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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与这些人说好了：到关内训练一下，如果符合敢死队员的要求，就去当敢死队员；不符合的，还派回东北打游击。
这些人当敢死队员有一个优势，就是东北话不用学了、对东北的情况熟，有的人对胡子的黑话也相当熟。这儿胡子黑话不知道是怎么编的，比洪帮的暗语还要复杂得多！而且各个地区、各个山头还有些不同，连胡子之间都不一定能说得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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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五军大军首次入东北作战，影响是深远的：一些抗日武装有了这么一个收音机，效果比财迷想象的还要好。
共济会的广播电台，把日军的兽行，和各路义勇军的战斗，通过收音机告诉给各地武装。各地义勇军都纷纷参加战斗，如十月底辽西义勇军攻击锦州，吉林义勇军占富锦。
电台还教抗日武装如何打游击。日军抽调兵力围攻某地区时，相邻地区的义勇军就要打日军的交通线，打日军抽走兵力后守备薄弱处。
听到自己的战斗被共济会电台宣传，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对这些参战部队是个极大的鼓舞。而且各支抗日武装也相互有个比较，别人部队人数不比咱们多，可他们打了些什么仗，消灭鬼子多少，咱们也是汉子，手里拿的也不是烧火棍，咱们也去打小鬼子。
当然，一些武装把战果吹大一点的事，也是经常的事，不过袭击鬼子的战斗更频繁了是事实。
抗五军把共济会根据地的武装力量进行了培训和选拨，选择一些年青精干的组成专业的军队，其余的都改成各级民兵，作为保卫家乡和辅助专业部队作战。
抗五军留在东北的队伍，由于有无线电收发报机，有什么战斗消息更快传到北平的抗五军总部，广播电台也特别突出宣传，所以名气也更大。
抗五军主要的部队实际上回到了河北，但为了迷惑日军，对外宣传只是说总司令带领的司令部等一部分直属部队回到了关内，其余的部队留在东三省打鬼子了。
与司令部一起回到关内的摄影队，可是发扬了连续作战的精神，，不久就把反映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影片编辑出来。上映后，又引起一场人民的抗日热潮。
抗五军的宣传工作也做得很好，表彰了一批像刘小凯这样的战斗英雄，也宣传了一些像王大虎这样的烈士事迹。共济会历来注重对牺牲官兵家属的抚恤，也有能力优抚烈属和伤残士兵。现在共济会经济上没问题，加上多数地方有共济会的组织，自己的企业、农场也正在发展，安排一些人、照顾一些人，还是很容易的。加上现在全国都在呐喊抗日，各地的当权者不管实际行动怎么样，但口头上都是说支持抗日的，地方上出了抗日烈士，大家都是表示尊重的。
在这样的氛围中，共济会、抗五军的威信更高，有更多的人要加入共济会和抗五军。国内外对抗五军的捐助也比对别的军队要多一些。
共济会不光宣传抗五军，同时也宣传其他抗日义勇军的战斗。其他抗日武装的战斗也不少，不过那些留在东北的抗五军游击部队也确实打得更好。
实际上打仗一是讲战略战术，二是靠士气，三是靠训练和装备，四是后勤和百姓支持。这四方面，抗五军游击武装都比别的义勇军有优势。所以，多打点胜仗也是正常的，在宣传上，抗五军宣传得多一点，也是正常的。
敌人把军力龟缩到城市和交通线上的据点后，抗日义勇军在自己根据地活动是方便了，但要袭击日军就困难了。这种情况下，抗五军敢死队员在城市中的袭击就显得突击了。
王亚樵训练的“城市游击队”学员，在九月份，乘抗日义勇军在与日军激烈战斗的时机，就派出了第一批队员。算下来这些人只训练了五个月，时间短了；不过王亚樵心急，看到徐总司令的部队打得起劲，就派了几批进去。在财迷的劝告下，派的人数不多，大城市才五个、六个的，小的城市只派了二个人。到十月以后，这些人开始有活动了，刺杀个汉奸、杀个鬼子军官，在军用仓库放个火啥的。战果说起来不大，但对百姓的影响不小。
