因信任而偏爱姑息。他重视发挥干部的主动性、创造性，在交代情况、任务，说明原则要求后，从不过分干涉下级职权范围的事。我们深感这对一个指挥员来说，是十分难得的。他经常亲自同干部谈话，勉励他们努力学习，积极工作，也注意从生活上关心照顾。战争年代物质条件困难时，每有可能弄到一点衣食被服，他都分给别的同志，对伤病的同志尤为关怀。我们都感到他亲切，既是领导，又是师长，愿意同他说心里话。
他位高不倨，自律綦严，始终同群众打成一片，以普通一兵、普通一员要求自己。一直保持着艰苦奋斗和勤俭朴素的作风。
他身为高级军事首长，却把自己首先看作一个士兵。他的爱兵观念十分明确和强烈。战争年代时时从保证每个战士的衣食住行考虑问题，组织生产，保障供给。在军事训练和学校教育中，他带头整顿军容风纪，服装绑腿穿扎得整整齐齐。抗日战争期间，有时还亲自做战术、技术示范埃。
他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但处处以普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