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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5日,日本士兵闯进汉口路的一个中国居民住家,**了一名年轻妇女,强行拖走3名妇女。其中2名妇女的丈夫跟在日本士兵的后面追赶,结果这2名男子被这些日本士兵枪杀。”
“我刚刚听说,又有数百名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被拖出安全区枪毙了。其中有50名安全区的警察也要照军法执行处决,据说是因为他们放进了中国士兵。通往下关的中山北路上横尸遍地,到处是遗弃的武器装备。中国人放火烧了交通部。招江门被炮火打得干疮百孔,城门前到处是成堆的尸体。日本人不愿意动手清理,而且还禁止我们组织所属的红卍字会进行清理。我们估计可能是要在枪毙那些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之前,先强迫他们来清理。我们欧洲人简直被惊呆了!到处都是处决的场所,有一部分人是在军政部对面的简易棚屋前被机关枪射杀的。”
“后院里响起了日本士兵的砸门声。见佣人不开门,几个日本士兵就在院墙边探头探脑,看见我突然打着手电筒走了过去,他们立即就一溜烟地跑掉了。
我们打开大门,跟在他们后面走了一段距离,直到他们消失在一个黑黢黢的巷子里,这个巷子的下水道里3天来也已经塞满了好多具尸体。见此状况,人们不禁恶心地浑身颤抖。在院子里,许多妇女和儿童瞪着惊慌失措的双眼沉默地相互依假在一起,一半是为了相互取暖,一半是为了相互壮胆。他们大家的希望是,我这个洋鬼子能驱赶走凶神恶煞!!”
12月17日两个日本士兵爬过院墙,正打算闯进我的住房,看见我出现后就为自己的闯入找借口,说是看见有中国士兵爬过院墙。我把我的党徽指给他们看,于是他们就从原路又退了回去。在我院墙后面小巷子里的一所房子里,一名妇女遭到了**,接着又被刺刀刺中颈部。我好不容易弄到了一辆救护车,把她送进了鼓楼医院。我的院子里一共约有200名难民,他们像供奉神祗一样尊敬我们这些欧洲人。只要我们从他们身边走过,他们就跪下来,我们难受得不知如何是好。有一个美国人这样说道:“安全区变成了日本人的妓院。”这话几乎可以说是符合事实的。昨天夜里约有1000名姑娘和妇女遭**,仅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一处就有100多名姑娘被**。此时听到的消息全是**。如果兄弟或丈夫们出来干预,就被日本人枪杀。耳闻目睹的尽是日本兵痞的残酷暴行和兽行。
我们的奥地利汽车专家哈茨先生同一个日本士兵发生了争执,这个日本人拔出刺刀,但是就在同时被哈茨一记准确的勾拳击中下额倒在地上,他的另外两个武装到牙齿的同伙带着他赶紧溜之大吉。但愿这个胜利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恶果。日本总领事冈崎胜雄昨天要求难民尽快离开安全区,返回自己的住处,有店铺的就重新开业。其实日本士兵已经为店铺的店主们打开了门,城里几乎没有一家商店未被日本人砸开并抢劫。德国大使特劳特曼博士位于萨家湾的房子奇迹般地幸免于难,他的门上有一个用日G写的禁止入内的布告。我的院门上也有这么一个布告,但是尽管如此仍然不断有人光顾。克勒格尔陪我一块儿去了特劳特曼的住所,在回来的路上,他在我的房子后面发现了自己的车,车是昨天他和几个日本军官在旅馆的时候被日本兵开走的。克勒格尔执拗地站在自己的车前,后来车里的3个日本兵说了句‘朋友,你走吧’,把车还给了他。还是这几个日本兵,他们在下午跑到我的院子里,趁我不在的时候开走了洛伦茨的车。我告诉过韩,如果他无法摆脱客人的话,就无论如何必须让我们的客人留下字据。这次他也的确得到一张字据,上面是这样写的:‘感谢你的赠送!日本皇军,K.佐藤’”
“军政部对面一座挖了防空洞的小山丘脚下躺着30具中国士兵的尸体,他们是根据紧急状态法被枪毙的。日本人现在开始清理城市,从山西路广场到军政部已经清理干净。尸体就被**地抛在沟里。”
