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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俄罗斯当局的乐观情绪非常盲目，也非常不靠谱。
要知道，中国不是不会向俄罗斯宣战，而是没有足够好的理由，而俄罗斯入侵伊朗就会成为一个非常充分的理由。
更重要的是，与俄罗斯交战，对中国的总体战略影响不是很大。
别的不说，在牧浩洋制订的总体战略中，陆军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大陆上作战，面向海洋的地面作战，比如岛屿登陆战，全部由陆战队负责，与陆军没有任何关系。如果说俄罗斯参战有什么影响，只能说中国空军的压力将大大增强，而且将主要集中在战术航空兵上。事实是，这也不是大问题，因为在海洋方向上，海军航空兵可以承担起大部分战术任务，空军只需要分担一些战略任务。
当时，戚凯威正在策划的，就是与俄罗斯交战。
第七十七章 分歧
第七十七章 分歧
戚凯威把重点放在本土北方战场上，也完全可以理解，因为这是中国本土最大的威胁。
早在几年前，即牧浩洋着手制订总体战争规划，把太平洋与印度洋设为主战场时，戚凯威就提出了异议，认为牧浩洋过于轻视大陆方向上的威胁，也因此忽视了大陆方向上的备战工作。
客观的讲，戚凯威说得没错。
比如在国内工业布局上，牧浩洋就降低了东北地区的地位，不但不再扩大东北地区的工业规模，还提前制订了工业基地内迁计划。按照他的规划，位于吉林的北方重工、位于沈阳的沈阳飞机制造集团等数十家大型工厂、以及数十万产业工人都应该在大战爆发后，转移到内地。
又比如，在本土交通网络规划中，作为中国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新疆的铁路、公路与机场的运量与吞吐能力，仅占全国总量的百分之三、百分之四与百分之五点五，单位面积拥有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牧浩洋的规划中，除了中巴铁路、以及新藏铁路之外，新疆的边境地区竟然没有一条铁路
这样的布局，摆明了要打防御战。
问题是，防御就能打垮敌人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没有任何一名将领认为能够通过防御击败敌人，戚凯威更是觉得牧浩洋太保守了。
当然，这也与两人之间的误解有关。
虽然牧浩洋不是陆军将领，但是作为前任陆战队司令，他对地面战争并不陌生。在牧浩洋的规划中，未来的中国陆军是一支极具战略进攻能力的地面部队，从他大力支持陆军换装地面战平台、以及研制第二代地面战平台就能看得出来。此外，牧浩洋还非常重视陆军的进攻速度，因此才会不遗余力的鼓励陆军与空军共同开发大型电动运输机，而且重新规划机场建设。
可以说，牧浩洋的认识非常超前。
在他看来，未来陆军将有本质性的变化，即不再是一支必须在地面上稳步推定的作战力量，而是一支能够在任何时间、到达任何地点、执行各种战斗、完成各种任务的高机动性战略进攻力量。
显然，在牧浩洋看来，以往的交通手段都达不到要求。
真正能使陆军发生本质性飞跃的，除了性能先进的地面战平台，就是投送能力异常强大的空运力量。
正是如此，牧浩洋才认为，铁路、公路等交通手段肯定会被淘汰。
这一点，在他对新疆与东北地区的机场规划上就看得出来。按照他制订的战前规划，新疆与东北地区的机场完全能够支撑起战略级别的进攻行动，而且通往机场的铁路与公路也能满足后方运输需求。
戚凯威不是不赞同牧浩洋的新观念，只是觉得太超前了。
要知道，以中国空军在战前的战略空运能力，最多支持两到三个集团军在前线作战，而对俄罗斯这种幅员超级辽阔的国家发动一次大规模战略进攻，至少需要动用十个、甚至二十个集团军，兵力投入在百万以上，前线作战部队也在六十万以上，因此中国空军的战略空运能力至少需要提高三倍，才能基本满足要求。
在戚凯威看来，把空运能力提高三倍，显然不大现实。
