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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兴致电日本政界元老井上馨，要求日方提供援助。另一元老山县有朋从井上处得知消息后，立即知道又一次机会来了。
日本两千六百多年的历史中，中国一直是被日本所钦慕、畏惧、模仿甚至崇拜的对象。但是日本却有一种假如有朝一日，能够逐鹿中原称霸华夏的致命吸引力幻想。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发现这个把幻想转变历史的契机，假如日本能够比中国先完成现代化，它可以利用现代化所产生的巨大优势，去支配与宰割当时仍然处在封闭与落后的中国。这样日本就能超脱二千年来，一直不可能超越中国之自卑心理的历史格局。它将以现代化的船坚炮利做为工具，来建设一个威震华夏、万邦来朝的“太阳帝国”。
在过去的历史中，日本资源有限无法发展成为一等强国，而且必须步步为营，避免与大国直接冲突，以防自己国家遭到倾覆，可以说是全日本国民有着无限的恐惧情结。中国的资源丰富，市场广大，因此只有主宰中国，日本才能走出生存与发展的危机意识。而如何经略中国的大陆政策，就成为日本明治维新以来，举国一致的对外目标。于是如何能够操控与主宰中国，以得到日本发展与竞争的所需资源与市场、确保它能拥有富国强兵，威震东亚与世界的基础，建立一个“八竑一宇”的日本帝国，成为日本朝野一致的国家政略共识。
只是日本对于如何完成这个政略目标，政府与军方有着方法与路线的争议，其中强硬派主张模仿普鲁士的方法，以军事力量为主，直接对中国进行侵略与统治。温和派则主张，由于中国实在太大，因此难以直接用武力征服，不如模仿英国式的策略，运用经济、政治与外交的手段，加上军事的威慑，而将中国的市场与资源，设法纳入日本支配的范围。
甲午战争是日本这个征服中国梦想的初试锋芒，结果明治维新之下的日本，以工业化的基础以及举国团结一致的力量，击败了中国虚有其表的北洋派系。日本完成两千年以来对中国作战的首次大胜后，日本以极其高傲的姿态，不但取得所有列强剥削与压榨中国的特权，同时要求中国赔偿二亿两的白银，以用来建设富强的日本，并且要求中国割让对朝鲜的宗主权以及辽东半岛与台湾的领土，这是日本千年逐鹿中原梦想的开始。
对于日本而言，侵略中国既然已经成为明治维新的对外一致国策，因此日本会设法利用一切的机会，继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庚子年日本利用义和团事件，与国际强权组成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取得在中国天津到北京的驻屯军权力，以及又一大笔的“赔款”。以及日本企图利用满清政府瓦解的机会，正在策动满蒙之独立，准备占领中国的东北的计划。
此时日本面对另一次历史发展的新机遇，就是中国革命所带来的机会。
山县有朋立刻批示益田孝，乘此机会，与革命党人订立密约，使东三省为日本所有。益田孝转身又将这一任务交给了森恪，森恪即开始为此奔走。
（笔者按：森恪，出生于1882，日本大阪人。1901年被三井物产公司派到上海支店，任实习生，不久升职员，先后在上海、长沙、汉口、天津、北京等地活动，成为三井财阀的中国事务专家。益田孝，出生于1848，日本新澙人，三井财阀的总头目。明治维新时期在横滨经商。1872年由井上馨推荐，进入大藏省任职。1872年以后任三井物产公司理事长，对三井财阀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28借款
在大总统府西客厅里的大总统办公厅宝华庵，孙中山与黄兴会见了从日本漂洋过海而来的犬养毅和头山满。
头山满看着用开水直接冲泡起的茶叶，在宛如女子肌肤般细腻的青花瓷杯子里浮浮沉沉，一缕集山川灵气的草木清香随袅袅升腾的蒸汽飘散，茶香满屋，他贪婪的吸了一口，笑道：“日本的茶道还保存汉唐古韵，中国的茶道却经过千年的演化变得越来越实际，这是不是就叫做返璞归真？”
