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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初期，战云笼罩下的武汉三镇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凋敝破败和物资匮乏，相反呈现一种回光反照的畸形繁荣来。当首都南京和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相继沦陷之后，地处长江中游的武汉就成为国人逃避战火的避难所和安全岛。
国民政府和外国驻华机构临时迁往武汉，由来自东北、华北、华东各沦陷区的政府机关、党派群团、工厂学校以及数目庞大的战争难民所组成的流亡大军也从四面八方汇集武汉，从而使得这座原本并不十分拥挤的华中大都市呈现一种人满为患的爆炸趋势。
携带金银财宝的富人占据了城里的饭店宾馆，许多人还在租界抢购别墅洋房，依然过着一掷千金和仆役成群的奢靡生活。
当时日机轰炸尚未给这座城市造成实质性破坏，加上华南沿海尚未陷落，从香港、澳门走私的各种西方商品充斥黑市，所以只要有钱无论什么奢侈品包括英国皇室的专用香水都能买到！
第三卷：会战！会战！ 第三百五十二章 不成功，则成仁！
汉口“大世界”夜总会依然灯火通明，歌星舞星yàn星的马路广告漫天飞舞。只有当战事渐渐bī近，荷枪实弹的城防团在武汉街头垒起沙袋修筑工事，这才提醒人们和平日子好景不长，日本侵略者的脚步声已经隐约可闻。
人口膨胀带来的最紧迫问题是吃饭。
１９３８年南方大旱，原本称为“米粮仓”的华中各省赤地千里，灾民纷纷离乡背井外出逃荒要饭。如果灾害发生在和平年代，各级政fǔ当可组织民众抗灾自救，或向富裕省份调集粮食号召赈灾，或向国际社会呼吁救援等等。可是值此兵荒马luàn，日本侵略者步步紧bī试图灭亡中国，前方打仗需要粮食，后方救灾也需要粮食，在当时生产力低下，即使丰年粮食也不富裕的中国，哪有多余存粮救济灾民呢？一些省份官shānggōu结趁机囤积粮食哄抬物价，一面是灾民饿殍遍地惨绝人寰，另一面则是jiān商囤积居奇财源滚滚，于是各地相继发生抢粮风cháo，军队出动弹压，shè杀灾民无数。
汉口出事那天是个yīn雨天气，街头到处都是积水，行人举着油纸伞低头赶路，马路上跑动的多是人力黄包车，偶尔也有一辆xiǎo汽车急驶而过，向道路两旁溅起肮脏的泥水来。放学时我父亲看见从江汉关方向噼噼啪啪跑过来许多人，有男人，也有nv人，还有老人孩子，他们都在激动地大声嚷嚷，nòng得人心跳加速。他跟着跑了一阵，才明白他们都是赶去“恒昌米店”买米的。
“恒昌米店”mén外早已人头攒动，有消息说米店夜里从四川运来数船大米，但是米店大mén紧闭，并无开mén营业的迹象。买米的人越聚越多，有人开始不耐烦，大吼大叫捶打大mén，但是店内仍无动静。于是就有一些更加狂躁的年轻人开始砸mén，还抬来一根粗大的圆木，居然把一座厚实的大mén撞得松动起来。正在这时一队挥舞警棍的警察跑步赶来驱散民众，人们正在火头上，同警察发生肢体冲突。事态激化的后果是激怒的人群不仅缴了警察的械，还把一个警察扔进河水里。等人们砸开米店，赫然看见仓库里大米堆积如山，于是抢米事件就顺理成章地发生了。
消息一经传开，更多人赶来加入抢米者的行列，抢米风cháo殃及武汉多家米店。不久全副武装的军队开来镇压，枪声一响，原本混luàn不堪的场面立刻就炸开锅。被子弹击中的人仆倒在地，鲜血同淅淅沥沥的xiǎo雨汇合在一起，惊恐万状的人群在逃命中互相践踏，死伤无数。
抗战八年，中国天灾人祸不断，被饥饿疾病夺走生命的民众难以统计。有学者估计这个数字接近战争死亡人口，也有人认为高于战争死亡人数。
抗战结束中国人口比抗战前的１９３７年减少约五千万，加上八年期间应当正常增长的人口，两个数目相加当在一亿上下。