当然，这只是他本人的观点，因为在这场战争中，中国空军的战略空运能力不是提高了三倍、也不是提高了三十倍，到大战结束的时候，中国空军的战略空运能力比战争爆发前提高了三百倍
这也不能怪戚凯威，毕竟在战前他不是总参谋长，只是陆军司令，仅负责与陆军有关的事情，对总体战略的了解程度远不如牧浩洋，也就不大清楚国家的战争潜力，更不清楚战争带来的变化。
只有一点可以肯定，戚凯威始终认为，必须在大陆战场上用兵，而且越快越好。
他有一个非常朴实的想法：与其让敌人把战火烧到自己的家园，还不如把战线推进到敌人的领土上。
事实上，这也是当时几乎所有中国军人的观念。
早在第二次朝鲜战争之后，中国军队就有类似的想法，而后来逐渐形成的本土外围防御圈就是该想法的产物。
问题是，这道防御圈并没闭合，在北面存在两个巨大的缺口。
戚凯威要做的，就是希望在俄罗斯具备足够的威胁能力之前，堵上这两个缺口，办法就是主动进攻。
在陆军的所有战争计划中，北方战争就是重中之重。
为此，戚凯威甚至可以放弃其他战场。
当然，他没有忘记为陆军将领创造更好的条件。在牧浩洋批准向中东地区增派第二个主力集团军之后，戚凯威再次提议让虞世辉晋升为陆军上将，担任中东军团司令官。虽然牧浩洋最终说服戚凯威，让他亲自担任中东军团司令官，但是最终也签署了晋升令，由虞世辉以军团参谋长身份指挥作战。
牧浩洋让戚凯威兼任中东军团司令，主要是政治上的考虑。
别忘了，十五年前，就是戚凯威把埃及与叙利亚从战败的阴影中拯救出来，帮助阿拉伯世界取得了辉煌胜利。
在阿拉伯国家、特别是阿拉伯军队心目中，戚凯威就是不败的战神。
不管是谁在前线指挥部队作战，只要戚凯威是中国中东军团司令，阿拉伯国家就能看到胜利的希望。
问题是，在大陆战场上，牧浩洋与戚凯威的分歧依然非常明显。
十二月上旬，总参谋部召开了五次参谋长会议，黄瀚林都来了两次，讨论的主要问题就是有没有必要向俄罗斯宣战。
毫无疑问，戚凯威坚持自己的观点，即俄罗斯入侵伊朗之后，立即向俄罗斯宣战。
牧浩洋则认为，还没有到向俄罗斯宣战的时候，而且中东、印度洋与太平洋方向上，牵制了大量作战力量，如果再增添一个主要方向，就会出现严重的兵力缺口，而且在补给保障上也会出问题。
母祁铁较为倾向于牧浩洋，只是没有明确表示支持。
庞跃龙肯定支持牧浩洋，因为陆战队的兵力都已用上了，而攻打迪戈加西亚与吉布提的战斗还在规划之中，他一直认为应该从陆军抽调部分部队，增强陆战队在印度洋上的进攻力量。
由此可见，军队内部的意见还是比较统一的，都认为兵力不够。
事实上，真正欠缺的不是兵力，因为戚凯威认为，在前半年，只需要投入四个主力集团军就能取得重大胜利，半年之后第一阶段动员的成果已经显现出来，也就不会存在兵力不够的问题。
真正的问题，是在军队后方，即后勤保障。
要知道，中国刚刚开始战争动员，各方面的工业生产都在重新规划之中，而且部分工厂因为内迁还停工了一段时间，军事物资的生产效率还没有提上来，作战消耗却很大，根本无法为一场大规模战略进攻提供物资保障。
这也正是牧浩洋反对向俄罗斯开战的主要理由。
可惜的是，黄瀚林支持戚凯威，而且认为在政治层面上，只要俄罗斯入侵伊朗，中国就应该立即向俄罗斯宣战。
黄瀚林的理由只有一个：中国是正义的一方，有义务捍卫其他弱小国家。
虽然这只是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但是牧浩洋却不能直接反驳，因为这不仅仅是政治问题，还是道义上的问题。
大战爆发后，中国就一直站在正义的一方，而且得到了广泛同情与支持。如果中国没有捍卫那些受到侵犯的弱小国家，而是任由超级大国肆意践踏国际道义，那么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得到的支持将大幅度降低。
毫无疑问，黄瀚林宁愿承担军事风险，也不愿意承担政治风险。
不管怎么说，黄瀚林的政治家，而不是军事家。虽然在军事问题上，黄瀚林很少出面跟牧浩洋做对，但是他的政治立场也同样鲜明，即作为军人，不管是牧浩洋还是戚凯威，都应该服从政治决定。
