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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的第二招是在一些比较高的地方或者隐蔽的地方设置了暗哨,看到夜里有出除了巡逻队之外的人走动,马上就开枪打死。这一招,比巡逻队还让敢死队头痛。有些敢死队员就死伤在这样的黑枪下。
日军有时还故意放出一些消息,说有什么重要目标人物要到什么地方,实际上是个圈套;开始时敢死队员比较心急,还真的上了当,也因此有些牺牲。后来知道敌人有这样的阴谋,就慢慢对消息进行鉴别,行动也谨慎起来,敌人的圈套难以奏效了。
后来,日军还用一些大汉奸或者军用物资作为诱饵,让敢死队去袭击,以这些诱饵的牺牲来换取敢死队员的生命。不过,敢死队也在鲜血和生命付出中不断总结经验,除了可靠的消息来源,一般都是自己主动找目标、定计划,尽量既消灭目标,又不损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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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志国现在就是在长春市的抗五军敢死队员之一。
杨志国的家在长春城郊,家里开个杂货店。杨志国的父亲开始时挑个货郎担走街穿巷,后来才开了这个店,他基本靠自学,识点字,也会算点账。家里兄弟三个,杨志国是老大,他读书成绩最好,考上了沈阳的冯庸大学读书。在九一八日军入侵事件发生后,杨志国随同老师同学一起,撤退到了北平。
开始时他也与一些同学一样,想当兵打回东北老家去;但同学中能如愿的很少,更别说杨志国了。这是因为杨志国的个子太小。
一般的东北人个子都比较高大,但杨志国他们家人的个子都不高,特别是杨志国,只有一米六三,所以抗日义勇军根本不要他。当时抗五军的招兵策略是,尽量叫这些大学生都去读书。这时大学生占国民数的比例还是很少的,当兵实在是太可惜了。
于是,他与多数老师同学一起,随后又到了上海,并入科辉学校一起学习。他在上海学了一年,并加入了共济会,这时,音讯隔绝一年多的家里终于有消息来了,但这是一个噩耗:他父亲被日本鬼子打死已经有半年多了。
杨志国早就订了亲,未婚妻桃红是他家的邻居,青梅竹马的,要不是他到沈阳去读书,应该已经成了亲。在日军占领长春后的一天,桃红在街上碰上了几个鬼子,这几个鬼子见她长得漂亮,“花姑娘、花姑娘”的就要拉走。桃红的父亲先去拉鬼子,杨志国的父亲看到了也上去帮忙。结果桃红姑娘是乘乱逃走开了,但鬼子们把气出在二位老人的身上:杨志国的父亲被打死,桃红的父亲被打成重伤。
杨志国听到这个消息后,就不肯再读书了,一定要参加抗五军敢死队。
他在与共济会招收敢死队的人谈话恳求,申请加入的时候,正好王亚樵过来,听了他家里的事情,九爷马上决定收下他,并把他到北平,插班加入北平的特别训练队。身高有什么关系?王亚樵本人身高就不高!
杨志国报仇心切,训练非常刻苦,加上在冯庸大学时有一定基础,才训练了六个月,正好敢死队要派一些人进东北,他就要求在这一批去。由于他各项训练成绩及格了,九爷就同意了他的请求。
这一批进入长春的一共是十二个人,算是一个排。他们分为三个班,每班四个人,有行动一般都是四个人来干,二人一组,一组人动手,另一组人掩护。有大的行动,就一个排的人都上,甚至有更多的人参与。
他们是第三批进入长春的敢死队员,已经在长春的还有六名第二批进入的队员。这第二批队员本来是十个,在前一个半月的一次行动中,有一个队员牺牲,三个队员负伤,这三个伤员已经在情报队的帮助下,撤退到游击根据地了。
第六卷 1934年 第一百七十四章 敢死队在行动
第一批进入长春的敢死队员八个人一起住在一个大院里,大院的主人是共济会员,开了个饭馆,所以他们都算是饭馆的伙计。这个大院里面也有秘密地窖,住的人都是共济会的人或者他们的亲戚。而街上的饭馆就是共济会的一个联络点。