这样，留下的抗五军虽然打的大仗不多，但小仗不少。从电台广播的消息中听，老有抗五军在各地袭击日军的战报，似乎抗五军的主力还没有撤出东北。
实际上抗五军的大部队只在朝阳留了一个大队，其余一万人在十月中旬回到了河北涞源，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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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抗战结束后的六月后，以蒋中才、汪精卫主政的政府，对付日军侵略的政策是“一边抵抗，一边交涉”。这抵抗，似乎就是抗日义勇军一家的事情了；他们进行的主要是“交涉”。
这个时空的行政院长汪精卫，表现得比蒋中才更加要抗日。他倒是想要出兵东北，在六月就要求张学亮立即出兵，打回东北。但对张要求军费等支持，却爱莫能助。所以张学亮觉得他有借刀杀人之嫌，没有派东北军行动。七月份还去了一趟北平，但张学亮对他并不热情。其实，对这个粤派中央政府，好像没有一个地方实力派听他们的。
汪对此非常不满，八、九月份对记者说，张学亮应该辞职以谢国人，他可以陪张一起辞职。结果全国人民都骂张学亮，张学亮也就真的提出辞职。而汪精卫自然同意，而蒋中才也考虑同意他的辞职。
于是，张少帅就算是引咎辞职了。但东北军各将领都要求张学亮继续领导，并说抗日不是东北军一家的事情。蒋中才又改为考虑不同意张的辞职了，这样，张又继续留在了北平。
第四卷 1932年 第一百二十八章 外交交涉
所谓的外交交涉，原来中央政府最希望罗苏能出来干涉，以及国联能制约日军。毕竟这东北曾经是罗苏的势力范围，特别是黑龙江一带。日军要侵占，罗苏还能不与他们争吗？可是这次大大出乎这些政治家们所料，罗苏居然一点都不干涉日军的行动，连狠话都没说一句。于是中央政府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国联”能“主持公道”上了。
而日喷外交部对“国联”提出一个非常有“创意”的侵占满州的理由：他们用经济数据证明，满州是日喷的生命线，日喷比大华更需要东北！
这是个什么理由？还值得一驳？财迷觉得从经济上看，我国人民肯定比美国人更需要纽约到旧金山一带的美国各州！
可中央政府的外交部没敢这么说。他们也搜集了大量的数据，证明我们比日喷更需要东北！那是，就是不算西北地区，现在我国的经济水平也远低于日喷的经济水平，我国人民更贫困。
在提出这么可笑的侵略东北的理由后，日喷还向国联提出一个报告，说大华的劳动党发展迅猛，“将来有可能危及全世界”。难道这也能成为他们侵略我国的理由？
这又是一个极其荒谬的理由。财迷从报纸上得知，这个时空日喷国内也有红色党派，是不是别的国家就可以派军队去占领日喷了？中央政府的外交部当然又是针锋相对，提交报告，证明国内的劳动党并不多，自己就能控制。另一方面，蒋中才的部队正与赤卫军打仗，不过败多胜少。
全国有志之士都希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抗五军东北战场捷报频传和全国人民的一片抗日呼声中，十月份，中央政府宣布为四个人颁发“青天白日”勋章。他们分别是：蒋光鼐、蔡庭锴、张治中、徐辉。这时，这个政府还是敢提倡抗日的？恐怕主要不过是顺从一下民意罢了。
但对军阀而言，自己占地盘，比什么都重要。于是，六月份到年底，国内的内战照常，先是粤军的陆军（陈济棠）与海军（陈策）打起来了！
上海各界人士成立了“废止内战大同盟”，想要阻止一切内战，枪口一致对外。他们还派了朱庆澜老先生为代表，去广东调解陆海军的争斗，但效果不理想。粤军派出空军，炸伤炸沉粤海军的一些军舰。一二八上海抗战时，他们怎么没这么积极？
在国人的压力下，闹了一个月的粤军内斗，总算是以其海军陆战队让中间人蔡廷锴将军带到福建改编而平息了。
