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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稻花香两岸
我家就在岸上住
听惯了艄公的号子
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一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稻花香两岸
我家就在岸上住
听惯了艄公的号子
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这是美丽的祖国
是我生长的地方
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
到处都有明媚的风光
姑娘好像花儿一样
小伙儿心胸多宽广
为了开辟新天地
唤醒了沉睡的高山
让那河流改变了模样
这是英雄的祖国
是我生长的地方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到处都有青春的力量
好山好水好地方
条条大路都宽畅
朋友来了有好酒
若是那豺狼来了
迎接它的有猎枪
这是强大的祖国
是我生长的地方
在这片温暖的土地上
到处都有和平的阳光
李想唱得认真，观众席上一片安静。李想唱着唱着，看见前几排都低下了头，他以为自己唱出了毛病，太后现代了，心中有点不安，再往台前走了几步，又看见后面的观众也低下了头，最后，几乎全场的观众都低下了头。李想一边演唱，一边仔细观察，果然动人的一幕映入了他的眼帘，那些低头的观众都是在擦眼泪。他们在哭，李想也边唱边流泪。《我的祖国》是一首让人永远动情的歌，特别对为祖国流血pin命的革命人更是这样。
掌声雷鸣般响起。
黄兴因道：“李大帅果然手段不凡，词新曲新，更感人肺腑，激励奋进，倒惊得老黄心痒痒，不等你来催，我也敷衍个曲儿，也是您的词曲！”便接着唱道：
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距龙盘今胜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未唱完，众人已是投入合唱，气势磅礴。
欢闹过后，孙中山在南京同盟会员饯别会发表演说：
“诸君：
今日同盟会会员开饯别会，得一最好机会，大家相见，诚一幸事。
今日中华民国成立，兄弟解临时总统之职，解职不是不办事，解职以后尚有比政治要紧的事待着手的。
自二百七十年前中国亡于满洲，国中图光复之举不知凡几，各处会党遍布，皆是欲实行民族主义的。五十年前太平天国即纯为民族革命的代表，但只是民族革命，革命后仍不免为**，此等革命不算成功。
八、九年前，少数同志在日本发起同盟会，定三大主义：一、民族主义；二、民权主义；三、民生主义。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惟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
社会革命为全球所提倡，中国多数人尚未曾见到。即今日许多人以为改造中国，不过想将中国弄成一个极强大的国，与欧美诸国并驾齐驱罢了。其实不然。今日最富强的莫过英、美，最文明的莫过法国，英是君主立宪，法、美皆民主共和，政体已是极美的了，然国中贫富阶级相隔太远，仍不免有许多社会党要想革命。盖未经社会革命一层，人民不能全数安乐，享幸福的只有少数资本家，受苦痛尚有多数工人，自然不能相安无事。
中国民族、民权两层已达，唯民生未做到，即本会中人亦有说：“种族革命、政治革命皆甚易，惟社会革命最难。因为种族革命只要将异族除去便了，政治革命只要将机关改良便了，惟有社会革命必须人民有最高程度才能实行。中国虽然将民族、民权两革命成了功，社会革命只好留以有待。”这句话又不然。英美诸国因文明已进步，工商已发达，故社会革命难；中国文明未进步，工商未发达，故社会革命易。英美诸国资本家已出，障碍物已多，排而去之，故难；中国资本家未出，障碍物未生，因而行之，故易。