住在这个大院里开始还有“情报队”的人,也就是徐三少爷那一边的人,他们内部叫做“干巧活的”,因为他们的任务主要是搞到日军的军事、经济情报,汇报到上海的总部。虽然知道院子里都是自己人,但敢死队的人只能猜测可能谁是情报员、谁是交通员,而不能知道究竟谁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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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支敢死队在抗五军编制中的正式名称是“长春市城市游击队”或者“长春特别行动队”,他们自称是“干硬活的”,行动目的就是刺杀汉奸和消灭鬼子的头目,什么鬼子的翻译、伪政府的官员等等。还有放火烧鬼子的军火仓库。当然,有时候没什么干的,也打一下鬼子的哨兵练一下手。
后来,情报队的人觉得这么多人住在一起不好,有点危险,就另外找地方搬走了。
果然,敢死队员在展开行动后,杀了一些鬼子汉奸,引起日军高度重视后,他们被怀疑,并被特务盯上;在他们进入长春刚过半年的一次行动中,中了日军宪兵队的埋伏,牺牲了两个战士,其余有六个战士暴露了,也只能撤出了长春。而这个院子和饭馆的人员和群众在得到情报组人的通知,都被转移出长春,才逃过一劫。此后的一个多月,长春这类刺杀活动少了些,鬼子汉奸得意忘形,以为以前的案子都破了。
但他们错了,敢死队又派了特别行动队进入长春,派去的人比以前更多了,只不过行动更加谨慎了一点。与情报队的配合也多一点,情报队已经在城里立下了根,发展了一些共济会员和一些基本群众,敢死队员们就被分散安排在可靠的群众中。行动往往也由情报队提供信息,他们才行动。
不过就算是敢死队的队长,也只认识情报队的一个通讯员。情报队内部一般每人都只与两个人互相联系,敢死队员暴露的可能性比情报队员要大得多,所以情报队与他们联系时是非常小心的。
后来进去的敢死队员训练时间长,又有了以前老队员的经验教训,各方面更成熟了。
像杨志国他们进去,就分散住下,他与他组里的那个队员一起住得比较近,但平时装成不认识的样子。另一组队员住得也不远,但也是互相装成不认识。平时见了面,只是以手势来联系一下,在没有旁人时,才悄悄交谈。
他定了亲的桃红姑娘与他结了婚,她知道他是干什么的,还支持和配合他的行动。敢死队的结婚,是要经过批准的;也不过就是由组织从侧面对队员的对象进行一下审查,只要不会是敌人的阴谋就行了。至于是不是把自己的身份告诉家属,侧由队员自己决定。
像桃红这样以前就订了亲的,就基本上不用审查了。在杨志国告诉她身份后,她也成了共济会的帮手,帮助送个信、放个哨什么的。只要能打鬼子,有不少百姓都愿意帮忙的,更别说是抗五军敢死队的家属。
杨志国他们班的第一次行动是刺杀一个在伪政府里当税务局“局长”的东洋鬼子和当“课长”的汉奸。
这两个月,敢死队的活动少了一点,长春的宵禁又停止了。鬼子和汉奸都喜欢在晚上出来,喝点酒,上妓院。这两个“课长”位居“肥水衙门”,有了钱就要出来享受的,就常到一个酒店去喝酒。虽然说特别行动队的活动少了,但他们到什么地方都要带几个鬼子兵的,这天晚上来喝酒也带了四个日军士兵。
第一次行动,班长带一个人实施对目标的刺杀;杨志国算组长,带一个组员掩护前一组。这次行动很顺利:二个目标与二个陪酒的女人在一张桌子上喝酒,叫了不少好菜。而带去的四个兵在离他们五米左右的另一张桌子坐着,这四个士兵只有茶喝,没有酒,还有一点瓜子花生之类的。由于鬼子搞的是等级森严的那一套,两个课长这样对部下算是非常好的了,也是他们的钱比较多,花一点在士兵身上是无所谓的。
行动小组装成喝酒顾客,等他们已经二天,头天两个目标都没去。现在,班长看到班里四个成员都已经到了预先计划的位置上,他就站起来,走到离目标只有二米远的地方,背向鬼子抽出装了消音器的上海产“八连子”手枪,一转身,对两个目标的脑袋每人一枪。行动干净利索,绝对没有财迷在另一时空看到的电视剧中那样,要说一大通:“我是抗日义勇军敢死队,今天我代表国家、代表……”之类的话。
