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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丽，朝鲜时期，由於儒学兴盛的关系，箕子朝鲜是受到极大的推崇与赞赏。朝鲜人时常以“箕圣”来称呼箕子，而称自己的国家叫“箕圣国”。
燕国的将军卫满率移民进入朝鲜，并成为箕子朝鲜的宫相。于公元前194年在平壤一带建立卫氏政权，推翻了箕子朝鲜的政权。这是朝鲜历史上第二个王朝，称“卫氏朝鲜”。
公元前108年，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派遣强大的汉朝水陆军队攻灭卫氏朝鲜，在朝鲜半岛北部设立乐浪、玄菟、临屯、真番四郡，史称“汉四郡”。
公元前82年，因为古朝鲜人和当地部族的抵抗，废止临屯和真番的两郡。公元前75年玄菟郡迁移到辽东。乐浪郡，在朝鲜半岛北部迁移很多次，王莽政权的新朝时乐浪独立，在公元30年东汉朝廷收复乐浪郡。在东汉末年，辽东的公孙氏分乐浪郡南部设带方郡，在朝鲜半岛南部的土著的韩人建立以辰韩、马韩和弁韩为中心的辰国，同时存在伽倻等小国，并且接受南迁的古朝鲜人，包括了卫氏朝鲜的遗民及其他部族的加入。
由于汉朝解体，进入三国及后来的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的大战乱，虽然西晋，十六国时期的鲜卑慕容氏的前燕都曾控制过原来汉朝在朝鲜北部的领地，但最终还是因为集中注意力在中原的争夺而逐渐丧失了对该地区的控制力，于是，在中国东北南部形成了高句丽王国，并逐渐强大，最强盛时曾控制中国辽东地区和朝鲜半岛北部的原”汉四郡“地区；与此同时前1世纪中叶，辰国也开始解体。其旧领内出现的新罗、百济开始日渐强盛，公元4世纪，朝鲜形成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鼎立时期。
半岛三国中的百济为抵御高句丽和新罗的侵攻而接近倭国，想借由倭国牵制两国。倭国则企图利用此一形势在朝鲜半岛建立自己的势力。由此导致了四世纪时大和朝廷出兵新罗，占领弁韩，设置倭国府进行统治。512年，百济遣使要求大和朝廷割让任那四县以补偿被高句丽占领的北部领土。当时的大和朝廷因无力继续统治朝鲜南部地区，不得不答应百济的要求。562年，任那倭国府被新罗所灭。
新罗则以向唐朝称臣的条件与新兴的唐朝结盟，高宗在位时，唐朝大军于公元660年联合新罗功灭百济，又于668年借道新罗和百济故地。在和新罗南北夹击并下消灭高句丽，并由大将薛仁贵在高句丽与百济旧地建立安东都护府。由於出现反抗以及当时唐朝还要防御突厥的威胁，676年唐军从百济故地撤退并将该地转交新罗，新罗最终得以统一朝鲜半岛大部，定都庆州，效仿唐朝的国家制度进行统治。
9世纪，各地农民起义，900年部队将领甄萱称王，建后百济国，定都光州；903年起义僧侣金弓裔称王，于新罗北及西北建泰封国（先号摩震国），定都铁原，918年王建建立高丽王朝，此后定国号“高丽”，取“山高水丽”之意；和原新罗并称为“朝鲜后三国时期”。新罗935年亡于高丽，新罗时代结束。
1231年蒙古军开始小规模进攻高丽。1258年，高丽国王投降蒙古。不服投降蒙古的三别沙发动抗蒙古战争，1273年蒙古占领济州岛，结束抗蒙古战争。
1280年元朝为了进攻倭国在朝鲜半岛设置征东行省，在高丽首都派遣“达鲁花赤”控制高丽国政，高丽国王只能住在江华岛上。1281年随着进攻倭国失败曾一度解散征东行省，1287年复设征东行省，并以高丽王兼任征东行省达鲁花赤，成为元朝的藩属国，直到1356年恭愍王回复时高丽朝廷才重新掌握统治权。
1368年，明朝推翻元朝，1370年高丽朝贡明朝，1387年朱元璋要进攻原东北元朝属地，但是高丽国内仍然支持蒙古残余势力，但朝内一直都有争论是否应该归顺明朝。
1388年高丽国王派都统使李成桂进攻辽东，李成桂则早已决心归附明朝，于是他从鸭绿江边回兵占领首都开城发动政变，1392年废黜国王自立，向明朝遣使称臣，遵照眀太祖朱元璋的旨意，改国号为朝鲜，取“朝日鲜明”之意，定都汉阳。明太祖朱元璋将朝鲜列为永不征讨之国；正式以鸭绿江作为边界。此后中朝一直以鸭绿江为界。