“12月18日我们原先期望随着最高指挥官的到达能恢复秩序,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愿望并没有实现。正相反,今天的情况比昨天还要糟糕。今天从一大清早我就开始驱赶爬越围墙的日本士兵。有一个日本士兵开始的时候拔出刺刀朝我逼来,但是当他明白过来站在他对面的是一个德国人的时候,他便迅速把刺刀收了回去。只要我本人在家,情况就还过得去。这些家伙们到今天为止对欧洲人还有些尊敬,但是对中国人则不是这样。在总部的时候,不断有人叫我到邻近的遭日本人砸门抢劫的房子里去。从一所已经被洗劫一空的住房里,我撵走了两个日本人。在我和一个日本军官讨论恢复电厂供电的时候,我们一辆停在门前的汽车被抢走了。我们费了很大的劲才把车弄了回来,士兵几乎不买他们的军官的账。一个中国人踉跄着冲进房间,告诉我们,他的兄弟被日本人枪杀了,就因为他拒绝给闯进他家的日本士兵一包烟。”
“昨天有1000名妇女因遭到奸污或家中遭到抢劫逃到金陵大学。昨天晚上贝茨博士回到在金陵大学的寝室,准备在那里过夜,保护这些妇女,但是不论在他自己睡觉的地方还是在大学图书馆,他都没有看见一个宪兵岗哨。
晚上8时,菲奇、斯迈思博士和米尔斯3位先生来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准备在大门边的一问屋子里支床过夜(为了保护这里的3000名妇女和儿童,自12月14日以来,我们中的一些人一直是这样过夜的。人们由于害怕,纷纷逃往这里,这里的人数昨天增加到了4000人),他们遭到了日军搜家小分队的粗暴扣留,被拘禁了1个多小时。
小分队的军官命令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两位女负责人明妮;沃特林小姐和陈女士以及她们的女友特维内姆夫人走出大门,在寒冷中日军士兵对她们推推揉揉。日本军官坚持断言,校内有中国士兵,一定要把他们搜出来执行枪决。最终他还是放菲奇等3人回家,但同时又不允许米尔斯留下,所以后来事情怎么发展我们就无从得知了。”
“12月18日晚上6时,几个日本士兵爬过院墙的时候,我正好回到家撞见了他们。其中的一个人已经脱下了军装,解下了皮带,正企图**难民中的一个姑娘。我走上前去,命令他从爬进来的地方再爬出去。另外一个家伙看见我的时候,正好骑在墙上,我只是轻轻地一推就把他推了下去。晚上8时的时候,哈茨先生和一个日本警官带来了一卡车相当数量的宪兵,他们的任务是在夜间守卫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看来我们向日本大使馆提出的抗议奏效了。我打开位于宁海路5号的委员会总部的大门,将逃到我们这里的妇女和儿童放了进来,这些可怜的妇女和儿童的哭喊声在我的耳际回响了好几个小时。逃到我在小桃园住所的院子里的难民越来越多,现在安置在我家的难民人数已经有300人左右。我的家被认为是最保险的地方。当我在家的时候,情况也的确如此,我会斥责每一个闯入者。但是当我不在家的时候,这里的安全状况就很糟糕。在大门上张贴的日文布告起不了什么作用,日本士兵很少理会布告上的内容,大部分士兵照样爬墙。张的妻子昨天夜里病得非常厉害,今天早晨我们不得不把她再送到鼓楼医院。非常糟糕的是,就连鼓楼医院里的女护士中也有不少人遭到了**。”
“12月19日今天夜里我们房子里很平静。在我们宁海路总部旁边一栋房子的防空洞里有约20名妇女,有几个日本士兵闯了进去,想**这里的妇女。哈茨跳过院墙,赶走了闯入者。广州路83号和85号的一个收容所写来求救信,内容如下:致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南京我们这些签署本信的540名难民被安置在广州路83号和85号,拥挤不堪。
从本月的13日到17日,我们的房子多次遭到三五成群的日本士兵的搜查和抢劫,今天日本士兵又不断地来抢劫。我们所有的首饰、钱财、手表和各类衣物都被抢劫一空。每天夜里都有年轻妇女被抢走,日本人用卡车把她们拉走,第二天早晨才放她们回来。到目前为止,有30多名妇女和姑娘被**。妇女儿童的呼喊声日夜不绝于耳。这里的情况已经到了G言无法形容的地步。请救救我们!”
