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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衡利弊之后，牧浩洋决定继续推进H…20B项目，只是减少量产规模。
同时，空军原先制订的，把现有的H…20A改进成H…20B的计划被束之高阁。
按照牧浩洋与西飞达成的协议，H…20B将在二零三四年底量产，在二零三五年第一季度交付第一批十二架，全部编入空军的战略航空兵，顶替H…20A执行战略巡逻任务，此后将以每月两架的速度，维持生产线运转。
最重要的，自然是H…20A的生产工作。
从二零三三年九月底开始，H…20A生产线将全速运转，产量达到每月十二架。在二零三四年第一季度末之前，西飞必须建成第二条H…20A生产线，并且在二零三四年六月底之前投产。这样一来，到二零三四年底，西飞至少能生产二百四十架H…20A，使空军的H…20A机群扩充到三百架。
毫无疑问，这是一项非常疯狂的军备计划。
要知道，美国空军现役的战略轰炸机也不过一百八十架，即便把FB…22算上，也不到三百架。
如果从轰炸机的单位投弹能力，即正常作战半径与正常载弹量的乘积来看，中国空军将在二零三五年初超过美国空军。三百架H…20A的这个数值是二千七百万，而美国空军的战略轰炸机为二千四百万。
在对日作战中，这个比值更高。
比如，三百架H…20A全部部署在中国本土东部与东北地区，离日本最远端的距离在三千公里以内，H…20A的最大载弹量为二十加十八、即三十八吨，三百架轰炸机能在一次出动中投掷度一万一千四百吨炸弹，相当于二千八百五十架携带四吨弹药的战术战斗机，或者是上万枚战术弹道导弹。
牧浩洋提出这个要求后，西飞的总经理只说了一句话：他是在为世界大战做准备。
当然，在战争中，H…20A不仅仅能执行轰炸任务。
如果有必要，H…20A能够挂上反舰导弹，执行制海作战任务，还能携带侦察吊舱执行侦察与巡逻任务。此外，如果把炸弹与导弹换成水雷，H…20A还能成为高效率的布雷机器，执行封锁任务。
可以说，作为空中平台，轰炸机的用途比战斗机广泛得多。
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H…20A把中国空军带入了进攻时代，使中国空军的基本战术发生了本质性变化。
作为军事强国，这是必须迈出的一步。
只是在空军中，除了轰炸机与战斗机，还有很多的其他机种。
比如，空军是一支战略投送力量，需要足够强大的战略投送能力，而在中国空军中起到顶梁柱作用的就是Y…20战略运输机与Y…21战术运输机。按照牧浩洋的规划，到二零三五年之前，Y…20机群的规模将达到一百二十架，Y…21机群则将达到二百四十架，确保能够一次性运送第十五空降军。
因为采用了模块化设计，Y…20与Y…21都能非常方便的改装成加油机。
当然，空军也保持了一支规模在八十架左右的加油机群，而且主要是以Y…20为基础的YY…20。
指挥环节上，主力是KJ…1A型战略预警机。
这也是中国空军第一种、全球第二种集预警、空中指挥、联合打击、战略侦察与电子对抗于一体的战略预警机。能于之媲美的，只有美国空军的E…12A，而其他任何一种预警机都不具备如此完善的作战指挥能力。
可以说，KJ…1A取代了好几种支援飞机。
只是，中国空军并没完全依赖KJ…1A。因为造价高昂，所以KJ…1A的产量很有限。在中国空军中，还有数十架KJ…2A战术预警机。除此之外，中国空军还装备了二十多架专门执行电子对抗任务的DZ…27A型战略电子侦察机。
按照牧浩洋的规划，只有KJ…1A将增加产量。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分给空军的军费预算只有五千亿，即便加上通过国防债获取的额外经费，也不会多到哪里去。在大批量生产H…20A，增加Y…20与Y…21产量，让J…30项目加速之后，已经没有多余的经费了。
当然，这不是主要问题。