这笔天文数字的血债必须记在至今仍不认罪的日本侵略者头上。
蒋介石调集jīng兵强将，决心不惜代价歼灭送上mén来的土féi原师团。他派出两位总参谋长赶赴开封前线，蒋介石对薛岳下达的手令只有短短六个字：
不成功，则成仁
在外人眼里，中央军应该都是蒋介石嫡系队伍，没有远近亲疏和内外差别之分，其实不然。中央军非铁板一块，国民政fǔ派系林立，“党中有党，派中有派”，比如国民党四大家族蒋、宋、孔、陈分别掌握着戴笠军统派、复兴社、陈（立夫）氏“中统派”、“cc派”、何（应钦）派、陈（诚）派、宋（子文）氏税警派、孔（祥熙）派等等，这些党派组织同军队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使同为蒋介石心腹的黄埔嫡系也大有区别，比方“江浙帮”陈诚就远比其他将领更加得势，因为江浙帮大都来自蒋介石老家，许多人还与蒋氏沾亲带故，他们自然成为亲信中的亲信，核心中的核心，一路飞黄腾达青云直上也就不足为怪了。
豫东会战伊始，号称“川军第一师”的第２６师高飞师长忽然接到一道来自武汉的指令，要他“暂时脱离第七十一军建制，配属第二十七军指挥”。
在不明内情的人看来，这不过是指挥系统临时变动而已，何况命令来自大本营，绝无讨价还价的余地。
但是逐渐熟悉官场内幕的高飞却暗暗吃惊不xiǎo，他对这两支同为国民党王牌军的派系背景再清楚不过，第七十一军被公认是“何应钦派”，而第二十七军则属于“陈诚派”，“何”、“陈”两派争斗激烈，大本营为何偏偏要将第２６师配属给二十七军指挥呢？
当然，陈诚始终都是非常器重自己的。
原来早在郑州开会之前，第二十七军军长桂永清就向委员长当面请缨；所辖之铁军已秣马厉兵，摩拳擦掌，官兵热血贲一举歼灭土féi原师团主力，当为学生之神圣使命。云云。
蒋介石深为嘉许，勉励有加。不料军政部长陈诚又以集中兵力作战为由，建议将先期抵达的宋希濂第七十一军配属给桂永清统一指挥，这样一来事情就变得有些微妙起来。宋、桂都是黄埔一期毕业生，同为中央军主力和王牌军长，两人还是特务组织蓝衣社的核心人物，与贺衷寒、康泽、戴笠等人一道并称“十三太保”，都是国民党军界的后起之秀。论战力两支部队不分伯仲，论地位两人均为红得发紫的少壮派宠将，只是二人眼下境遇稍有区别，南京失守后宋希濂受到蒋介石呵斥，一度遭受冷遇；而桂永清则在湖南大力整训部队，推行新式练兵运动，打造现代化军队，深受蒋介石赞赏和器重。
军政部长的建议果然起了作用，蒋介石考虑再三最终决定由第二十七军担任主攻，但从维护第七十一军建制更新ω出发，他从武汉发布命令时只将其中最jīng锐的第２６师暂时划归桂永清指挥。这样桂永清不仅彻底超越竞争对手，而且还得到宋希濂一个主力师。如果此役大胜，一举消灭日本王牌土féi原师团，第二十七军理所当然誉满天下，中国抗战的头号功臣非桂永清莫属。相比之下，第七十一军被釜底chōu薪，三师人马只剩下两师，宋军长就是有心担当重任杀敌立功，恐怕也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大军东进，十万火急，敌情传报，刻不容缓。第２６师连夜转进兰封县城，前卫部队当日即在城外与日军遭遇。
气壮山河的豫东大战全面爆发。
战斗一开始双方便展开殊死搏杀，战场立刻呈现白热化状态。师长高飞亲自赶到前线，他从望远镜里看到，已有数百名敌人在坦克掩护下气势汹汹地向我军扑来。敌人气焰十分嚣张，他们自恃有坦克开路，连腰都不弯地举着太阳旗冲锋。见此高飞不由得暗自庆幸领袖电话的英明决断，要不是第２６师及时赶到，敌人一旦长驱直入后果不堪设想啊。
参谋长报告说，炮兵已经赶到，随时准备shè击。
高飞大手一挥，命令全体齐shè，坚决消灭这股敌人。
狂妄的敌人哪里知道，此刻他们的对手不再是那些不堪一击的地方杂牌军，而是装备jīng良，身经百战的“川军第一师”。