1401年，从太宗开始明朝正式册封“朝鲜国王”。自此以后直至中国甲午战败，每一代的朝鲜国王继位，册立世子等以及国王的葬礼，都必须有中国派遣的使臣出场，否则就是没有得到中国朝廷承认，视为非法。
1591年倭国关白丰臣秀吉率兵20万侵入朝鲜，一度占领平壤。明朝万历皇帝虽然昏聩不堪，但是仍然明白朝鲜的安危对于中国自身安全的重要意义，不惜掏空国库，从全国各地派军援朝。1598年，日军被中朝联军击溃，朝鲜将领李舜臣和中国将领邓子龙互相支援；最后都壮烈牺牲。此段历史史称“壬辰倭乱”，现皇恩，主动遣使臣到中国清朝请求册封。
当时的康熙皇帝封琉球王为尚质王，定二年进贡一次。一八七三年，倭国兵临琉球，废除国王，另立傀儡。第二年又派陆军中将西乡从道借口台湾土著杀死琉球人的事件率兵三千登陆台湾，打算长期占领琉球和台湾。清政府答应给倭国抚恤银10万两，在台建筑费40万两，先付10万，其余40万在12月20日倭国退兵后支付。10月31日，中日双方签订了《北京专条》3条，在英国的支持下，倭国敲诈清廷的阴谋得逞。但李鸿章为清政府与倭国签订的《北京专条》却埋下了一个隐患，那就是，承认了倭国为被杀的琉球人出兵的合理性，这就等于隐约承认了琉球是属于倭国的，将琉球这个一直依仗中国扶持的小国推到了倭国的魔爪之下！另一个害处则是使得西方列强更加蔑视中国，将洋务运动在列强心目中建立的自强形象损失殆尽。最大的受害者则是琉球。《北京专条》签署后的第二年，倭国派兵进驻琉球，并命令琉球尊奉倭国明治年号，不再向清政府入贡。眼见形势不妙，琉球国向宗主国清政府告急，派遣使臣尚德宏到中国求助。尚德宏到达福州后，向闽浙总督何璟和福建巡抚丁日昌说明此事，又通过他们向清廷急报。
但清政府根本没把这事放在心上，只是给驻日公使何如璋下了个命令，命他调查此事。实际上，当时的倭国只有陆军常备军3万余人，海军4000人，军舰15艘，且多破损不能出海。虽然何如璋对此事尽心竭力，但由于清廷在对日交涉时过分注重情理，没有适时炫耀武力，反使倭国摸清了清政府的懦弱本性，变本加厉。1875年9月，倭国派遣军舰侵入朝鲜领海，逼迫朝鲜政府与其在次年签署了不平等条约。倭国在朝鲜尝到甜头后，便加紧“处置”始终不肯归顺的邻邦琉球。
1878年4月，倭国政府悍然决定废琉球为郡县。虽然琉球上下并不甘心亡国，但囿于国力弱小，无力抗衡日军。倭国政府令琉球国王尚泰到东京听候处置。当时他正身染重病，所以派王世子前往东京，亲自哀求倭国政府暂缓国王赴日的行期，以为缓兵之计。此时的琉球一心巴望清政府能够救其出水火。8月30日，倭国政府在何如璋按照清政府旨意的喋喋不休的交涉声中，正式宣布改琉球为郡县，声明琉球与中国的关系由倭国外务省处理，琉球终于没有逃脱被倭国吞并的命运。
此时，身在中国的尚德宏赶紧向李鸿章呈上了一封求助信，表示倭国要“灭数百年藩臣之祀”，琉球上下正是“主忧臣辱”，“生不愿为日国属人，死不愿为日国厉鬼”，恳请清政府念在琉球国对中国数百年以来一直的恭顺态度，“威惠于天下”，希望能“速赐拯援之策，立兴师问罪之师”，救琉球国于水火。但琉球问题又正好跟此时阿古柏侵扰新疆的事件碰到了一起，清廷当然无法倾注全力拯救琉球。面对尚德宏的哭泣，清政府在犹豫不决之中让倭国占了先机。
但清政府毕竟不能对此袖手旁观，听任琉球灭亡。1879年3月，美国前总统格兰特来到中国。在与格兰特的会谈中，李鸿章详细介绍了琉球一案的来龙去脉，并希望利用格兰特的特殊身份从中斡旋。但格兰特一直弄不懂儒家色彩浓厚的“册封”、“藩属”等概念，调停始终不得要领。在调停时，倭国人拿出了清廷在《北京专条》中埋下隐患的条款，使格兰特哑口无言。
1879年4月，倭国派出了一支由450名军人和160名警察组成的队伍，前去镇压了已有200年不设军队的琉球“藩王”，不容分说将王室强行迁移到了东京，并废除藩政改为由倭国政府直辖的冲绳县。