日记一直记录到了1938年的2月,拉贝先生奉德国西门子公司总部的命令回到德国为止。
1909年,生于德国汉堡的拉贝在27岁时候来到向往已久的中国,他的未婚妻道拉也随后来到北京,他们在北京结为伉俪。他进入了德国西门子工作,先后成为北京、天津分公司的经理。1931年11月,拉贝来到首都南京开拓业务,出任南京分公司经理。他与金陵大学农学院院长谢金声签订了一份协议,由学校建一座集办公与居住为一体的房屋出租给拉贝。房屋位于广州路小粉桥1号,环境幽雅宁静。他的事业蒸蒸日上,周围的居民对他友善热情,拉贝在这里工作、生活得极为愉快。
七。七事变的枪声打破了拉贝宁静的生活。1937年8月,日军开始对南京狂轰滥炸。拉贝正在北戴河休假,他星夜兼程赶了回来。他在院子里修筑了一个防空洞,提供给家里的佣人和附近的居民使用。11月,他和一些西方人设立了一个安全区,希望在南京沦陷的最危险时刻,为难民提供一个躲避的场所。他被推为安全区的主席,拉贝明白自己肩负的担子有多重。他说:“由我出任主席,我不应再有丝毫的犹豫。我一生中最美好的青年时代都在这个国家愉快渡过,我的儿孙都出生在这里,我的事业在这里获得了成功,我始终得到了中国人的厚待。”
安全区内设有25个难民收容所,聚集了近30万难民。拉贝作为非常时期的“执行市长”,面对的困难象千万座大山。他利用自己的纳粹身份,与日军斗智斗勇,与日本领事馆反复交涉、抗议,阻止日军的恣意侵犯和屠杀;他把他租住的院子,设为“西门子”难民收容所,收留了600多个附近的居民,丁永庆、宗有琴、李世珍,当年都在这里得到过拉贝的保护;他在这里写下了著名的《拉贝日记》,记录了日军暴行的500多个惨案;他带领他的委员们寻求国际援助,募集资金,购买粮食和药品,特别是历尽艰辛,从上海搞来了能预防脚气漫延的蚕豆。难民们对他顶礼莫拜,称他为活菩萨。为表达对拉贝的敬意,麦卡勒姆牧师专门谱写了一首《南京难民合唱曲》,歌词幽默中隐匿着辛酸:我们要蚕豆做早饭,我们要蚕豆做午饭……
1938年2月,拉贝应西门子总部要求,返回德国。他把躲在他家养伤的中国飞行员王光汉,扮作他的佣人安全地带到了上海,又护送到香港。拉贝回到德国后,他在柏林马不停蹄作了五场报告,义愤填膺地揭露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他播放了南京红十字会主席约翰。马吉牧师拍摄的日军暴行影片。6月8日拉贝先生写信给希特勒,提交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告,期望德国赶快出面阻止盟友日本仍在继续的非人道暴行。希特勒对拉贝先生的做法非常不满,特别下达了封口令。为此,他受到盖世太保的迫害,并被逮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拉贝因曾是纳粹党员而先后被苏俄和英国逮捕。在证实他没有犯错之后,他在1946年六月被同盟国去纳粹化和释放,生活非常拮据,加上在被关押期间他的身体受到摧残,健康状况非常糟糕。这一次,他是出于自己对中国人的友好和人类的良心,才坚持着到了东京。(注:实际上拉贝先生当时并未被邀请出庭。)
当拉贝先生最后乘坐盟军提供的飞机回到德国的时候,刘建业知道这个老人的生活状况很糟糕,特意为他准备了一个大邮包,里面装满了火腿,腌肉,巧克力还有几大叠的美元现金,用于改善他的生活。
“拉贝先生,我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感谢你在战争期间在南京城里为南京的难民所作的一切。我想,您所作的一切,中国人,特别是南京人是不会忘记的。”刘建业拉着拉贝先生的手说到。
身体状况很差的拉贝先生咳嗽了几声以后,挺直了腰说道:“我只是做了我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人应该做的。我很遗憾,我的力量还不够,没有能够挽救更多的南京百姓。”
“不,拉贝先生,你已经做到了你能力的最大限度。我对您的品格表示深深的敬佩。回到德国以后,如果您的生活有困难的话,只要您把您的银行账号给我,我会每个月给您寄去足够的生活费。我们中国人是不会忘记自己真诚的朋友的。”刘建业说。
“我当时做哪些,只是出于一个人的良知,不是想要得到报恩的。”拉贝先生拒绝到。
“不能这样说,我这样做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