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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原因之一是盲目“与国际接轨”，指导方针和管制体系有漏洞而不自知，被人家钻了空子，大赚一票后扬长而去。鼓吹中国应该囫囵吞枣，不管投机投资见到外资就盲目引进，这也是一种“软刀子”。
面对“精英”们的“软刀子”攻势如何是好？听之任之不行，用对付“硬刀子”的办法，“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揪出反革命集团”、“深挖细找暗藏的阶级
敌人”同样不行。对“软刀子”只能以软对软。原则还是对事不对人。对挥舞“软刀子”的具体人，适当的做法应该是“分清是非，明确责任，记录公布，敬而远之”。“分清是非”就是识别“软刀子”，剥去其伪装。“分清是非”只能以中国国家利益和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根本利益为标准。否则“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永远纠缠不清。是非问题决不能含糊，更不能客气。“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鲁迅说：“用绅士服将‘丑’层层包裹，装着好面孔，就是教授，就是青年的导师么？中国的青年不要高帽皮袍，装腔作势的导师；要并无伪饰，──倘没有，也得少有伪饰的导师。倘有戴着假面，以导师自居的，就得叫他除下来
，否则，便将它撕下来，互相撕下来。撕得鲜血淋漓，臭架子打得粉碎，然后可以谈后话。这时候，即使只值半文钱，却是真价值；即使丑得要使人‘恶心’，
却是真面目。略一揭开，便又赶忙装进缎子盒里去，虽然可以使人疑是钻石，也可以猜作粪土，纵使外面满贴着好招牌， ……毫不中用的！”“ 我自己也知道
，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诉无门的一个；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万一那些虚伪者居然觉得一点痛苦，有些省悟，知道技俩也有穷时，少装些假面目，则用了陈源教授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教训’。
只要谁露出真价值来，即使只值半文，我决不敢轻薄半句。但是，想用了串戏的方法来哄骗，那是不行的；我知道的，不和你们来敷衍。”“明确责任”主要指的是道义上的责任。如果某“精英”涉及了具体的法律责任、行政责任、经济责任等等，那是具体主管部门的事。但“软刀子”是思想问题
，决策问题，这种责任基本属于道义上的责任，纪律法律管不了。试图用法律纪律来制约“软刀子”一不对路，二不可能。但对搞“软刀子”的人也不能听之任之，好象没事人一样。至少要弄清楚是谁在不声不响落实“软刀子”。鼓吹“软刀子”的人是明的，好查。但落实“软刀子”的人就不一定。一个“红头文件”上只有单位，没有人名，谁知道是谁的主意，谁的手笔？光是追问谁批准的意思不大。美国的情况是凡能拿出来让你竞选的都是选砸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把关
的位子，如法官，情报骨干，军事骨干等等都不准选，所以有人开玩笑说即使美国的总统议员等都突然消失了，政权机构经济活动照样运行不误。中国的情况是
一件事只要时间允许，凡有权批的都是批砸了也垮不了的。批错了就得垮的人决不会批，一定往上推。比如批准某个小型国有企业拍卖，如果是企业负责人自己
批了就算数，万一错了，这个负责人就吃不了兜着走。如果闹到局长部长批，若无其他情况你能因为一个小企业拍卖错了就撤掉个局长部长吗？于是似乎谁也不必负责。直接负责人没有责任，因为他请示过了。中间领导也没有责任，因为他不过是下情上达。最高领导也没有责任，因为他相信下级上报的情况属实。要打板子，人人有份。而“人人有份”的实际含义是人人没事。这其实是书生之见。岂能无人负责？最有责任的是直接负责人，因为只有他才最了解实际情况，上级下决心的依据靠他提供，出了问题他必须负责。拿破仑说过：“一位统帅因为执行了远离战区、未明战事近况、或根本不知战况的君主或首相所下的命令，以致
