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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洋人就这样给放了，王亚樵也生气了。这个样子，我这安全工作没法做了！你们另请高明吧！也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才能抗日，在这儿，还不如进入东北去，痛快地杀鬼子！于是，他又带了十几个徒弟，回北平了！又准备进东北了！
第六卷 1934年 第一百六十八章 少帅回国
这个福建新政府一出台，中央政府的主要精力自然就放到他们身上了。双方都拉拢一些中间势力，广西、四川的都拉了，东北军、西北军的，也都要做工作。共济会的才弥先生，福建政府拉了，这中央政府当然也要拉。现在共济会、抗五军，实力不小，在全国的影响更大。
于是，吴铁城、杜月笙等先来找了财迷。讲友情，吹捧才弥先生的爱国热情、丰功伟绩。
蒋中才蒋委员长对才弥先生是非常仰慕的，以前发青天白日勋章给他，现在让他担任上将参议，都是器重先生的表现。虽然因为他身在职位的原因不能公开多表扬才弥先生，但心里清楚知道才弥先生为国家作出的贡献；知道要不是抗五军在东北的抗日，就没有关内人民的安宁日子。现在希望才弥先生一如既往，继续顾全大局、支持政府，不要去支持分裂国家的行动；继续撑起抗日的半壁江山，发展经济，为我民族奋起、人民生活安康，再作贡献。
这个时候，中央政府与关东军的一些谈判还在进行中，例如谈一些“为了民生，先与关东通邮”的问题。中央政府确实希望能经过谈判，解决东北问题。不过让日军撤出热河和东北的事，关东军是回避与你们谈的。而现在中央政府的谈判代表口气也不软，与“承认伪满州国”沾点边的，都是不与日喷谈的。
所以，中央政府这个时候是很避免公开说支持抗日的话的，对抗五军等抗日义勇军，是当作“东北民众自发的反对日军占领的运动”这样处理的，以表示政府是严格遵守停战协定的。而对长城抗战、以前的上海抗战，是中央政府参加和领导的，这些战功，是可以表扬的。
再后来，宋子文也来找了光之老弟。他就讲得比较实际，他说，他是不赞成蒋中才对抗五军的一些做法的，也不完全赞同中央政府的抗日政策的；他觉得就算不能明着给抗五军以支援，至少暗地里要给帮助，更不能反而影响共济会的经济收入。不过他的那个姐夫说怕东洋人掌握他们给抗五军支持的情报，影响与日军的谈判，甚至再起战事（好象东北现在没有战争了？），所以有些事宋子文也没办法。
对撤消五十五军的事，宋子文也是反对的，不过为进关抗日的军队再发饷，日军知道了又是一个闹事借口（他们要闹事，还愁找不到借口？），只好另想办法补上。这不，现在宋子文就送来了一张支票，一百万大洋。这点钱，对一个军的部队来说，算是多的，这也是知道财迷对比较少的钱根本不会放在眼里，才多给了点。
对于银行政策的调整，宋子文说不是针对大华联合银行的。这是政府正规化的需要，也是政府控制金融体制的需要。
不过，蒋中才开出最让财迷动心的条件，是让共济会的人当马鞍山和芜湖的市长、保安司令。也就是把这两个市名正言顺地让共济会管，尽管现在这些地方实际上已经是共济会的天下了，但现在让当地的保安部队也公开成了共济会控制的部队了。
财迷乘机又提了对大华联合银行在各地的发展要提供优惠政策，以及让王亚樵的同乡、李鸿章的孙子李国杰出狱的事。宋子文请示后，这些条件马上得到上面的同意。宋子文还让科辉的路桥工程公司承包江浙鲁皖等一些地方修筑公路、桥梁的工程。
这时，王亚樵也已经离开福州；财迷就表态答应，说共济会的武装绝对不参与任何内战，他支持福建政府的某些政治诉求，希望中央政府能予以改进，但反对一切内战；希望国内各方通过商谈和民主的方法，来解决政治分歧。他本人愿意为两派协商、避免内战，作出努力。实际上，财迷本来就准备以这样的态度对待这件事的，现在正好给了宋子文一个面子。
蒋中才在徐光之身上花的代价虽然高了一点，但他看来是值得的。现在不光共济会本身势力不小，另外还有不少人是看着共济会的态度来对待像福建事件这样的大事的，其中还包括宋哲元、傅作义这样一些实力人物。
蒋中才在争取各派支持这方面的活动看来相当有成效，连原来已经与福建政府联络好的广西等人物，现在都没有表示参加这个新政府，让福建政府非常失望。实际上，广西等实力派不光是观望这福建和中央的对立，希望他们两败俱伤；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觉得自己的实力在福建政府之上，你们算全国政府的领导，我们支持你们的话，我们算是副手？算是地方领导？
