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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来，你的境遇相当糟糕罗，波平杰，连个靠山都没有。
你父亲不是将军，也不是政府高级官员，是不是？”
“不是，长官。”
“很好。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他早死了，长官。”
“那实在是好极了。你的境遇的确很糟糕，波平杰。你真的是叫波平杰？波平杰究竟是什么样的名字？我很不喜欢这个名字。”
“这是波平杰的名字，长官，”沙伊斯科普夫中尉解释道。
“嗯，不过，我不喜欢这个名字，波平杰。我恨不得现在就肢解了你发恶臭的、卑怯的身体。克莱文杰学员，请你把昨天深夜你在厕所里悄悄对约塞连说过或者没说过的话，再重复一遍，行吗？”
“是，长官。我说你们不能裁决我有罪——”
“我们就从这儿接着问下去。克莱文杰学员，你说我们不能裁决你有罪，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没说过你们不能裁决我有罪，长官。”
“什么时候？”
“什么什么时候，长官？”
“你他妈的，是不是又要追问我起来了？”
“不是，长官。对不起，长官。”
“那就回答我刚才的问题。你什么时候没说过我们不能裁决你有罪？”
“昨天深夜在厕所里，长官。”
“就只有这一次你没说过那句活？”
“不是，长官。我一直就没说过你们不能裁决我有罪，长官。我真正对约塞连说的是——”
“没人问你你真正对约塞连说的是什么。我们问你的是，你没跟他说的是什么。至于你真正对约塞连说些什么，我们一点都不感兴趣。明白了吗？”
“明白了，长官。”
“那么我们继续问下去。你跟约塞连说了些什么？”
“我跟他说，长官，你们不能裁决我犯了你们指控我的那条罪行，同时还忠于——事业。”
“什么事业？你说话含含糊糊的。”
“说话别含含糊糊的。”
“是，长官。”
“含含糊糊说话时，也得含含糊糊地叫一声‘长官’。”
“梅特卡夫，你这狗娘养的。”
“是，长官，”克莱文杰含糊地说，“是正义事业，长官。你们不能裁决——”
“正义？”上校很是愕然。“什么是正义？”
“正义，长官——”
“那可不是正义，”上校讥笑道，一边说一边又用粗壮的大手膨膨地擂桌子。“那是卡尔·马克思。我来告诉你什么是正义。正义就是半夜里从地板上用膝盖顶着别人的肚皮用手按着别人的下巴手里拿着一把刀偷偷摸摸地摸到一艘战列舰的弹药舱里事先不给任何警告在黑暗中秘密地用沙袋把别人打昏。正义就是勒杀抢劫。一旦我们大家都得残酷无情地去跟意大利人打仗，那就是正义。要凶残。懂吗？”
“不懂，长官。”
“别老是长官长官地叫我！”
“是，长官。”
“不叫‘长官’时，也得喊一声‘长官’，”梅待卡夫少校命令道。
克莱文杰自然是有罪的，要不然他就不会受指控了。要想裁决他有罪，唯一的办法就是得证明他的确犯了罪，而裁决克莱文杰有罪，则是上校一帮人必须尽到的爱国义务。于是，克莱文杰被判了五十六次惩罚性值勤。波平杰则被禁闭了起来，以此作为对他的教训。梅特卡夫少校被运送到所罗门群岛，负责埋尸体。至于克莱文杰，所谓惩罚性值勤，就是每到周未，肩背一支沉重的没装子弹的步枪，在宪兵司令大楼前来回走上五十分钟。
这一切都把克莱文杰搞得稀里糊涂。出了许多稀奇古怪的事情，可在克莱文杰看来，最怪的是裁定委员会三个人流露出的那种仇恨——那种赤裸裸的残酷无情的仇恨。那仇恨就像是不能扑灭的煤块，在三双眯缝了的眼睛里恶狠狠地燃烧着，又使他们本来便已凶险的面目，更添了冷酷蛮横的气势。克莱文杰察觉到了这种仇恨，简直惊呆了。假如可能，他们会用私刑把他处死。他们三个都是成年人，可他自己却还是小伙子。他们仇恨他，恨不得他快死。在他来军校之前，他们就仇恨他；他在军校时，他们也仇恨他；他离开军校后，他们还是仇恨他。日后，他们三个人分了手，都过上了独居的生活，但却还是恶狠狠地带走了对克莱文杰的仇恨，仿佛带走的是什么稀世珍宝。
头天晚上，约塞连就好好地给了克莱文杰一番告诫。“你是不会有什么希望的，”他很愁闷地跟克莱文杰说，“他们仇恨犹太人。”
