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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攻势，在军事上美国胜了，但在心理上却败了，越战的支持者一落千丈，它促使美国的越战政策来了个决定性的逆转。因为越共的春季攻势失败，仅是战役战斗的失利，它却显示了自己的巨大潜能，给美国公众带来了深刻的冲击力量。越共怎么会发动这样大规模的进攻？下一次的行动是不是更大？越战何时才是尽头？春季攻势是第一次向美国进行的力量示威。
在胜利的日子里，约翰逊的心理负担却越来越重：2月14日，政府提出的1969年度的战争预算为320亿美元；2月15日，空军报告，在北越上空损失了第800架飞机。在此同时，威斯特莫兰将军要求增派206000名士兵，以便乘胜越过边界（也就是进入老挝和柬埔寨）去追击溃退的敌人。……
在战斗高峰时期，美军每周的伤亡人数是543人。所以在美国公众中享有盛誉的新闻播音员沃尔特以罕见的个人报道方式宣称越南战争是一场军事对峙，美国所付的代价太大了，只有谈判是唯一的出路。无疑，这对越战的进一步升级是致命的一击。美国公众的反战情绪达到了空前激烈的程度。威斯特莫兰深深感到：溪山是美国政治上的奠边府。
越共的春季攻势造成了政治和军事的双向逆转：
越共：军事上失利政治上胜利；
美国：军事上胜利政治上失利。
（二）走向和谈
——斯托里《越南战争求索》摘录之二
威斯特莫兰将军对新闻界的渲染感到恼怒：“新闻报道是不可信的，它们报道的兴趣在于死亡和黑暗。而我早告诉他们，敌人的春季攻势将被击败。结果我的预言实现了。他们的报道却使人们对胜利产生了疑问。1967年9月，河内拒绝了和平的机会，这次春季攻势的失败使他们愿意坐到谈判桌上来。可惜的是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去年11月提出了辞呈。……”
1968年2月12日的白宫会议上，总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讨论改变政策限制的可能性，会议虽然没有同意威斯特莫兰使战争继续升级增派206000名增援部队的要求，但仍然举棋不定。与此同时法国政府发表声明，说它拥有“特别的信息”，只要停止轰炸，和谈就可以开始。
约翰逊面临着大选之年，他必须在战争升级或是近乎撤退之间作出抉择。他召来了接管五角大楼的人——新任命的国防部长克拉克·克利福德，他并非职业政治家，而是一个倔强的企业律师，由他组成特别工作组，对美国的选择作彻底的评估。克利福德11人委员会的考查结果，进一步证实了麦克纳马拉的观点：“美国在春季攻势中的胜利，并不令人鼓舞，与其说是军事上的胜利，倒不如说是火力上的胜利。”
克利福德询问过指挥作战的将军和进入丛林中作战的别动队的队长们，其中一位受过两次伤的原来威斯特莫兰司令部的参谋威廉·安德森少校，他举出种种理由，敦促美国政府早日结束这场战争。……
看到这里我非常惊奇，这么说，从克莱基地到昆嵩的公路上被黎文英的游击队“炸死”的那个安德森还活着？这个丢失了背囊和《战地手记》的家伙怎么活了下来的？而且还成了少校！或许是另一个安德森吧？可是，他的情绪却是一致的！我怀着奇异的心情继续看下去：
安德森少校主张美国回到孤立主义去，把美国建设成伟大的社会。按照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的法则制定国策。这个费城声望显赫的律师的儿子，这个从事特种战争研究的参谋人员，这个亲历丛林战争的别动队长的许多真知卓见，不但得到了克利福德的尊重，而且得到了他的赞赏。
这个安德森就是写《战地手记》的安德森，已是确定无疑了。由此，我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我将在最大可能查阅到的国际史料范围内，跟随它的行踪，他，还有他的妻子康妮，这两个到过越战前线的人，不能没有声息。