在战争初期，预警机的主要作用是协助战斗机夺取制空权，而担任这一任务的不仅仅是空军，还有海军航空兵。等到夺得了制空权之后，预警机将主要指挥轰炸机、攻击机打击地面目标，任务压力将大大减轻。
更重要的是，日本离中国很近。
在绝大部分时候，预警机都能在本土防空系统的掩护下活动，最多前出数百公里，也能得到岸基战斗机的全程掩护，不会直接面对日本空军，作战损失不会大到哪里去，也就没有必要在战前加大采购规模。
第五十三章 橄榄枝
第五十三章 橄榄枝
牧浩洋完成空军的装备调整工作时，已经是九月底了。
数日后，国际原子能机构公布了已经拖延三个月的“日本核设施核查报告”，宣称没有在日本发现制造核武器的证据。因为中方调查人员提出异议，宣称核查工作只针对日本当局开放的基础设施，而没有严格按照最严厉的方式，对所有存在嫌疑的设施进行突击核查，所以这份调查报告没有多少说服力。
随后，中国再次提出，对包括没有公布的核设施进行突击核查。
当然，这也只是外交手段。
闹到这个地步，核查的意义已经不大了。
只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日本的核武器项目肯定受到拖延，不可能顺利完成。
这一点，得到了李明阳证实。
在核查的压力下，日本公布了核原料的储备情况，并且允许核查人员进行现场核对，因此日本暂时没有能力制造核弹头。
如此一来，核查成为了限制日本制造核武器的主要方法。
说得直接一点，只要核查还在进行，日本就不可能大张旗鼓的制造核弹头，甚至无法获得制造核弹头所需的核原料。
要知道，获取核原料的难度远远超过了制造核弹头。
虽然在此之前，日本已经从其他国家，特别是欧洲进口了数万吨核废料，但是这些可以用来提炼军用级核原料的废料都有目在册，受到了严密监管。别说从中提炼出制造数百枚核弹头的原料，哪怕只提炼出一枚核弹头的原料，也能查出来。因为日本没有铀矿，也没有重水反应堆，所以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获得军用级核原料。
中国在这个时候大打核查牌，摆明了就是拖延日本制造核弹头的速度。
问题是，这绝非万无一失。
比如，印度早已重新启动核武器计划，而且作为有核国家，其行为没有受到限制，而印度有丰富的铀矿资源，还重建了一座重水反应堆。如果两国串通一气，日本就有可能从印度获得核原料。
可惜的是，中国没有理由对印度提出核查要求。
或者说，就算对印度进行核查，也不可能限制印度的核计划。
也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发生了一件让牧浩洋都有点惊讶的事情。
十月十日，日本首相正式宣布，将在月底访问北京，向中国当局提出共同开发东海中性海域油气资源。
当天，黎平寇就在元首府召开了高层会议。
作为军方主要代表，牧浩洋跟随腾耀辉参加了这次会议。
事实上，在黎平寇出任国家元首之后，牧浩洋就在高层会议上获得了一席之地。只要他在北京，就会接到邀请。
针对日本当局的外交行动，连一向比较温和的黄瀚林都相信，这是缓兵之计。
要知道，中国的备战工作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
九月初，在黎平寇的亲自指示下，海军启动了第三批“昆仑山”级航母的建造工作，并且分别命名为“喜马拉雅山”号、“大兴安岭”号、“喀喇昆仑山”号与“阿尔泰山”号（这个命名方式有一定的规律，第一批以新疆的山脉命名，第二批以关中的山脉命名，第三批以边境山脉命名）。
从政治与外交上看，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
受到最大影响的不是政治家，而是国际舆论。
在此之前，日本当局就能通过众多迹象判断出，中国正在加强军备，而且是以极快的速度进行战争准备工作。只是，这些备战工作都较为分散，不具有代表性，也就没有引起舆论媒体关注。
显然，一次开工建造四艘超级航母，绝对是标志**件。