这下，戚凯威的提议被提上了日程安排。
根据军事情报局提供的情报，俄罗斯肯定会在年内入侵伊朗，而伊朗军队连一个月都坚持不了。按照李明阳的估计，如果俄军得到了美军支持，伊朗很有可能在开战一周之后丢掉德黑兰。
这下，新的问题出来了。
要不要出兵伊朗，帮助伊朗稳住战线？
戚凯威坚决反对出兵伊朗，因为他觉得没有必要为了一条铁路线，在远离本土的地方开辟第二块地面战场，而且这也会严重分散本来就不多的兵力。既然海路已经打通，就更没有这个必要了。
在他看来，把伊朗变成俄军的泥潭，反而更有价值。
要知道，伊朗有数千万人，而且国土面积并不狭窄，有足够的战略纵深，伊朗人也较为好战。
这些因素，都应该得到发挥与利用。
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让他在大陆方向上的战略进攻不受影响。
可惜的是，这次不但牧浩洋反对，连黄瀚林都明确表示，如果伊朗遭到入侵，中国陆军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把部队派过去，与伊朗军队并肩作战。至于围魏救赵战略，必须等到伊朗战线稳定下来之后。
在黄瀚林表明立场之后，戚凯威也不再坚持，也没有办法坚持。
第七十八章 广泛动员
第七十八章 广泛动员
回到总参谋部之后，牧浩洋除了要跟戚凯威扯皮，还要处理更重要的事情。
十二月二日，就任战争部长的第三天，牧浩洋在临时安排的会议地点，接待了来自全国的数百名企业家与企业管理者，然后在会议上打出了他担任战争部长的第一张牌：战争期间各大企业必须以保证产量为主，不得以拖欠款项等任何名义影响工业产能，并且遵守政府产业规划的统一安排。
为了增强“说服力”，牧浩洋还暗示这些工业巨子：谁不听话，谁就出局。
虽然在会议上，企业家提出了一些问题，比如政府采购款项不到位，企业将无法及时支付工人工资，无法采购工业原材料与工业设备，也就无法按时完成政府订单，但是在最基本的问题上，这些中国民营资本的佼佼者都给出了让牧浩洋满意的答复，即只要企业还在正常运转，就会全力以赴的配合国家的战争政策，不遗余力的支持军队的作战行动，尽到公民的基本义务。
当然，其中存在的问题必须得到解决。
第二天，牧浩洋就去见了黄瀚林，然后去找了杜小蕾。
在工业动员上，黄瀚林已经做出指示，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进行政府管制，即不再以市场经济模式来运作，由政府配给与调控为住。只是杜小蕾觉得暂时没有这个必要，因为还有很多手段没有用上。
最主要的手段，就是政府提供担保贷款。
按照杜小蕾的说法，在政府的信用额度用完之后，还可以增加货币发行量，最后才轮到政府管制。
当然，对这些问题，牧浩洋也不大清楚。
他只需要一个结果：战争期间，工业生产绝对不能受其他因素影响，军队的供应必须得到保证。
显然，杜小蕾的答复没有让他失望。
根据战后公布的资料，在二零五二年底，中国的经济体系就已经进入战争轨道，中国政府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别的不说，杜小蕾在十二月中旬推出的担保措施，就让数十万中小企业的生存得到了保证，而这些中小企业、特别是从事制造业的中小企业，是中国工业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甚至是军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在大战期间，一家转移到江西的浙江电子企业，所生产的惯性导航仪的几个关键零部件，占到了战争期间总产量的百分之六十。这家企业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只有一百多名员工，到战争结束时，已有三千多名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