克利福德回到华盛顿，向约翰逊总统报告了他调查研究后的看法，他说：“在我看来，美国必须采取的一项行动计划就是撤出越南。美国是真正的失败者。”这个结论使约翰逊非常痛苦。从感情上几乎无法接受。
约翰逊又召见了9名已经退休的总统顾问，要从这些国防部专家们那里听到没有偏见的判断。并安排他们在一块儿共进非正式的午餐和晚餐，以便在比较随意的气氛中进行。这些顾问们在经过仔细斟酌后，一致认为：不应继续增派军队，应该寻求和平谈判，这使约翰逊感到惊讶，因为这些顾问们过去曾对打赢这场战争具有充分的信心。
克利福德向总统提供了当时美军的伤亡数字：战死者为19000人，受伤者为115000人（是最后伤亡人数的40％），越南共和军死亡人数为57000人（是最后死亡人数的1／5）；这里没有计算其他盟国的伤亡数字（据越战结束时统计：韩国为4407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469人，泰国为350人，共为5200人，因为数字不大，被忽略了）。尽管如此，威斯特莫兰将军总以胜利者自居，他说，“敌人在春季攻势被粉碎后，退到国界之外去舔伤口，这是军事上的巨大成功，如果继续过境追击，可以把越共击溃。”然而，约翰逊总统却决定由克赖顿·威廉·艾布拉姆斯代替了他。威斯特莫兰为此心存憾恨，他沮丧地说：“春季攻势的胜利本来应该是成功的转折点，现在却成了失败的转折点。”
可是，克利福德高级咨询小组的意见并不一致，反对战争升级的一派主要由国防部文职人员构成，得到中央情报局所作情报估计的支持，克利福德一派起草的备忘录明确地指出：“美国目前的战略不可能成功地消耗掉敌方的兵力，或瓦解其战争意志，即使再增加20万美军也不能达到目的。继续升级给美国政府造成的困难将远甚于北越。……它将大大加强美国国内的反战运动和不满情绪，激起国内的巨大危机和风险。”备忘录主张越南战争越南化，要西贡政府军承担作战任务，并改变“搜剿和消耗”的战略，以保护人口密集地区的安全作为主要军事任务。……战略目的应由夺取军事胜利改为谈判解决，让越南人民自由决定其政治体制。……
这个备忘录必然受到另一派的反对，这个主张，无异于葬送了南越，而且大大损害了美国在世界上的可信任性和领导地位。备忘录含着致命的弊端。太平洋美军总司令格兰特·夏普警告说：备忘录导致的结果是严重的，那将使美国陷入无休止的艰苦冲突，丢脸地撤出整个东南亚！
结果主张战争升级的意见在克利福德小组里占了上风，而且很快重新起草了一份致总统的备忘录，作为小组的正式建议送到约翰逊面前。这个备忘录的升级决心是惊人的：它要求立即增兵22000人，其余180000人留待对越战政策进一步讨论后决定。立即征召预备役2620000人；加强对北越轰炸，不降低和谈条件。
可是，这个气势汹汹的备忘录显然是从美国的需要出发，但它忘了是不是可能。这种赌徒式的孤注一掷在国内已经没有市场，3月10日，《纽约时报》透露了威斯特莫兰要求大量增兵的消息，标题是：《威斯特莫兰在孤注一掷的处境中要求增兵206000人！>；惊动了全国；另一则消息则说：“威斯特莫兰十分恐慌，要求用206000部队去解围！”
威斯特莫兰恨透了新闻界。他认为一个秘密的军事决策弄给公众去干预，那就非糟糕不可。他埋怨说：在西贡，我们一次接待了700名新闻界派来的记者。他们都像在国内习惯的那样在寻找耸人听闻的故事。敌方对自己的一切军事行动都进行新闻封锁，外界乃至本部的人根本不知道对他们不利的消息。可是我们的新闻自由却给部队形象带来巨大损伤，他们只报道离奇异常、稀奇古怪的东西，不顾后果，在一个健美的人身上专找疮疤，一个强奸事件，一个士兵谋杀军官的事件，张扬得沸沸扬扬，把一朵乌云渲染成天昏地暗，把个别的一时的现象，当成了普遍的实际。……给美国公众造成错觉。……结果把事情搞得一团糟。