“琉球群岛的位置正处于我国自台湾岛前出西太平洋的必经通道。如果这个战略要点被外国掌握，那么我国海军以后向西太平洋挺进，成为世界上的强大海军就会受到很大的困扰。而且，这里位于美国的势力范围菲律宾和倭国本土之间，我们一旦掌握这里，就是进可攻退可守，战略回旋余地就大了。虽然说现在美国人和我们是盟国，但是毕竟美国人和我们的战略利益并非完全相同，所以，很难说以后当我们的国力强盛的时候，美国不会把我们当作他们掌握亚洲的一个障碍。我们必须对此未雨绸缪，早作准备。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次开罗会议，使我们一举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好时机，我们千万不能错过。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刘建业反复的劝说。
“这个好像有一些难度吧？”杨厅长说。
“以前琉球国是我们的藩属国，也就是我们的保护国，我们对他们拥有宗主权。后来被倭国人抢走了。倭国如果战败，那它以非法手段强取得领土自然是要归还的，琉球自然是要归还给他原本的宗主国，也就是我们中国。这就是他们英国人最喜欢用的逻辑。如果我们这么讲，英国人也没有办法挑刺。”刘建业说道。
“那就这么办吧。我回去见委座的，力争促成此事。”杨厅长坚定地说。
“一切就全拜托给朴园兄了。”刘建业说道。
第三部
第二百七十章 … 卧薪尝胆（十四）
11月13日，史迪威把在别墅里起*的那份计划交给最高统帅，“‘花生米’接受了，或用他的话说，在打通太平洋的联系之后，将任命一名美国司令统领在华的中美军队。”毫无疑问，这个指挥职务就是史迪威为他自己设计的，所以他在整个文件中对这一条最为重视；而当最高统帅接受这一条时，他自然感到十分兴奋。不过，也正是这一设想，成了日后史迪威与最高统帅矛盾激化的重要起源。政治上很幼稚的史迪威显然不明白，最高统帅现在表面上接受这一条，实际上并没有认真执行的打算。
11月22日，史迪威与最高统帅夫妇等人一道飞抵开罗。随行人员里中国方面军事情报机构的负责人杨中将和国际法方面的专家王亮畴。
这位王亮畴先生，1900年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堂法科。1901年留学倭国。1902年转赴美留学，获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11年在广州加入同盟会。1912年1月任中山先生的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3月改任唐绍仪内阁司法总长。6月因忿于袁世凯独裁，与同盟会阁员一起辞职。不久往上海，在中山先生创办的铁路总公司任顾问。1921年10月被派为北京政府全权代表之一，出席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太平洋会议，见证了《九国公约》的出台。1922年9月19日，王先生在直系军阀吴子玉吴大帅等支持下，改组内阁，署理国务总理。人们称这届内阁为好人政府。由于另一直系军阀曹仲珊曹大帅的反对，被迫于11月29日下台。1923年，王亮畴先生被国际联盟选为海牙常设国际法庭正法官。1927年6月，王亮畴先生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部长，不久再次出国就任国际法庭法官。1936年，全国抗日运动高潮时，他辞去国际法庭法官职位回国，赞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1937年3月起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曾一度兼代主持行政院院务。抗日战争爆发后，曾以外交部长名义发表抗日声明。
王先生在伦敦时，有一次参加外交界的宴席。席间有位英国贵妇人问王先生：“听说贵国的男女都是凭媒妁之言，双方没经过恋爱就结成夫妻，那多不对劲啊！像我们，都是经过长期的恋爱，彼此有深刻的了解后才结婚，这样多么美满！”王先生笑着回答：“这好比两壶水，我们的一壶是冷水，放在炉子上逐渐热起来，到后来沸腾了，所以中国夫妻间的感情，起初很冷淡，而后慢慢就好起来，因此很少有离婚后事件。而你们就像一壶沸腾的水。结婚后就逐渐冷却下来。听说英国的离婚案件比较多，莫非就是这个原因吗？”
11月23日，死开罗会议正式开幕。会议的主要议程是中美英三国的联合对日作战问题，而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