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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坡羊通关怀古》中著名的一句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为什么说兴的时候也是百姓苦呢？因
为中央集权在利用一切资源解决迫切的问题时，必然牺牲普通老百姓的利益。虽然汉武帝取得了抗击匈奴的胜利，树立了强国的形象，但是百姓生活依然贫困。苏俄迅速的实现了工业化，赢得了工业强国的美名，但是几十年过去了，人民生活依然没有显著改善。因为，在很多情况下，绝大部分的资源于国内。老百姓的财力都被国家集中，他们怎么可能富裕？因此，靠牺牲百姓的利益达到的兴盛并不是长久之道。”
“任何事物都要辩证的来看，集权体制的优点在某些情况下会转变为其缺点。中国历代王朝的灭亡，无外乎下面几个原因：外部势力的介入。仔细分析一下，其实三者都是相通的。外戚和宦官专权，为什么导致王朝的灭亡？因为这些人会发展其党羽，家族，利用他们的权势，圈得大量的土地，与民争利，最终形成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他们会不断的扩大国家财富的占有率，导致百姓生活困苦，民不聊生，官逼民反。当皇帝本身昏庸无道时，必是奸臣当道。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上梁正下梁歪是有的，从来没有上梁歪而下梁正的。于是导致整个官僚系统不是为百姓服务，而是为自己集团的私利打开方便之门。所以说，当集权体制中的上层，利用其对下的权威性，严密的组织性，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奔波的时候，便是整个系统腐败的开始。”
“那么外部势力的干预呢？外因只有通过内因起作用，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取决于内因。以宋朝和清朝为例。宋朝从建国初期，就一直面对着强大辽国的威胁，虽然宋太祖赵匡胤和他的弟弟都对辽作战，却始终没有取得胜利。关于这一点，我想到了两个地方，一是西汉初期也是受到北方强大匈奴的威胁，但却最终能够打败匈奴。二是辽国虽然强大，但是最后却被人力物力财力远不如宋朝的金国打败。这是为什么呢？首先，宋朝的军事实力的确不强，因为宋朝吸取了唐朝灭亡的教训，不允许有拥兵自重的地方诸侯，所以才会有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其次，忠臣被杀。南宋时岳飞抗击金国，取得了节节胜利，但最终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杀害。因为当时徽钦二帝囚禁在金国，如果打败了金国，迎回了老皇上，那么当时的皇上赵构怎么办？所以他屡次提醒岳飞战和就行，可是岳飞偏偏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动不动就把迎回徽钦二帝挂在嘴边，所以赵构对岳飞的不满是早就有的。归纳起来，还是因为这些做皇帝的为了保住其皇位不惜牺牲国家的利益，实质上就是为了自己的私利。那么清朝呢，首先，慈禧独霸朝纲，并且在她看来，满人毕竟是满人，汉人只是奴才而已，当然不会把汉人的江山当回事。所以才有“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言论。其次，清朝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导致其军事实力与西方列强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因为它惧怕汉人与外部接触多了，思想开放了，从而会打破他们的奴化教育，再把满人赶走。听了清朝的那些史话，我感到清朝的奴化教育的确高人一筹。如果不是列强入侵，中国恐怕还会继续沉睡下去。归纳起来，还是一点，统治阶级为了其私利。所以说，集权体制在面对困难的时候，能够发挥它的长处，聚集所有力量战胜困难。同样的，当它的长处运用在为自己谋利益的时候，便走到了另一端。所谓‘勃’，‘忽’，都是迅速的意思，道出了集权体制的特征，也道出了帝国的悲哀。”
“在一个朝代的中后期，社会矛盾已经比较激化了，但这时总有一两个皇帝执政时间长达几十年。我不禁想，如果在这几十年内励精图治，也许会挽救王朝的灭亡。我觉得，在这个关键时期，王朝能否中兴，跟领导者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西汉中后期汉哀帝，即位之初也是新官上任三把火，确实想干一番大事业，并且也打击了王莽的势力。但是越干到后来越觉得阻力很大，于是锐气大减，干脆不干了，天天饮酒作乐去了。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汉武帝继位之初，也想干一番大事业，结果刚干了几件事，就被以窦太后为代表的顽固势力打击了，但是他却没有消沉，而是养精蓄锐，积攒实力，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所以说，在社会矛盾逐渐暴露出来的时候，便是国家继续走向强盛还是逐渐走向衰亡的转折点。有志之士能够在一片歌舞升平中看到矛盾的存在，并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变法。”
“秦国的商鞅变法，使秦国一跃成为强国，并且最终奠定了秦统一天下的基础。但是在变法的过程中，不断到贵族势力的阻挠，要不是秦孝公力挺商鞅，不知是何后果。在秦孝公死后，商鞅还是被顽固的旧势力残忍的杀害了。成功的变法至少有两个共同点：一，变法的目的和措施都是为了富国强兵，并且从现在的角度看来，采取的措施在当时绝大部分都是对国家有利的；二，变法一定会削弱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并招致他们强烈的反对。变法的失败，会使既得利益者得到更多的利益，最终形成一个大的利益集团，并不断的扩大集团的私利，积重难返，从而为王朝的灭亡埋下伏笔。成功的变法，必定损害既得利益者的权利，但能使国家重新走向强盛。并且，社会的进步始终需要不断的革新，因为事物本身就是在不断发展的，矛盾也是在不断发展的。”
“古人云‘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以上我详细得分析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原因，最终的落脚点在‘变法’上面。但还是没有摆脱‘人治’的思想，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变法的成功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且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变法也证明了，成功的少，失败的多，即使一次成功，也不可能次次成功，最终还是会陷入历史的循环。所以我从反面回答了为什么说‘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能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今天，我已经说得太多了。我也太累了，请恕我无礼，我要去休息了。”刘建业站起身，拱了拱手说。当解放军越过长江，占领南京，解放上海不久，一身便装的刘建业带着黄峰，乘坐一艘外国客轮，离开上海港，向澳门开去。
“少爷，我们还会有机会回来吗？”黄峰问刘建业。
“应该会的，至少我们还会叶落归根的。”刘建业望着眼前祖国的大好河山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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