我军大炮怒吼起来，冰雹般的炮弹飞向敌人，很快就有一辆坦克中弹瘫痪，其他坦克见势不妙纷纷掉头后撤。与此同时，我军步兵的轻重机枪一齐shè击，强大的火力风暴顷刻间席卷敌人步兵，敌人遭受重创，攻势很快崩溃，扔下一大片尸体豕奔狼突。
我军官兵岂能轻易放走敌人，指挥官一声令下，已经运动到侧翼的突击队快速出击包抄，他们像一张兜捕兔子的大网张开来，眼看就要把那些逃得慢或者来不及逃命的日本鬼子统统装进网里。
这时一辆敌人坦克突然调转车头赶来救援，车上机枪xiǎo炮一齐开火，许多突击队官兵躲避不及纷纷中弹倒下。高飞不由得两眼喷火心急如焚，因为两军短兵相接大炮已经不起作用，如果不能打掉敌人坦克我军必将遭受更大损失。危急时刻一个人影忽然从敌人坦克侧面一跃而起，机智沉着地扔出一捆集束手榴弹，随着浓烟腾起，敌人坦克被炸中油箱，顿时燃起熊熊大火。
初战告捷，敌人大败而逃。第２６师取得毙敌百余人，击毁击伤坦克多辆的重大胜利。高飞心情激动jīng神振奋，他在前卫团长陪同下亲自走进战壕里接见炸毁敌人坦克的有功之臣。
出乎这位年轻的少将意料的是，站在他面前的英勇无畏的战士竟是个娃娃脸的腼腆军人，名字叫高敬远，是个从军校毕业还不到三个月的见习排长。
高飞不禁啧啧称赞，勉励有加。
高敬远的沉着冷静充分说明敌人坦克并不可怕，只要战术运用得当完全可将其击毁，要是全师官兵人人都能像这个见习排长一样，那么消灭土féi原师团乃至打败日本侵略者决非一句空话。高飞当即下令提升高敬远为正式排长，立功受奖，军饷提升一级。
吃了败仗的日本人恼羞成怒，频频调动兵力发动进攻，敌我双方在兰封城外展开拉锯战。不久我军各路主力陆续赶到，豫东战场大军云集战云密布，只待部署完毕对敌人发起总攻击。这时候一辆军部开来的军用三轮摩托车驶上阵地，把一份军长命令送达高飞手中。
军威赫赫的中国王牌第二十七军前身为南京中央教导总队，下辖四个“德式师”和直属部队，近五万人，无论其规模还是装备均创下中国军队之最。
１９３７年蒋介石南京阅兵，留德归来的桂永清亲自驾驶一辆德国三轮摩托车开道，率领部队列队通过阅兵台。中国官兵一律头戴德式钢盔，胸挎德国冲锋枪，腰间挂着德国制式牛皮子弹盒，其不可战胜的威武气概与欧洲德军如出一辙，因此有人干脆将这支王牌军称为“中国党卫军”。
但是中国毕竟不是德国，黑头发的国人也非金发碧眼的日耳曼人，何况这些装备还大大打了折扣。比如除了军直属部队配备摩托车和汽车外，部队官兵主要还是依靠双脚行军走路，这样对外宣称的“机械化师”当然就有些名不副实。又比如本来大本营应德国顾问要求为“德式师”配备无线电台，当时即使在西方军队中电台也远未普及，而中国大多数军队乃至兵团级单位也没有一部电台，１９３７年川军两个集团军出川抗日，一去半年无消息，究其原因是缺少先进的通讯工具。
可是“德式师”的电台很快被搁置起来，原因是缺少进口电池，所以传递命令主要还是依靠传统的人工方式来完成。
第二十七军派出一辆三轮摩托车，前往第２６师传送军长桂永清的紧急命令。这道命令被写在一张纸烟盒背面，内容为第２６师立即放弃兰封县城，向东北方向的红庙阵地转移。由于这项命令十分重要，关系到全军作战部署的成败，所以军部专mén指派一位姓秦的通讯参谋执行任务。秦参谋将命令装进公文包，摩托手发动马达，三轮摩托车驶出军部箭一般绝尘而去。
命令于当天中午顺利送达第２６师指挥部，秦参谋得到高飞签字作为回执，许多目击者都看见那辆德国制造的三轮摩托车一溜烟开出阵地，然后消失在道路两旁即将成熟的滚滚麦海之中。但是摩托车从此再也没能返回军部，秦参谋和摩托车手一起失踪了，后来人们在田野里找到摩托车残骸和两具烧焦的尸体，才据此推测他们可能遭遇空袭不幸牺牲。
这道军部命令却使正在指挥作战的高飞眉头紧蹙颇费踌躇。
本来下级服从上级天经地义，没有讨价还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