在头山满和孙中山、黄兴老朋友之间侃大山的时候，另一边沉默的犬养想起离日赴华之前，为听取日本政府对中国的外交政策，特往访西园寺首相，询问：“政府是否绝对不许中国实行共和政治？”西园寺轻笑着否认道：“没有这回事，邻国采取何种政体与日本无关。”但外务大臣内田康哉却对犬养说道：“中国实行共和政治对日本不利，所以我们反对，必要时，日本将以武力维持中国的君主政体。请您将这种方针转达南方革命党的领袖。”
说起孙中山就职后，一直心存二念，在和、战两派之间搞平衡。如果袁世凯接受他提出的条件，和议成功，那当然好；如果袁世凯不屈从他的最后通牒，南北决裂，惟有一战。侥幸战而胜之，武力推翻满清，以前向袁世凯的承诺都将作废，他将成为中华民国的正式大总统。孙中山这种矛盾心理，除了理想派的作用，也与日本政府的政策和日本顾问对他的影响有关。
武昌起义时，日本政府正值 第 369 章 院彦吉让“本邦商人”供给枪炮弹药。因为英、美、法、俄、日驻汉总领事已与鄂军政府会商，承认军政府为独立团体，于南北战事，绝不干涉，此事如被民军政府获悉，日本就得因违反中立而在外交上蒙受重大的不利。但内田外相仍训令伊集院公使，叫他好好向摄政王传达：“帝国政府之所以敢于冒此巨大风险为此举动，实际上不外是出于考虑清国政府的特别好意和必须维持东亚的大局。”首相、外相、陆相磋商后决定经太平商会，三井、大仓、高田合资，向清政府出售武器，但参谋本部不顾三相的反对，准备向民军输送武器。原敬内相密令警保局长默认此事：“根据今日的形势，还完全不能判明叛徒和官军的情况如何，所以只站在外交理论一边，终究不免对我国不利。”
内田良平是日本冒险家。1901年创立了极左翼的黑龙会，卷入了1894年的东学党之乱，那场乱子直接导致了第一次中日战争。他一贯主张对俄国开战。他支持孙逸仙1911年的革命，期间，他竭尽全力制造中国人之间的矛盾，以便使中国人更依赖日本和日本人的领导。他听到武昌起义的消息后，在10月下旬急赴朝鲜汉城的途中从航业暴发户山下龟三郎处听说，太平商会正把大量武器运往北京政府，他立即打电报给益田孝说：“革命即将成功，三井帮助清朝亦无妨，但不要忘记援助革命党。”益田孝与井上馨磋商后，便同桂一起去拜访西园寺首相。内田还打电报给在上海的宫崎寅藏，让他请孙中山、黄兴等人打电报给西园寺、井上、桂太郎等求援。
这就是之前黄兴致电日本政界元老井上馨，要求日方提供援助的原因。
犬养毅想到这里，将西园寺首相和内田外相对中国革命的态度转告孙、黄。
犬养毅为了与来华的头山满等人一直在鼓动日本财界向孙中山借款、购买军火。因此，他对孙中山道：“如闻者袁有妥协之意，而阁下亦颇欲之。夫不衄一兵，而能成共和政体，贵国之福莫大于此。袁谲诈百端，心术不测，若陷其计中，大事去矣！”
犬养毅等日本浪人表面上行侠仗义，为援助孙、黄的革命来到中国，骨子里却在为日本政府的外交政策效力。日本对东北早有野心，虎视眈眈，静待时机。武昌起义后，日本支持清廷派兵南下进剿民军；袁世凯出山后急欲停战，日本又借维护君主制度为由从中破坏；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南北议和，眼看已成定局，日本立刻表示暗中支持孙、黄，与袁决裂；其目的无非是欲中国陷入内战，永久分裂，一手扶袁，一手助孙，乘乱夺取东北。今见孙、袁欲要妥协，和议将成，中国势必统一，日本就将失去窥占东北的机会，中国的统一可是日本最不愿看到的，所以犬养、头山二人为阻止议和而称“妥协对革命党不利”，劝说孙、黄不要与袁妥协。汉冶萍借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秘密开始了。