“可我又不是犹大人，”克莱文杰回答说。
“这没什么两样，”约塞连说，而约塞连的确没有说错。“他们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的。”
克莱文杰躲开了他们的仇恨，就像是避开耀眼的亮光一样。这三个仇视他的人，跟他说同一种语言，穿同样的制服，但他见到的这三张冷冰冰的脸，却自始至终密布着令人极不舒适且又深含敌意的皱纹。他顿时觉悟了：这世上随便什么地方，无论是在所有法西斯的坦克或飞机或潜艇里，还是在机关枪或迫击炮或吐着火焰的喷火器后面的掩体里，甚至在精锐的赫尔曼·戈林高射炮师的所有神炮手当中，或是在慕尼黑所有啤酒馆里的那些恐怖的密谋分子中间，以及任何别的地方，再也不会有谁比他们三个人更仇恨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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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09、梅杰·梅杰·梅杰少校
梅杰·梅杰·梅杰少校自呱呱坠地起，便是不很顺当的。
他跟米尼弗·奇维一样，出娘胎那会儿拖的时间过长——足足拖了三十六个小时，结果，把他母亲的身体给拖垮了。她母亲是个温柔、多病的女人，临盆前足足痛了一天半，才把梅杰生下来，产后，便全没了心思去跟丈夫争执给新生婴儿取名。医院的过道里，她丈夫严肃而又果断地忙着该他做的一切，他是个极有主心骨的男人。梅杰少校的父亲是个瘦高个儿，着一套毛料服装和一双笨重的鞋子。他丝毫不迟疑地填写了婴儿出生证明书，之后，便很镇静地把填好了的出生证明书交给楼层主管护士。护士一声不吭地从他手中接了过去，于是就放轻脚步走开了。他目送着她离开，一边在纳闷，不知道她贴身穿的是什么内衣裤。
他回到病房，见妻子软绵绵地躺在病床上，身上盖着毛毯，活像一棵失了水分的萎蔫的蔬菜，皱巴巴的面孔又干瘪又苍白，衰弱的躯体一动不动。她的床在病房最尽头，临近一扇尘封的破窗。大雨哗哗地从喧闹的天空瓢泼下来。天阴沉冷峭。医院的其他病房里，那些惨白得见不到一丝血色的病人，正等候着死神的最终降临。梅杰少校的父亲直挺挺地站立在病榻一旁，垂下头，久久地注视着自己的女人。
“我给孩子取了个名，叫凯莱布，”临了他低声跟她说，“是照了你的意思取的。”女人没有答话，慢慢地，男人便笑了起来。这句话是他经过精心的考虑之后，才说出口的，因为他妻子睡着了，永远也不会知道，就在她躺在县医院这间破旧的病房里的病床上时，自己的丈夫竟对她说了谎。
正是从这艰难的起点，走出了这位无能的中队长。眼下，他正在皮亚诺萨岛，每天的大部分工作时间全都用来在公文上假冒签华盛顿·欧文的名字。为了避免有人识别出他的笔迹，梅杰少校煞费了苦心，左手签名。他把自己隔离了起来，并利用自己不曾希图的职权，禁止任何人侵扰他。同时，他又用了假胡子和墨镜伪装自己，以防有人偶然从那扇尘封的赛璐珞窗户——有个小偷在上面挖了一道口子——外面往里张望，发现秘密。从最初卑贱的出身到取得如今不怎么起眼的成功，梅杰少校走过了三十一年的凄怆岁月，尝尽了孤寂和挫折。
梅杰少校是姗姗来迟地来到这世上的，实在太缓慢，而且天生就是平庸透顶的人物。有些人是天生的庸才，有些人则是后天一番努力后才显出庸碌无能的，再有些人却是被迫平庸地过活的。至于梅杰少校，他是集三者于一身。即便是在平庸的人中间，他也毫无疑问要比所有其余的人来得平庸，因此反倒很突出了。只要是见过他的人，总有很深的印象，他这人实在是太平常太不起眼了。
梅杰少校自一出世便背上了三个不利因素——他母亲、他父亲和亨利·方达。差不多从出娘胎的那一刻起，他就显出与亨利·方达有叫人受不了的酷肖相貌。还在他不清楚亨利·方达为何人之前，曾有很长一段时间，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他总是发现别人把他跟亨利·方达放一块，做些令他很难堪的比较。素不相识的人都觉得应该轻视他，结果，害得他自小就像犯了罪似地惧怕见人，而且还讨好地迫不及待地想跟人家道歉：他的确不是亨利·方达。生就了一副酷似亨利·方达的相貌，在他说来，要这样走完一生的路，实在不是桩容易的事。然而，他继承了父亲——极富幽默感的瘦高个儿——百折不回的品性，从来就不曾有过一丝逃避现实的念头。