在战斗中铸成错误时，不能免罪。在执行命令时，如果知道计划不妥或有失败危险，就应向上陈述理由，请求修订计划，并不惜在最后以辞职力争，甚至宁可不
干，也不要使自己成为毁灭自己部队的工具。”只要不是上头亲临现场直接指挥直接下令的“军令如山倒”的情况，出了问题即使是属于执行批示也不能免责，
更不能借口经过批准而把责任往上推。一个系统的最高首脑一天也只有24小时，就算他批一份文件只用半个小时，一天到晚不吃不睡不上厕所也最多批48份文件。要是再算上吃喝拉撒睡的时间，一天能处理的文件连一半都不到。十叁亿人口的大国，即便只是一个方面，一天之中需要处理的事情也不会只有24件吧？一份文件涉及方方面面，要在半个小时内调查研究、核实情况，作出判断然后决定是否批准并确保无误，可能吗？不批，误了事是官僚主义；批，出了错也是官僚主
义。
反正批不批都是官僚主义。干这批文件差事的头头脑脑几乎成了个签字机器，一般文件只要看不出大庇漏就只好签字画押。真正决定文件实际内容细则的是
提议的，论证的，拟稿的，初审的和会签的。最后审批的人对文件要负责，但文件产生过程中所有参与者更要负责。别以为“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瞎
参谋”“烂干事”完全能坏大事。美国国会通过的法案一般以法案提案人的名字来命名，赞成反对的议员都记录在案，公布于众。这往好了说是尊重提案人，实际也是落实决策责任制：大名在上，出了事你别想溜。一旦要追究责任谁都可以拿着纪录对名单，数着脑袋打屁股，谁也别想装没事人。中国要查“软刀子”，就应该落实这种“决策责任制”，对所有环节都不放过。一项公开的政策是谁酝酿，谁鼓吹，谁提议，谁论证，谁拟稿，谁审核，谁批准都要一清二楚，记录在
案，公布于众。特别是公布于众这一条最要紧。“红头文件”手续上都没问题，要查底稿找责任人不难。但如果只有少数人知道则对“软刀子”操刀手毫无压力
。只有让全社会都清楚到底是谁具体制定了“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拍卖国有企业”之类规定，是谁提供的理论依据和统计数字，谁提供的论证材
料，张叁李四王麻子指名道姓一个不漏，这样才能分清“软刀子”的层层责任，免得“黑狗偷嘴，白狗遭灾”。
明确责任并不是为了惩罚人，而是为了跟踪记录，以便用统计数字描绘出一个人的行为轨迹，为大家判断此人提供依据。一个医生看了十个病人，死了九个，那就得调查调查。如果是闹天灾、闹人祸、闹瘟疫，或者是“临终病房”，那也没什么可说的。如果是蓄意杀人就得治罪，是庸医误诊就得吊销执照。如果什么责任也查不出来，那也至少得帮着他扬扬名，让以后的病人上门求医之前先斟酌一番，看有没有胆量来冒这九死一生的风险。这就得有个记录公布。否则谁知道这位医生看病有十个病人九个死的水平呢？同样，如果没有人记载并告诉大家某“
精英”的主意十个主意九个馊，剩下一个有怪味，那别人就不虞有诈，还会前赴后继，上当不绝。具体一时一事不一定看出一个人，但累积起来就能说明问题。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采集样本越大，曲线趋向越明。只有把“精英”们一贯的主张一一记录公布，这才能让“精英”自己给自己定性，让大家都看出
名堂。这是不惩之惩，无罚之罚，比用对付“硬刀子”的办法蛮干有效得多。
只要分清了是非，明确了“精英”跟“软刀子”的关系，“软刀子”就等于破解了。要做的事就是对“精英”们敬而远之。“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精英”们要鼓吹“软刀子”，想拦也拦不住。但说不说在他，听不听在我。只要知道“精英”是“软刀子”高手，不买帐就是了。这就是“以软对软”，在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教训的基础上坚持毛泽东思想对付“软刀子”的办法。