所以,当他把两个汉奸都打死后,两个陪酒的女人大声叫了起来,四个鬼子士兵才有反应。这两个女人尖叫的声音,确实比无声手枪的声音还要大。
不过这四个鬼子只来得及抓起放在身边的三八枪,有两个站起了身,另两个连站起的时间都没有,与班长同一组的组员打死了他们中的三个,班长也打死了一个,这四个人都完蛋了。
这时,整个酒店大乱,大家的眼光都集中到了班长他们俩人身上,他们俩迅速走向大门,准备离开。
在酒馆的另一个角落,有二个穿便衣的东洋人,实际上是特务。他们看到两个抗日敢死队员打死人后就要走,没注意到他们,就拨出腰里的手枪,准备向敢死队员射击。但他们不知道,杨志国早就注意到他们俩了。特务刚拨出手枪,在他们后面的杨志国又是两枪,都打在特务的脑袋瓜上,然后他也马上往外走。这时,他的同组成员在人群中叫:抗五军敢死队打死人了,大家快走啊!酒馆的人都乱成一团,大家都往外涌。他们四个队员就在混在他们的中间,溜回了家。
这样的行动,是敢死队杀鬼子的行动中最典型的案例。行动的一般只有两个人,但暗中掩护的还有几个,如果目标被打死后,行动的人顺利撤走了,掩护的人就与边上的群众一样走了,别人都不知道他们是敢死队员。这个规律也让鬼子汉奸知道了,所以,一些汉奸都在传授经验:看到有敢死队杀鬼子或者别的汉奸,就要老老实实地冲墙站着,双手放在屁股上,千万不敢去摸武器!谁知道边上的哪个也是敢死队的?
第六卷 1934年 第一百七十五章 给傅仪的礼物
长春的这一任宪兵队长山本,非常卖力抓“抗日分子”,这并不是说他对“帝国事业”非常忠诚、非常热情。他抓的人中,一般都是有钱人,只要家里人通过宪兵队的翻译官送点钱,被抓的人就能放出来。如果没钱,对不起,你就是抗日分子了。打死也行,更多的是送到矿山去干活。由于这矿山都是这样的“犯人”干活,所以看守的日军对他们特别残酷,一般人干上几个月就被拖死了。靠这样,他搞了不少钱,更是残害了许多长春老百姓,真是血债累累。
杨志国他们到长春后,干掉三个汉奸后,就接到命令,准备干掉这个山本队长。
不过,在他们进入长春、又开始锄奸行动后,日军也又开始了夜里的宵禁。而且这个山本队长又特别怕死,到哪儿都带了一大群鬼子。不过敢死队员还是想出了对付他的办法。
山本队长在长春养了两个东洋女人,他把这俩女人养在同一个小院里,这个小院比较偏僻,在一个死巷子里,巷子不大也不深,
但这样的死巷子倒挺容易守卫的:山本队长带的十几个士兵,就留在这不宽的巷子里喝西北风,他到里面风流快活。这样,一个苍蝇也难进出这个院子了。
敢死队就在这儿动了脑筋,办法并不复杂,因为这个巷子平时并没有特别警戒的,抗五军就在巷子口放了一个地雷。这个地雷是定做的,比较大,样子看上去是二块垒在一起的砖头,用的是电雷管。铺设时,只有这条起爆电线费了点事,因为电线要拉到三十米外的另一个巷子里,还要不留痕迹。
在电线铺设完成的第二天下午,监视哨发现山本队长带了人往这个巷子的方向走,知道他又要去小院了,就用对讲机通知了小巷这儿的人。这儿的人就过去,把地雷拿过去装上了。在这种巷子的墙边上多了这么二块砖,是一点都不起眼的。
杨志国化妆成一个小老头,站在巷子对面,看着山本带着日军走了过来,几个走在前面的鬼子根本没往这二块砖看上一眼,倒是有人挺注意杨志国的,不过杨志国看上去就像一个看到日军就害怕的华人老百姓,缩着脖子低着头,在路边等着他们走过去,两个手空的,露在外面。等到山本队长走到地雷的边上,杨志国的胳膊向前抬了一下。在另一个巷子口的他的组员看到他的动作,也马上把胳膊向前抬了一下,他们的班长立即按下了起爆器。
爆炸的声音非常大,杨志国尽管已经有了准备,都觉得耳朵被振了。而街上的人都被吓得呆在原地,不知所措。杨志国和他们行动组的人就乘着鬼子们在混乱中,按预定的撒离路线撤退了。第三天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