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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场里，坚决要回国的和愿意服从命令跟随远征军指挥部撤往印度的意见都相继提了出来。以何师长为首的主张要撤往印度，他得到了第八十二师吴师长的支持；以阙师长为首的主张要回国，他得到了郑师长的支持；而另外的两个师长则是沉默不语，不置可否。谁也无法说服谁，两种意见相持不下。
“仲良，你是参谋团的副主任参谋，你发表一下意见吧。”郑军长见到如此局面，向保持着沉默的刘建业问话了。
刘建业一直没有说话，其实是在考虑两种撤退方向的优缺点。向印度撤退，的确可以保存实力，让部队得到休整和补充，最重要的是可以让部队得到美国人的装备和训练，使部队的战斗力大幅度提高，但是就像杜光亭他们之所以拒绝向印度撤退时候的表态一样，堂堂的中国军队怎么可以以难民的名义入境呢？作为难民入境的话就要交出自己的武器，这简直就是军人的耻辱；撤往国内，则意味着中国获取外界援助的陆上通道将被日军完全切断，此后的一段时间，中国除了尚未开通的驼峰航线之外，将没有任何的路径可以获得外援，此外，当了这么多年的国军，在战场上也尝过刀头舔血滋味的刘建业明白，国军部队在战场上进攻的时候，队形还能勉强保持，一旦撤退，特别是这样的总撤退，则经常是会演变成全军的大崩溃。两个方案，各有利弊，让刘建业无法选择。
郑军长的发问，让刘建业从沉思里脱离出来。考虑了一会，刘建业说道：“我们身为军人，宁可战死也决不缴枪，这是我们军人的荣誉使然。我们就是死，也要死的光荣一些，宁可战死也决不苟且偷生。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低下我们高贵的头颅。”
“你的意思是撤回国内？”何师长问道。
“对，就是这个意思。哪怕就是只有我一个人走，我也要回国，我决不做什么难民；更不会交出我的武器。”出于军人的荣誉感，刘建业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好吧，就这样决定了，全体撤退回国。”黄军长在征询了意见以后，做出了决定。
“不过，我有一个建议。”刘建业说道。
“说吧，有什么意见及早提出来。”黄军长说道。
“我们不能就这样仓促的撤退。首先，目前还囤积在腊戌的物资，我们必须能带走得就带走，带不走的全部毁掉，决不能留给鬼子，让他们利用这些物资来打我们。第二，杜光亭他们的撤退，还必须由我们来掩护，我们同时还要以坚决的行动为他们打通回国的通道，不然，他们就只有翻越野人山才能回国了，这样他们的部队就会遭到极大的损失。我们作为中国军人，不能丢下自己的兄弟，自己先逃跑。”刘建业说道。
“这两个意见很重要。我支持。”郑军长率先表态。
“那就这么办，我率领五十四军为大家殿后，麻烦郑军长率领第八军的弟兄，向杜光亭他们的方向实行突击，打通和他们的联系通道，接应他们和我们一起沿滇缅公路撤退回国。至于还在向我们这个方向赶路的第71军，就电请军委会命令他们在前方接应我们，特别是要切实控制保山，龙陵，腾冲等几个要点。我们如果能够保住滇西，就可以保留在缅北的影响力，便于随时杀回来。”黄军长说道。
“我同意。”何师长说道。
其他的几个师长也纷纷表态表示支持决定。
当天夜里，为了掩护第八军的撤退，五十四军向第56师团和第18师团发起了主动进攻。与此同时，刘建业带着工兵，开始在城内焚烧炸毁带不走的物资和会影响部队撤退的重型装备。
看着熊熊的火焰，听着此起彼伏的爆炸声，刘建业的心里在流血。
“缅甸，相信我，我一定会回来的。”看着城外山林的模糊影子，刘建业对自己发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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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日，杜光亭已经到了孜公，扛着远征军长官名头的罗上将那天早晨也悄悄离开他，乘火车追赶杜聿明去了，史迪威仍留在孜公以南40多公里的瑞波。他的身边除了几十名美国军人以外，只有16名中国卫兵。许多美国军官对英国人的背信弃义和中国军队的作战不力气愤已极，他们不知道继续留在缅甸还能做些什么。