日本制铁工业与汉冶萍公司已有十多年的合作关系。1889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开办汉阳铁厂，这是中国第一家近代化制铁厂，它冶炼湖北大冶的铁矿石，但因经营不善而在1896年被盛宣怀接管，成为官督商办的企业。同年，日本开办的八幡制铁所，也打算以大冶铁矿为原料，于是，在伊藤博文1889年访问北京谒见西太后时，恳请中国向日本出售铁矿石，约定供给汉阳铁厂当时缺乏的焦炭。不久，八幡制铁所与张之洞、盛宣怀协商，并于1899年4月签订协定，从1900年起五年间日本每年购入五万吨铁矿石，供给中国同量的焦炭作代价。1902年，日本兴业银行与德国的银行竞争，以今后三十年的铁矿石出售收入来偿还为条件向中方贷款300万日元。1903年春，盛宣怀与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开始谈判大冶借款；第二年1月，签订关于中国不向他国租借和割让大冶铁矿、不向第三国出售该矿矿石、而八幡制铁所不买大冶以外的矿石的协定。日俄战争后的1906年，三井物产以贷款400万日元获得汉阳铁厂的生铁包销权，大仓组以贷款200万日元取得江西萍乡煤矿的煤炭包销权。但汉阳铁厂因增添设备、借债过多和经营不善，而在1908年同萍乡煤矿和大冶铁矿合并，成立汉冶萍煤铁矿厂**，由盛宣怀任督办，订立了从正金银行借款300万日元的契约。经盛宣怀的努力，1910年，汉冶萍公司允许外国资本家可以投入不超过资本总额二分之一的资本，并同外国签订了合营契约，日本的商务代表为三井物产的高本陆郎，英、美、德也有代表出席。1911年，日本又以汉冶萍公司作抵押向其贷款2400万日元，其中1800万日元为汉冶萍新铁厂的建设资金，600万日元供公司偿还欠欧美各国的债务。十几年来，日本在汉冶萍公司扶植了自己的势力，使其成为中国最大的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又对日本的炼钢业，即八幡制铁所，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原敬内相在1911年10月1日听取汉阳铁厂工程师西泽公雄的汇报后，在其日记中写道：“不管怎样，不妨把大冶地方视为我之势力范围。”这是武昌起义前十天的事情。
但，即使汉冶萍公司与日本的钢铁工业生死攸关，日本政府和财界也绝不会在中方承诺给予巨大利益之前借款给民国政府。
其实，早在1911年12月12日，陈其美、宋教仁即委托日本黑龙会干事长内田良平以“沪军都督代表”名义向三井物产借款。
自从孙中山通过的宫崎寅藏和山田纯三郎向三井物产提出借款的要求，上海支店长藤濑政次郎答应以中日合营汉冶萍为条件贷款500万日元，这个比起吃相难看的李想不知好了多少倍，孙中山立即表示接受了这个条件。
应孙中山之请，宫崎寅藏介绍三井物产会社上海支店长藤濑政次郎，交涉借款事宜。藤濑说在一周内向本社发电报，而山本条太郎，三井物产的常务董事决定向南京贷款，在元旦早晨便同八幡制铁所长官中村雄次郎一起去拜访了内田外相和西园寺首相。
恰在此时，临时政府委任的赴日借款代表何天炯和罢官后流亡日本的盛宣怀取得了联系。孙中山指示何天炯向盛宣怀募款。何向盛提议，以汉冶萍公司资产作抵押向日本银行借款500万日元转借给民国政府。
盛宣怀致函孙中山，告知向日本正金银行商借款事，该行提出“必有合例抵押品方能商办”，当他提出以汉冶萍公司产业抵押借款500万日元时，正金银行又以中国内乱、汉冶萍公司不能如期交货、目前能否开工实无把握等理由拒绝。
何天炯在收到孙中山“欲汉冶萍筹款”之电转告盛宣怀，盛对此表示“义不容辞，但目前即以产业加借押款，无人肯借，或如来电所云，华日合办，或可筹措；或由新政府将公司产业股款、欠款接认，即由政府与日合办，股东只要股款、欠款皆有着落，必允。否则，或由公司与日商合办，均可”。
大冶铁矿商务部副部长陈萌明奉盛宣怀之命赴南京，他在外交总长王宠惠的陪同下谒见孙中山，孙中山向陈萌明表示：“民国与盛并无恶感情，若肯筹款，自是有功，外间舆论过激，可代为解释。惟所拟中日合办，恐有流弊。政府接认，亦嫌非妥当办法，不若公司自借巨款，由政府担保，先将各欠款清偿，留一二百万作重新开办费，再多借数百万转借与民国。原借还期、利息等统由民国正式承认，与公司订合同，依期付息还本于公司，于公司无一所损，更得民国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