任凭“软刀子”横行必然“几年家软刀子割头不觉死”。“软刀子”真正的克星是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阶级斗争的学说和“理论联系实际”、“实践是检
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实践第一的思想。继承毛泽东思想，等于站到了巨人的双肩之上继往开来，不伟大也伟大了。放着毛泽东思想的利器不用而另起炉灶，顶
多重复发现毛泽东早已阐明的规律，搞不好还会弄巧成拙，贻笑大方。
茫茫宇宙空间中的地球，周围充满了无数致人死命的宇宙射线，靠地球大气的臭氧层才能把它挡住，保护人类得以生存繁衍。莽莽丛林世界中的中国，周围充满了无数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靠毛泽东思想才能把它制服，保护中华民族得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人，珍惜自己的“臭氧层”吧！
毛泽东从井岗山开始，一生用实践不知打破了多少“理论”误区，不知让多少“理论权威”们无地自
容，对只会空谈的“精英”们的危害体会极深。所以毛泽东特别强调“理论联系实际”。这一点对破解“软刀子”尤其重要。
“真理过头一步就是谬误”。“软刀子”最厉害之处就是故意抹掉这一步之差，把真理变成谬误，既破坏了真理，又用“真理”的名义堵住别人的嘴。先开错药方再振振有词：你敢怀疑这药？没
有理论联系实际的实践经验就不可能看破这一步之差，就只能对“软刀子”无可奈何。“精英”们为什么那么恨毛泽东？因为按照毛泽东的主张办他们的“软刀子”就混不下去。按毛泽东阶级斗争的学说查阶级立场和民族立场，他们为什么人服务的老底就要露馅；按毛泽东的“实践论”联系实际来检验他们的理论，他们种种似是而非的胡说八道就要穿帮。凭这两条就足以叫他们扬名立万的吃饭家伙血本无归，“精英”当不成，以后还怎么混？他们能不气急败坏吗？跳大神的江湖骗子最恨科学，招摇撞骗的“精英”最忌实践。道学先生一边妻妾成群一边嚷嚷“处女贞操”和“从一而终”，与其说是为了风化，不如说是怕碰上个有经
验的验出自己床上功夫不过如此，从此再也神气不起来。解放前河南的土皇帝别庭芳有个规矩，自己地盘上发现在大地方当过官的人就杀，逻辑是这些人见过世
面，自己那套土匪般统治行径哄不过人家。既然不能为己所用，留着是祸害，杀了放心。无论是假道学真土匪还是活“精英”都忌讳有经验的人。但“精英”毕
竟是“精英”，挡次比假道学和真土匪高得多，应对之策也巧妙得多。秦兵的诡计瞒不过廉颇，却瞒得过赵恬，秦王便下“软刀子”，帮助赵恬取代廉颇。“精英”门的“软刀子”瞒不过今天的“廉颇”，却瞒得过今天的“赵恬”，“精英”们便专门设计了一整套高招，排斥今天的“廉颇”，帮助今天的“赵恬”飞黄腾达。首先一个
“四两拨千斤”，把“干部知识化”变成了“干部文凭化”。本 来“赵恬”的书本理论是知识，“廉颇”的实践经验也是知识。“知识化”应该
既包括“廉颇”的实践经验，又应包括“赵恬”的理论知识，而且应该两相结合，来个“将相和”。但一个“文凭化”就只认“赵恬”，不认“廉颇”了。想摆
脱“弱势群体”吗？想当“精英”吗？开门见山第一件：拿文凭来。“没有文凭，二等公民”，“文凭到手，高人一头”。知识与文凭本来相互联系但并不等同
。假冒的文凭是废纸，真正的文凭只能说明一个人经受过什么样的理论训练，并不保证理论联系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现代科学技术发展那么快，隔不多久就需要来点知识更新。所以文凭能说明的理论训练也有时间性，并不是万古不变的保值储蓄。如果文凭真能决定一切还打什么仗，两军将士坐下来一个个自报家门，按人头数博士定胜负算了。理论上头头是道未必真敢实践。教股票的有几个用自己的钱炒股票的？有几个这样炒股炒发了的？又有几个这样炒发了还继续教股票
的？你要问他按他的一套炒股能不能赚，答案保险是“似乎好象不一定，大概也许很可能”。这种文凭有跟没有差别多大？本来文凭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