在第5军担任战术顾问和联络官的赛伯特准将对史迪威说：“乔，英国人跑了，罗和杜也走了，我们要飞机回国吧！”赛伯特的这一建议，并不能理解为怯懦。当战局处于无法挽回的危险情况下，首先应考虑保存高级指挥官，这在世界各国的战争史上已成为一种惯例。当新加坡即将陷落时，韦威尔从那里撤到了爪哇；当爪哇再次出现危机时，他又飞到了印度；当菲律宾败局已定时，麦克阿瑟从那里飞到了澳大利亚。战争需要军队，但更需要统帅。一个士兵或下级军官从火线脱逃，那是可耻的；一个统帅或高级指挥官从危机情况下摆脱出来，却是允许的。战争就是如此。
史迪威现在并不想这样做，他觉得有责任挽救中国远征军的失败。他对赛伯特说：“尽管我对中国军队的指挥权是徒有虚名，但我还必须对他们负责。如果我现在就走，他们可能会遭受更加惨重的损失，说不定会出现又一次投降。那样，我就再也不能回来指挥中国军队了。”
那天上午，有27架日军轰炸机飞到瑞波上空，人们四处隐蔽，以躲过空袭。日本飞机投下了几颗炸弹飞走了。当躲避空袭的人们回来时惊异地发现，史迪威仍坐在屋里的桌旁，独自一人饶有兴味地玩着纸牌。他的镇定与沉着，影响和感染了有些慌乱的美国军官们。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史迪威仍在那里端坐着。日军的先头部队已经渡过伊洛瓦底江，正在追击前进。瑞波已经可以听到隆隆的炮声。参谋人员不由得为史迪威捏着一把汗，日本人惯于穿插奔袭，他们那短短的罗圈腿，跑起路来却像飞一样快。
近中午时分，一架美国飞机在瑞波上空盘旋了几圈后，降落在临时充作机场的一片空地上。机舱门打开，走下了两名美国空军上校。他们是美军空运司令部司令官凯莱布·海恩斯和执行官罗伯特·斯科特。这个司令部设在印度的阿萨姆邦，负责从印度经缅甸到中国昆明的空中运输，10天前才刚刚开始工作。在昆明他们接到美国空军司令哈普·阿诺德将军的命令，要他们立即飞往瑞波，把史迪威和他的参谋人员接出来。
两位空军上校对史迪威说：“先生，阿诺德将军派我们来搭救你出去。”“搭救”这个词刺痛了史迪威，他用布满血丝的眼睛瞪了他们一下，严厉的目光表示了他的不满和拒绝。海恩斯焦虑地告诉他，他们在空中盘旋时发现，日军距瑞波只有20多公里了，情况非常危险。史迪威不想对两位空军人员作更多的解释，他决定让司令部的大多数军官乘飞机前往印度，并要他们转告已在印度的罗伯茨上校，与英方商量安排一个训练中国军队的基地，并做好接应的准备。
道格拉斯C－47型美军运输机向西飞去，史迪威带领留下来的十几名美国军官和其他随行人员离开瑞波，开始北撤。
从曼德勒到密支那只有一条单线的窄轨铁路，车厢很小，运输能力十分有限。罗上将率领他的长官部人员昨天晚上乘火车出发，走出不到30公里就与另一列火车相撞，造成了铁路运输的中断。中国军队沿着尘土飞扬的公路，或乘车，或步行，仓皇向北撤退。大批逃难的英国人、印度人和缅甸人，夹杂在溃退的军队中间，显得一片混乱。
史迪威在北撤的路上经过耶乌，他去了设在那里的英军司令部。司令部已人去屋空，只有几名下级军官在那里手忙脚乱地清理物品、焚烧文件。史迪威找到一名军衔最高的上尉，向他询问英军的去向。“我想，我们的人都已经走了。”那个上尉失神的眼里显露出内心的惊慌失措。史迪威用电台叫通了亚历山大，向他通报说，中国军队正在向密支那撤退，但根据目前形势的发展，很可能将不得不退到印度。亚历山大回电说，同意为接应中国军队撤往印度进行准备。史迪威为远征军安排了一条在万不得已情况下的最后退路。
但是，他知道要说服中国人接受这一安排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亚历山大和史密斯总督秉承来自伦敦的指示，虽然表示可以接受中国军队入印，却坚持要按照所谓“国际惯例”，以“难民”的身份接待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做的实在太绝、太损。中国人最讲“面子”，恐怕很难接受英国人的苛刻条件。