然行之之法如何，今试设一问：社会革命尚须用武力乎？兄弟敢断然答曰：英美诸国社会革命或须用武力，而中国社会革命则不必用武力。所以，刚才说英美诸国社会革命难，中国社会革命易，亦是为此。中国原是个穷国，自经此次革命，更成民穷财尽，中人之家已不可得的，如外国之资本家更是没有，所以行社会革命是不觉痛楚的。但因此时害犹未见，便将社会革命搁置，又不可的。譬如一人医病，与其医于已发，不如防于未然。吾人眼光不可不放远大一点，当看至数十年、数百年以后，及于世界各国方可。如以为中国资本家未出，便不理会社会革命，及至人民程度高时，贫富阶级已成，然后图之，失之晚矣！英美各国因从前未尝着意此处，近来正在吃这个苦，去冬英国煤矿罢工一事就是证据。然罢工的事，不得说是革命，不过一种暴dong罢了，因英国人欲行社会革命而不能，不得已而出于暴dong。然社会革命今日虽然难行，将来总要实行，不过实行之时，用何等激烈手段，呈何等危险现象，则难于预言。吾人当此民族、民权革命成功之时，若不思患预防，将来资本家出现，其压制手段恐怕比**君主还要甚些，那时再杀人流血去争，岂不重罹其祸么！
本会从前主义有平均地权一层，若能将平均地权做到，则社会革命已成七八分了。推行平均地权之法，当将此主义普及全国，方可无碍。
但有一事，此时尤当注意者：现在旧政府已去，新政府已成，民政尚未开办，开办之时必得各地主契约换过，此实历代鼎革时应有之事。主张社会革命，则可于换契时少加变改，已足收效无穷。从前人民所有土地照面积纳税，分上中下三等，以后应改一法，照价收税，因地之不同不止三等。以南京土地较上海黄浦滩土地，其价相去不知几何，但分三等，必不能得其平。不如照价征税，贵地收税多，贱地收税少。贵地必在繁盛之处，其地多为富人所有，多取之而不为虐；贱地必在穷乡僻壤，多为贫人所有，故非轻取不可。三等之分，则无此等差别。譬如黄浦滩一亩纳税数元，乡中农民有一亩地亦纳税数元，此最不平等也。若照地价完税，则无此病。
以后工商发达，土地腾贵，势所必至。上海今日之地价，与百年前相较，至少亦贵至万倍。中国五十年后，应造成数十上海。上年在英京，见一地不过略为繁盛，而其价每亩约值六百万元。中国后来亦不免到此地步，此等重利皆为地主所得。比如在乡间有田十亩，用人耕作，不过足养一人；如发达后，可值六千万，则成一大富翁。此家资从何得来？则大抵为铁道及他业发达所坐致，而非由己力之作成。数十年之后，有田地者皆得坐享此优先莫大之权，据地以收人民之税，就是地权不平均的说话了。
求平均之法，有主张土地国有的，但由国家收买全国土地，恐无此等力量。最善者，莫如完地价税一法。如地价一百元时完一元之税者，至一千万元时则当完十万元，此在富人视之，仍不为重。此种地价税法，英国现已行之，经解散议会数次，始得通过；而英属地如澳洲等处，则早已通行，因其法甚美，又无他力为之阻碍故也。
然只此一条件，不过使富人多纳数元租税而已，必须有第二条件……国家在地契之中应批明国家当须地时，随时可照地契之价收买，方能无弊。如人民料国家将买此地，故高其价，然使国家竟不买之，年年须纳最高之税，则已负累不堪，必不敢；即欲故低其价以求少税，则又恐国家从而买收，亦必不敢。所以有此两法互相表里，则不必定价而价自定矣。在国家一方面言之，无论收税、买地，皆有大益之事。中国近来患贫极了，补救之法，不但收地税，尚当收印契税。从前广东印契税，每百两取九两；今宜令全国一律改换地契，定一平价，每百两取三两至五两，逾年不换新契者，按年而递加之，则人民无敢故延。加以此后地价日昂，国家收入益多，尚何贫之足患？地为生产之原素，平均地权后，社会主义即易行，如国家欲修一铁路，人民不能抬价，则收买土地自易。