财迷提出要求各方协商、避免内战的呼吁没有什么用；南京和福州双方都要对方的“非法”政府解散，让位给“能代表人民意愿的”他们自己掌权。这一点上不让步，双方只好兵刃相见了，还是以实力说话吧。双方的军事准备都很迅速，十二月中旬就开打了。
一九三四年就在这东北进行着抗日游击战争，南方是中央军与福建政府部队的战斗的枪炮声中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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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四年到了。冬天到了，东北的战事少了点，大雪开始封山，游击队的行动不方便了。而且有了雪，鬼子追踪起来比较容易，游击队行动后还得注意消除痕迹。
但南方蒋中才的部队倒挺积极，元旦也不休息，积极攻打福建的部队，最后完成了对福建政府的打击，要是打鬼子也这么积极就好了。
由于陈铭枢之前联系的广西等各地实权人物没有来参加、支持福建政府，福建在军事上就处于劣势。再加上福建、浙江边境上的卢兴邦部被收买，福建政府军很快就打了几个败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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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欧洲考察了大半年的张学亮，也终于在元旦后回了国。
蒋中才邀请他到政府任要职。这事本来与东洋鬼子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但东洋人竟然说绝不允许张学亮到华北任职，而蒋中才就真的不敢让他到华北复职，而任命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司令”。这个位置是不是有安慰奖的意思？这三省中的部队都不是东北军，张学亮去了能干什么？所以，一开始张说情愿跟在蒋大哥身边，要多学习，没去上任。
第六卷 1934年 第一百六十九章 十九路军
在没去上任的三个月中，张学亮就在上海和南京住，与财迷、宋子文他们交往比较多。虽然三个人有相当大的差别，但又有一些共同点。他们三人目前没什么利害冲突，至少互相不会那么勾心斗角，如果说是搞政治阴谋，少帅恐怕比另二位还高明一点。所以，三个人相处得挺好。
别以为宋子文只会搞财政，他可能受了财迷和少帅的影响，他也要搞军队，还是他的“税警总队”。还是德国教官、德国装备为主。
现在希特勒在德国当了总理，但还不是总统，不过德国对大华的军事方面还是支持的。而中央军也在采用德国的一套，有了点钱不是用于民生，而是搞军队的德国化、正规化。宋子文说，蒋中才这样做是为抗日而作准备，他这个姐夫从九一八时就知道日喷的野心很大，不光要我东北，还要侵吞我全国，所以，他要加强军备，尽快统一中央的集权领导，以便将来在列强的支持下抗日。不过财迷看到的只是他要统一全国归他集权领导。
这时，西方经济大萧条正在回暖中，其中恢复最快的国家中有德国和意大利。少帅这次出国在意大利耽了不少时间，中了墨索尼里的毒害，好像觉得墨索尼里的一套政治手段适合我国的快速崛起。
而对此，宋子文和徐光之都是反对的。这种利用人们对经济危机的恐慌，以独裁的方式来暂时取得国内的安定和经济复苏，最终是要发动对外战争的东西，怎么也可以去学呢？
不过宋子文提出的全盘西化，学美国一套，在这个时空的我国形势下，也是不可能的，徐辉也是反对的。
而他们俩问光之老弟，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你说说怎么才行？财迷也不知道，只是说，要因地制宜、符合现在的实际情况，实施下来只要有利于民众的利益、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民众能够接受和支持的，就是好的政策。财迷自己到了这个时空后干的许多事情，也都是在顺其自然的情况下，稍微加以引导，有时候，还是别人或者是形势推动着他干的。