史迪威离开耶乌继续北行，当天晚上赶到了孜公。
第二天一早，杜光亭来见他，一会儿罗上将也赶到了这里。他们一起研究了目前的形势和远征军的下一步行动。
要远征军的主力撤到密支那，是最高统帅亲自来电做出的部署。他的意图是让远征军固守缅北三角地带，确保印度至昆明的空中走廊和由英帕尔经密支那到云南腾冲的中印公路。如果万一缅北不守，便由密支那撤回国内，那里有一条公路通往云南的腾冲。
但是，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在中国远征军的撤退路线以东，绕过腊戌的日军第56师团主力正沿着一条平行的路线，向八莫和密支那疾进。那里已经没有任何阻击部队，日本人如入无人之境。如果日军赶在远征军之前占领密支那，那么缅北就会变成一个可怕的死胡同。北面是号称“世界屋脊”的喜马拉雅山脉和横断山脉，西面是人迹罕至的野人山，东面则是高黎贡山，那里是一块插翅难飞的绝地。
史迪威并没有想立即改变占领密支那的决心，但他宁愿作最坏的打算。他谈了在万不得已时将远征军撤往印度的想法和与英方交涉的情况。罗上将表示赞同，他要求向密支那派一架飞机，及时查明那里的情况。但杜光亭却严辞拒绝，他慷慨激昂地说：“我们必须执行最高统帅的命令，把部队带回国内。我相信日本人挡不住我的路，如果万一不行，我宁肯弃车上山打游击，绝不去印度当TMD什么难民。”说完，他戴上军帽拂袖而去。
杜光亭并非不知道缅北形势的险恶。一年以前中国政府应英国之邀派出了一个由14人组成的军事考察团，对缅甸、印度、马来亚进行了三个月的考察。承蒙“老校长”的厚爱，杜光亭成为这个考察团的重要成员。除了参谋团的林主任、侯少将以外，远征军里就他一人参加了这次考察。但是，他追随最高统帅多年，深深地了解最高统帅的用人之道：他可以容忍败军之将，但绝不能容忍部下对他有丝毫的不忠。杜光亭要不顾一切地表现出他对最高统帅的绝对忠诚。
杜光亭走了，把他的罗长官晾在了那里。罗长官对史迪威尴尬地挤出一点生硬的笑意，以掩饰他的无可奈何。史迪威看得出来：“他内心对自己感到羞愧。”
下午，史迪威再次出发。他来到路边，看着正在后撤的部队，一辆辆军车挤满了士兵，爬不上汽车的人在公路两侧散乱地走着。一支英国部队从孜公向西拐，朝着加里瓦前进。在烈日之下，史迪威的脸上布满了汗水，公路上扬起的尘土和汗水搅在一起，使那些表明他年龄的褶皱更加清晰可见。
一位名叫海萍的中国随军记者看到了这一场面，他被深深地感动了，以致久久不能忘怀。回国之后，他在当年8月10日的《云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战场随笔，文中写道：“5月2日，正当我们同英国友军在路边道别的时候，史迪威将军刚好带了他的小队随员从这里经过。我们原本听说，他早已飞回重庆，又说他到了印度，孰料他却在尾随我们大军一道进退。以他那样高年，还是那样风尘仆仆地在战场上转进，真让人不胜敬佩……”
第二天，史迪威赶到了温佐。在那里，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八莫。史迪威与随从找到罗长官乘坐的火车，向他通报了这一情况，约好晚上8点会面，再商定下一步的行动。当天晚上，当他们按约定时间回到火车站时，那里已是一片漆黑，连个人影也看不见了。
史迪威意识到：“现在情况已经很明显，我们不可能再发挥多大作用了。杜光亭在随心所欲地行动，罗上将根本控制不了他。……为什么要让美国人陷于困境呢？”他让报务员打开电台，给在重庆的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将军发出了一封转交马歇尔的电报。电波越过高山和密林向远方飞去：“中国军队已控制不了局势。我相信局势不久就会彻底崩溃。罗上将与其军事幕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