但是，威斯特莫兰的埋怨和沮丧就没有片面性吗？美国战争意志趋于瓦解的原因并不是来源于新闻界的误导，而是由于代价奇大的越战仍然无打赢的可能！主张战争升级的人是不是有一种政治上的近视呢？即使你一时把越共压倒，那会不会导致红色中国的介入呢？那可就后患无穷了！也许美国的智囊们已经想到了这种可能性，但不敢说出来，以免吓坏了自己。骑上虎背的行政当局，仅仅是寻求下虎背时，不让老虎咬伤的体面撤退而已。
1968年的5月13日，春水率领北越代表团和美国哈里曼率领的代表团开始在巴黎会谈，越战便进入了边打边谈、讨价还价的阶段，美国从此要从这个泥潭中拔腿了！
急剧缩小轰炸北越的范围，最后完全停止轰炸；逐渐改变搜剿和消耗战略，把人力物力用于农村绥靖；加强西贡政府军，逐渐转移战争负担，便成了拔腿的根本策略。
这篇文章，说明了我在北越巴布山访问时突然停止轰炸的真正原因，同时还写了归国后我所不知道的许多事情。
威斯特莫兰将军一味埋怨新闻界披露种种阴暗的东西，造成了美军处境的困难和尴尬。应该说只有一部分道理，另一部分更阴暗的东西还没有披露出来。我在春季攻势后到达西贡、嘉莱、昆嵩、顺化和溪山，美军中的厌战、违令、强奸、屠杀等等时有所闻。其中最骇人听闻的是广义省的梅莱村惨案。那是1968年3月16日，由威廉·卡利中尉率领30人的一排士兵，对梅莱村的200名村民全部杀害，其中多数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在屠杀中还发生了奸杀和轮奸。他们的理由是这个梅莱村全部支持越共游击队。……我对此表示怀疑，专程去查看了这个村庄，我看到的是一片荒芜的稻田，茅屋已经全部焚毁，尸体早已埋掉，却看不见墓地，见到的只是累累弹坑，还有弯弯曲曲的壕沟。我不知是不是北越游击队曾在这个村子里战斗过。这次屠杀是不是一种单纯的报复行为？我未能见到卡利中尉。
这个例子使我想到了安德森手记中的宝岩村，这篇文章的另一个例子却使我更为震动，而且大大诱惑了我：
我从梅莱村经巴丝、公伯陵、公蒲莱到达昆嵩，在这里见到了安德森少校谈到的克里斯中尉（现在是上尉了）。他粗壮精干，楞头楞脑，是个标准的军人，他是个由士兵升为上尉的少数军官之一，7次进入丛林，得过三枚勋章，他现在带一个特种连，他为梅莱村事件进行辩护。他说：“梅莱事件和我无关，但我理解卡利中尉的行动，在许多村子里都有潜伏着游击队的情况，或者这些村民本身就是游击队，你们新闻记者，没有参加过战斗，所以一提到老人、妇女、儿童，你们就怜悯他们。其实，我们吃尽了这些老人、妇女和儿童的苦头。”他举出了许多有说服力的例子，而后解释说，“梅莱，是越共的一个活动中心，那里有一支神出鬼没的游击队，他们大都是当地人，地形非常熟悉。卡利中尉的特种连被他们引诱进雷区，遭到了伏击。结果6人死亡，12人重伤。就像安德森少校（当时他也是中尉）带我们别动队进入宝岩村一样。……我不否认屠杀有报复意识，也不否认其中有少数无辜。可是在200名村民里，谁能分清哪几个不是敌对分子？”
“可是，”我反驳说，“新闻报道中指出，连长梅迪纳上尉命令卡利中尉带一个排去摧毁这个村庄时，村民们并没有敌对行为，妇女儿童从屋里跑出来，就倒在冲锋枪的扫射之下，士兵们向室内叫喊着的老人孩子丢手榴弹，并且用火箭弹摧毁了房屋。许多平民——老人妇女和儿童，是举着双手被带到一条堑壕前枪杀的！……有的是用刺刀捅死的，有的是在当村小庙前祈祷时从背后把他们打死的！此外还轮奸了一些十一二岁的幼女，而后用手榴弹把她们炸死，其中还有呀呀学语的幼童。
“我不否认有这种泄愤行为，也不否认这是一种疯狂，这是在有理智的情况下来讨论的，”克里斯激烈地辩驳说，“战争的残酷性不能用理智的标杆衡量，战斗中的士兵用刺刀捅进敌人胸膛时，会产生猝发的狂欢，会带着痛饮威士忌的酣畅，记者先生，你不能离开战场的搏杀谈战争，你嘴里含着雪茄手里端着咖啡，你不会产生愤怒和仇恨，可是，当你被对方的手雷炸出肚肠的时候，你是不会微笑着给那些‘儿童’糖果吃的！”
“我是不是可以说，战争中的人有一种兽性？”
“我说不清人性和兽性哪一种更残忍哪一个更善良。我敢说，那个枪杀老人的士兵，一定很爱他的父母。……”克里斯中尉矜持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