但后来，四川的刘文辉又起兵进攻成都；而山东的韩复榘与另一个小军阀刘珍年打了起来。（驻防胶东之第二十一师师长刘珍年，当时控制有胶东二十二县。）“废止内战大同盟”都进行了调解，或者呼吁中央干涉，但效果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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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联”早就说要派人调查东北的战事，但日军方面一直不让他们进入，“国联”就无计可施。在伪满州国成立后，日军才同意让“国联”的调查组进去。
“国联”让一个叫李顿的英国人为首，来调查东北事件。不过进东北时，日军又提出一个要求，让调查组必须先去觐见傅仪。还阻止“国联”调查组中的华方代表顾维钧进入“满州国”，说是因为华方不承认伪满，所以不给进。可是这个调查组的成员中，没有任何一个组员的国家承认了“满州国”，他们只阻挠顾维钧一个。最后以其他组员从山海关进入东北，顾维钧单独从旅顺进入而结束争执。
调查组无奈，与傅仪象征性地会了面。日伪政府就将这事作为“满州国外交上的重大胜利”大力宣传。财迷看了这些宣传，感觉与另一时空台独宣传什么“过境外交”胜利有相同之处，都是别人觉得是很无聊的小事，只有他们自己在得意洋洋。
调查中，日伪派人全程陪同。安排与调查小组见面的，都是排练好的汉奸、遗老遗少，一个个哭哭啼啼的“感谢大恩人日军的解放”，和“坚决拥护傅仪执政的政府”，并写了许多证明书说是他们要求日伪军对他们的“解放”。直到另一时空，还有人企图利用这些“历史资料”来“证明”满州国是东北人民要求成立的！
不过纸还是包不住火的，一些东北民众还是冒着生命危险，在与调查组接触时，告诉事实真相，并把一些真相资料，交到了调查组的手中。调查组经过实地调查，结论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东北人民是反对成立伪满、反对日军侵略的，其中包括一些满族人。
李顿调查组就日军侵略东北事件作出了一个报告，提交给“国联”。报告认为日军“并非自卫”，（就是没说这是侵略！）进攻东北是不对的，应该撤军，由列强各国来组成一个“中立”的国际顾问委员会来接管东北地区！
对“国联”小组的调查报告，中央政府的态度是“表示遗憾”。日喷政府则表示“不能接受”。看来能接受的只是欧美各国了。
日喷政府早就把各国的态度放在很次要的地位了，除了各国必须承认“满州国”是个“独立主权国家”之外，别的国际看法都是不可接受的。
另一方面，他们加快了占领东北的步骤。
在李顿报告没出来之前，他们还暂时没敢“在外交上承认满州国”；现在各国的态度已定，所以他们就干脆“在外交上承认满州国”了。
第二个是向东北移民。他们在日喷和朝鲜动员农民，到东北来屯垦。东洋政府对这些移民给予资助，把东北农民的田地“无偿”送给这些移民。也把抢到的一些工矿企业开起来，让伪政府叫工人去干活，还用刺刀“教育”一些人到工矿企业去，为“东亚共荣”作“贡献”，而企业的“干部”也是从日喷来。
军事上对抗日义勇军的镇压，更是变本加厉。但是得到了收音机和一些电台的义勇军，变得更有组织，使日军更难对付。于是，日军就杀平民来泄愤。例如，一九三二年九月十六日，就发生屠杀抚顺平顶山、千金堡、栗子沟等村居民三千余民众事件。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五日，即旧历中秋节，一支抗日武装在攻打抚顺时，烧了平顶山的日军配给店，打死了杨柏堡炭矿长渡边宽一，并烧了那里的仓库、工场、选炭所、变电所等。
抗日义勇军夜袭抚顺时，日军守备队长川上正在沈阳，当得知消息之后，他恼羞成怒，便于第二天早上赶回抚顺，开会筹划对平顶山人民进行报复。日本宪兵分遣队队长小川一郎认为：“昨夜大刀匪的进攻是由栗家沟分所反映的。大刀匪攻矿区，平顶山周围的那几个屯的老百姓是知道的，但并未向分所报告，可以肯定是通匪的。”老百姓没去报告游击队的活动（很可能根本都不知道游击队的活动），就是“通匪”。
在谈到如何处理平顶山的老百姓时，川上丧心病狂，竟叫嚣着要把那里的所有居民烧光、杀光，并对屠杀进行了具体部署，说：“从现在开始扫荡平顶山，先是用宪兵队和守备队的密探把当地的居民集合在一起，等集合齐全后，宪兵队给联络时，再向前进行扫荡，至于善后处理由守备队负责，房屋尸体全用汽油烧毁。”
一切都布置好了以后，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