这两个“大哥”就说财迷：原来你搞的是老子的“顺其自然”这一套！这样是不行的，发展速度太慢，现在列强已经把刀架在我们脖子上了！你还与他们打太极拳？
可边上徐三少爷说了一句话，让他们没什么话讲了：现在还不是我们抗五军的“太极拳”，让日军大吃苦头？
二龙也在边上，但他是不会这么没礼貌地说话的，他替弟弟对二位伯伯道了歉。（没关系、没关系，三龙讲的有道理，哈哈！）不过二龙还说，阿爸说过，我们要学现代的科学技术，但也要保留我们祖宗留下的优秀精神传统。
这话是因为二龙比较喜欢看一些四书五经之类的（不就是小时候上了二年私塾？有这么大影响？），而三龙是最不喜欢读这种东西的，就说现在都在反封建，打倒孔家店，你不去看科学书，还看这种东西？结果财迷说了上面的话。
实际上，财迷读书读到大学毕业也没学过什么“老庄学说”，现在被人说成是搞老子的一套，不知道是受了传统的影响还是性格使然？说到什么孔孟之道之类的，就是不识字的叶大娘，都比财迷知道得多。叶大娘不知是怎么学了这些东西的，其中确实夹杂了好些封建迷信的东西，这就需要人们分析研究，把其中好的东西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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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到调节这种聚会中气氛最拿手的，当然是小凤这种小机灵鬼，小大人样，或者说是小交际花样子，张学亮和宋子文都对她喜欢得不得了。看了她调节气氛的样子，财迷都觉得是不是娶一个交际花当老婆算了？这个时空风气严谨，敢半真半假地、比较明确地表示对才弥先生爱慕之意的，也就是交际花了。
少帅到光之老弟这儿也不只是来喝喝咖啡、聊聊天的，也是来了解一下年前抗五军在东北抗日的情况。他还利用共济会的情报，侧面地了解了他离开后，四大块东北军将领和部队的情况。
当然，这些将领也都来晋见少帅，或派员到上海与少帅联系，都欢迎少帅回部队指挥。
不过，蒋中才不知道是不是看出什么，对少帅说了，东北军四大块部队，他从来没去插手过，现在就交给少帅管理。后来（三月份），少帅就服从了安排，去担任什么剿匪副司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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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中才的政策就是，政府的力量，还是要用在“安内”上。对“福建革命政府”，他们立即派了二十万大军杀过去，另外又花了点钱去收买一些新政府的将领。福建的电报密码技术很低，让戴笠他们破译了，所以福建方面在军事上也很被动。
一月二十日，第十九路军师长沈光汉、毛维寿、张炎、区寿年被中央军收买，在泉州通电拥护中央。这一下，等于宣布了福建政府的垮台。一些官员纷纷离开福州。
福建新政府这些人这次准备得太差，起事太仓促。只用了二个多月，没得到更多人响应的福建政府就被蒋中才的中央政府压下去了。一些起事的主要领导人，都逃到香港，方振武也先经香港，以后才又设法去到多伦。抗四军由于内部对南下打中央军的指示有分岐（据说第十九路军内部对这次起事也有分岐的），加上中央军也对他们有所准备，结果还没有实际的南下动作，福建政府已经垮台了。
在福建一些被打散的十九路军，与当地的共济会联系，要求加入抗五军。最后的一部分十九路军被蔡廷锴带到广东，他们也与黄琪翔、王亚樵以及广东的共济会洽谈，说愿意加入抗五军。这下子，中央也与他们谈判，说不追剿他们了，还让他们保留部队（一个师），在湖南驻扎。中央虽然对十九路军他们也不太放心，但是共济会在这次已经收编了近万名十九路军的官兵去当“开路先锋”，可不能让抗五军发展得太大了！
看来中央政府要摆平衡也不容易：如果让这些士兵散落在地方，是不行的，有可能变成匪；中央来收编，人家又不愿意；现在分别落在中央军（收买的部队）、抗五军两家，并保留一点十九路军，也许是最好的结果了。
这样，第十九路军这支光荣的部队，避免了另一时空被撤销番号、残部被广西军队接收的结果。
蔡廷锴他们也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