要知道，在此之前，在二零三零年公布的国防白皮书中，中国国防部就表示，海军将面向未来，随后公布的很多消息，都暗示不会建造更多的“昆仑山”级航母，将把重点放在第三代国产航母上。在二零三二年的时候，江南造船厂还公布了C3型航母的模型，把第三代国产航母炒上了天。从理性的角度出发，在二零三五年动工建造C3型航母，才是最为合适的选择。
很明显，没有迫切的战争需要，中国海军没有理由增建四艘“昆仑山”级航母。
这样一来，中国积极备战就没有任何秘密了，连平民百姓都知道，中国正在为战争做准备。
在此情况下，日本首相主动抛出了橄榄枝。
问题是，日本并没因此减慢扩军速度。
在九月底，日本三菱重工与富士重工先后开工建造新的大型船台，预计在二零三五年初期就能完工。
如果日本没有打算建造更多的大型战舰，就没有理由建造大型船台。
仅此一点，就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日本首相在为扩军备战争取时间。
当然，由此也可以断定，日本选择的开战时间绝对不是二零三五年，很有可能是二零三六年。因为要到二零三六年，新建造的四座大型船台才能投产，而且增建的四艘“飞龙”级航母也到到此时才能服役。
同样可以肯定，日本的战争计划也非常庞大，绝对是全面战争。
换个角度来看，照样能够相信，日本当局认为中国不会在二零三五年挑起战争，因为增加的四艘“昆仑山”级航母最快能在二零三五年底下水，能赶在二零三七年的第一季度服役就很不错了，即便是其他大型战舰，大部分也只能在二零三五年底服役，少数还要延迟到二零三六年。
也就是说，日本当局很有可能相信，二零三六年是最后大限。
如此一来，日本当局把开战时间定在二零三六年，而且以全面战争为目的来进行战争准备也就不奇怪了。
这里，还涉及到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这场全面战争将持续多久。
暂且不说中国军人的判断，至少从日本的扩军备战速度来看，日本军队的高级将领肯定认为是一场非常漫长的战争。
如果以增建的四座大型船台为准，日本军方至少认为这场战争要持续三年。
原因很简单，四座大型船台在二零三五年底投产，最快能在二零三七年底完成第一艘大型战舰的船台建造工作，随后舾装与整训需要一年左右。如果是建造航母，大概要到二零三八年底才能服役。如果战争在二零三六年中期爆发，到二零三八年底，将进入决胜阶段，因此至少要持续到二零三九年中期。如此一来，在二零三八年底服役的四艘航母、也许是八艘航母，将在战争后期发挥关键作用。
可以说，日本首相的这一举动，提供了非常关键的信息。
高层会议上，黎平寇最终做出决定，在东海油气资源开发问题上与日本周旋，设法探明日本当局的底线。
这么做，主要也是获得更多的战略情报。
说得明白一些，日本当局的任何政策，都能作为战略参考信息，帮助以牧浩洋为首的高级将领完善战争计划。
别的不说，前面做出的推断，就能提供非常大的帮助。
从战略上讲，把开战时间推迟到二零三六年，显然不太有利。即便到此，中国海军也有可能获得更多的战舰，空军的装备整编工作也将趋于完善，可是日本军事实力的增长幅度更加明显。
也就是说，在二零三五年开战，对中国最有利。
事实上，这也正是在这次高层会议上做出的最为重大的决定。
数日后，黎平寇签署了出任国家元首之后的第五道“元首令”，把战争准备工作由军备建设扩大到战略储备层面。
按照这道命令，在接下来的一年半里，国家将集中力量提高重要战略物资的储备量。
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粮食。按照黄瀚林以国务院总理下达的行政命令，在二零三四年十月底之前，各省级行政单位必须将粮食储备提高到一年，几个主要产粮大省则要达到两年。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在战争爆发之后，即便粮食大规模减产，在四到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