梅杰少校的父亲一向为人持重，又很敬畏上帝。依他看，谎报自己的年龄，是他最得意逗人的笑话。他是个农民，四肢细长，却能吃苦耐劳，同时，他又是个敬畏上帝、热爱自由、尊纪守法的个人主义者。他认为，如果联邦政府援助别人，而不援助农民，这便是奴性社会主义。他提倡勤俭，很讨厌那些曾拒绝过他的浪荡女人。种植苜蓿是他的专长，可他倒是因为没种一棵苜蓿而得到了不少利益。
政府依据他没有种植的苜蓿的多少，以每一蒲式耳为单位，付给他一笔相当数量的钱。他没有种植的苜蓿的数量越大，政府给他的钱也就越多。于是，他便用这笔没出力而挣到手的钱，购置新的田产，以此来扩大自己没有种植的苜蓿的数额。为了不生产苜蓿，梅杰少校的父亲一刻都不曾停歇过。到了漫长的冬夜，他便待在屋里，搁着马具不修理。每天到了中午那一会儿，他就会跳下床来，只是为了查明的确没有人会把杂活做掉。他很聪明，知道该如何投资田产，不久，他没有种植的苜蓿的数量超过了县里的任何一个农民。于是，四邻的农民都跑来请教他方方面面的问题，因为他挣到了很多钱，所以必定是个聪明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嘛。”他给大伙儿提了这么一条忠告。临了，大伙儿便道：“阿门。”
梅杰少校的父亲直言不讳，力主政府厉行节约，但其前提是，丝毫不影响政府的神圣职责——以农民能接受的高价，收购他们生产却没人想要的全部苜蓿，或者支付他们一定数额的钱，作为对他们没有种植一棵苜蓿的酬劳。他这个人相当傲慢，而且极有主见。他反对失业保险，只要能够敲诈到大笔的钱财，无论是向谁，他部会毫不迟疑地使出各种着数，或是哼哼唧唧地诉苦，或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或是甜言蜜语地哄骗。他是个很虔诚的人，不管走到什么地方，总是要做一番传道。
“上帝赐给了我们这些善良的农民一双强有力的手，这样，我们就可以用这两只手尽量多捞多拿。”他时常满腔热情地布道，不是站在县政府大楼的台阶上，就是站在大西洋一太平洋食品商场的前面，一边等着他正在找的那个脾气暴躁、口嚼口香糖的年轻出纳员出来，狠狠地瞪自己一眼。“假如上帝不想让我们尽量多捞多拿的话，”他讲道，“那么，他就不会赐给我们这么好的一双手了。”
其余的人便低声道：“阿门。”
梅杰少校的父亲和加尔文教信徒一样，也信仰宿命论。他可以清楚地看到，不管是谁碰上了什么触楣头的事情，全都是上帝的意志的体现，不过，他自己的那些不幸却尽是例外。他抽烟，喝威士忌酒。靠了能说会道和振奋人心的机巧的谈话——尤其是他谎报自己年龄时，或是讲述有关上帝及他妻子难产生下梅杰少校的那段颇令人发噱的趣话时编造出的话，他腾达了。有关上帝及他妻子难产的那段趣话是这样说的：上帝创造整个世界，只用了六天的时间，而他妻子光为了生下梅杰少校，分娩期足足持续了一天半。那天，要是换了个不中用的家伙，或许会站在医院的过道里束手无策；要是换了个懦弱的家伙，或许会妥协了，给孩子取其他一些极好听的名字，但，梅杰少校的父亲熬了十四年，才等到这么一个机会，他是无论如何不愿错过的。
关于机会，他说过一句颇有意味的笑话。“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是他时常说的。这句颇有意味的笑话，梅杰少校的父亲只要有了机会，便会重复着说。
梅杰少校没有欢乐的一生中，命运自始至终接二连三地对他进行恶作剧，使他成了不幸的牺牲品。这些恶作剧中，最早的便是让他生就一副叫人极不舒服的酷似亨利·方达的相貌。第二个恶作剧，是他一出世就给取了梅杰·梅杰·梅杰这么个名字。他一生下来就被取名梅杰·梅杰·梅杰，这件事是桩秘密，只有他父亲一人知晓。直到梅杰少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