于是将论资本问题。欲兴大实业，而苦无资本，则不能不借外债。借外债以兴实业，实内外所同赞成的。前日闻唐少川先生言，京奉铁路借债本可早还，因英人不欲收，故移此款以修京张，此可见投资实业是外人所希望的。至中国一言及外债，便畏之如酖毒，不知外债以营不生产之事则有害，借外债以营生产之事则有利。美国之发达，南美阿金滩、日本等国之勃兴，皆得外债之力。吾国借债修路之利，如京奉以三年收入，已可还筑路之全本，此后每年所进，皆为纯利；如不借债，即无此项进款。美国铁道收入，岁可得七万万美金，其他附属之利尚可养数百万工人，输送各处土货。如不早日开办，迟一年即少数万万收入。西人所谓“时间即金钱”，吾国人不知顾惜，殊为可叹！昔张之洞议筑芦汉铁道，不特畏借外债，且畏购用外国材料。设立汉阳铁厂原是想自造铁轨的，孰知汉阳铁厂屡经失败，又贴了许多钱，终归盛宣怀手里，铁路又造不成功。迟了二十余年，仍由比国造成，一切材料仍是在外国买的。即使汉阳铁厂成功，已迟二十余年，所失不知几何。中国知金钱而不知时间，顾小失大，大都如是。中国各处生产未发达，民人无工可作，即如广东一省，每年约有三十万“猪仔”输出，为人作牛马；若能输入外资，大兴工作，则华人不用出外佣工，而国中生产又不知几倍。余旧岁经加拿大，见中国人在煤矿用机器采挖，每人日可挖十余吨，人得工资七八元，而资本家所入，至少犹可得百数十元。中国内地煤矿工人，每日所挖不足一吨，其生产力甚少，若用机器，至少可加十数倍。生产加十数倍，即财富亦加十数倍，岂不成一最富之国？能开发其生产力则富，不能开发其生产力则贫。从前为清政府所制，欲开发而不能，今日共和告成，措施自由，产业勃兴，盖可预卜。
然不可不防一种流弊，即资本家将乘此以出是也。如有一工厂，佣工数百人，人可生二百元之利，而工资所得不过五元，养家糊口犹恐不足，以此不平，遂激为罢工之事……此生产增加所不可免之阶级。故一面图国家富强，一面当防资本家垄断之流弊。此防弊之政策，无外社会主义。本会政纲中，所以采用国家社会主义政策，亦即此事。现今德国即用此等政策，国家一切大实业如铁路、电气、水道等事务，皆归国有，不使一私人独享其利。英美初未用此政策，弊害今已大见。美国现时欲收铁路为国有，但其收入过巨，买收则无此财力，已成根深不拔之势。唯德国后起，故能思患预防，全国铁道皆为国有。中国当取法于德，能令铁道延长至二十万里，则岁当可收入十万万，只此一款，已足为全国之公用而有余。
尚有一层，为中国优于他国之处。英国土地，多为贵族所有；美国已垦之地，大抵归人民，惟未垦者尚未尽属私有；中国除田土房地之外，一切矿产山林多为国有。英国矿租甚昂，每年所得甚巨，皆入于地主之手；中国矿山属官，何不可租与人民开采以求利？
使中国行国家社会政策，则地税一项，可为现之收入数十倍；至铁道收入，三十年后归国家收回，准美国约得十四万万；矿山租款，约十万万。即此三项，共为国家收入，则岁用必大有余裕。此时政府所患，已不在贫。国家岁用不足，是可忧的；收入有余，而无所用之，亦是可虑的。此时预筹开消之法，则莫妙于用作教育费。法定男子五六岁入小学堂，以后由国家教之养之，至二十岁为止，视为中国国民之一种权利。学校之中备各种学问，务令学成以后可独立为一国民，可有参政、自由、平等诸权。二十以后，自食其力，幸者为望人、为富翁，可不须他人之照顾。设有不幸者半途蹉跎，则五十以后，由国家给与养老金。此制英国亦已行之，人约年给七八百元，中国则可给数千元。如生子多，凡无力养之者，亦可由国家资养。此时家给人乐，中国之文明不止与欧美并驾齐驱而已！
凡此所云，将来有必达此期望之日，而其事则在思患预防，采用国家社会政策，使社会不受经济阶级压迫之痛苦，而随自然必至之趋势，以为适宜之进步。所谓国利民福，道不逾此，吾愿与我国民共参之。”
孙中山强调现在尚有比政治更要紧的事，把实现民生主义称为社会革命。
孙中山的社会革命到底是一场什么性质的革命？大多数听了他演讲的人依然无从知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