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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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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不好意思,”韦林略略有些尴尬:“那个姓本就很少见,所以我以为是同一个人,居然会有两个叫那多的,真是巧。”说着他替我拉了把椅子。
“是很巧,而且,我就是为了那个那多来的。”我直接挑明了来意。
为了不被当成神经病,我当然没有说出真正的原因。很多时候我需要这样,从教训中得到的经验总是令人影响深刻。
其实我对韦林说出的理由再正常不过。整个上海的媒体圈我还没听说过有第二个姓那的,更不用说那个不知从那里冒出来的“那多”的工作情况竟然和我如此相似,而登在〈萌芽〉上的小说里,虽然没有明说“那多”的工作单位就是晨星报,但字里行间却与晨星报有着诸多相似。这么多的疑点,我完全有理由怀疑,这是一个认识我得人冒用了我的名字,着对我的工作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困扰”。
竟然会是这样。”韦林有些惊讶:“想想也真是,如果和你这么象,名字又一样,任何认识你的朋友看到这样的小说,一定会确信是你写的好在这几篇都是科幻小说,要是纪实性的对你的影响就大了。”
“就算是科幻也很麻烦啊,象我们这样的职业,写文章追求的是事实的精确无误,要是报社领导看见这些署名‘那多’的奇奇怪怪的小说,不知会有什么想法呢,能告诉我这个‘那多’的联系方式吗,我想和他谈谈。“
韦林双手一摊:“到现在我们都没和他联系上。”
这并不是个令我特别惊讶的答案,但我相信一定可以丛韦林这里获得一些关键的信息。
“大概在2001年的三月份,我收到了着三分来稿,当时看下来,觉得可读性非常强,就陆续用了,但来稿里没附地址,我以为是作者忘了,但六月份登了第一篇以后,以为作者会主动和杂志社联系,结果没有。第二篇登了也没来联系。后来我们在自己杂志的网站上发声明寻找作者,发第三篇的时候也附了希望作者主动和杂志社联系的编辑附语,结果到现在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
“三篇?你是说《萌芽》上登过三篇小说,我以为只有两篇,第三篇是什么时候登的?”我想要的信息开始出现了。
“去年最后一期,叫《那多手记之乌蓬船》。”韦林回答。
我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低级错误,为什么《萌芽》杂志登小说的顺序一定要和我收到黑本子的顺序一样?
“啊,那一篇我看到了,我还看到一篇《那多手记之失落的一夜》,还有一篇是……”
“是《那多手记之来自太古》,发在2001年七月份那一期上。”
“你们这里还找得到吗,我挺想看看的。”
“你等等。”韦林站起来向门外走去,忽然又折回来,帮我倒了杯茶。
“真不好意思,说了这么久连茶都忘记到,那本杂志我要到库里找一找,你可能要稍等一会儿。”
“太麻烦你了。”我向他致谢。
大约过了一刻钟,韦林拿着一本杂志走进来,找这本两年前的旧杂志费了他点工夫,额头上已经沁出微汗。他翻到某一页,然后递给我。
“就是这篇。”他说。
《那多手记之来自太古》!这是一篇我从未见过的手记,第三篇手记!
我略略翻了翻,现在看显然不是各好时机。
“你们这里有复印机吗?”我问。
“不用,这本就送给你了。”
“对了,既然这三篇手记都是同时寄到杂志社的,为什么第三篇隔了一年多才发?”
韦林笑了:“前两篇发表以后,领导觉得这样的小说太过……”他的声音小了许多:“……觉得我们这里又不是《科幻世界》,还是要多发一些文学性强的作品,不过到了去年,杂志的办刊方针有了调整,要向通俗化市场转化,前两篇的反响又不错,所以第三篇又发出来了。”
我理解的点点头,领导变来变去,确实让下面很难做啊,自己报社里这样的事情可太多了,今天说这个报道没有新闻点,不能大做,明天看到其他报纸做了一整版,马上要求跟着做。
在萌芽杂志社能得到的收获大概仅限于此了,对萌芽杂志来说怎么把这三笔稿费发出去都毫无头绪。我谢过韦林,把那本杂志放进包里,起身告辞。
就在站起来的刹那,没有任何征兆的,我笼罩在突如其来的诡异感觉中。我很难把当时确切的情况形容出来,世界在瞬息变得不同起来,我陷入巨大的恐慌,我确定被一股力量牢牢抓住,而屋内其他人就连近在咫尺的韦林也一无所觉。
我的心跳的极慢,“通”“通”,仿佛自己的时间流逝和外界全然不同,自己站起的动作也慢下来,就象电影中的慢动作一样,但心底里,我却感到,极度的危险已经降临到我的头上。就是在恐怖的人洞中,我都没有这种大难临头的感觉。
我感到自己正在从眼前的世界中抽离出来,我明明还站在这间萌芽杂志的办公室里,韦林正在站起来要和我告别握手,可我却觉得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窗口射进来的炙烈阳光正在暗下来整个世界都在褪色,我就像站在一张老照片里的人!
我失控的手碰到了桌上的笔筒,这个别致的金属笔筒在我刚进来的时候还吸引过我的目光,现在却被我的手带的掉下桌子,我眼睁睁的看着这个笔筒翻滚着摔下去,里面的笔飞散出来,慢慢地,慢慢地,一只钢笔触碰到地面,弹开,然后是一只自来水笔,紧接着是一只铅笔然后是整个笔筒,还留在笔筒里的笔一下子从筒里撞飞出去……
是的,那些笔一下子撞飞出去我的知觉在这一刻恢复正常,世界的色彩回来了,我站起来的腿恰好伸直,速度的不协调感消失了,笔筒撞在地上让人吓一跳的“当”的大响,也传到我的耳朵里。
我浑身虚软,刚站起的腿一阵无力,又坐回座位上。
对韦林来说,我只是站起来的时候,手不小心碰到了笔筒。而对我来说,已经在生死间走了一遭?
此前,我在面对死亡最近的时刻,都没有过这样糟糕的感觉,刚才我要面对的,是死亡,还是其他未知的境遇?
冷汗从我的脸上流下来,我想对韦林说些什么,但我发现我的嘴在发抖。我知道要是现在勉强再站起来,一定回出丑,只好坐在椅子上,弯下腰去收拾笔筒。不过从韦林的角度看来,我现在的样子应该已经有些奇怪了。
“对不起对不起,太不小心了。”我很快把笔拣起来,好在它们都散得不太远。
“没关系,不过,你的脸色不太好,有什么问题吗?”韦林好心的问。
“没什么,我该走了。”我恢复的很快,经历过一些事的我,很快让自己平静下来。但刚才的感觉,仍让我心悸的盘在胸口。
我摸着扶手走下楼,走到上海夏天猛烈的阳光中,看了一眼背后矗立的大洋楼,快步走出作协大院。
叫了辆出租车直接回报社。看着车窗外喧嚣的城市,我想自己暂时是安全了。但适才的变故让我完全摸不着头脑,我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不知道那是一种怎样的力量,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对我下手。所以,以后会怎样,我有些无措。
不,应该还是有线索的。是不是,是不是我快要接近事情的核心了呢,这样的异相,和这三篇那多手记,是有关联的吧。
从打开晨星报的柜子,看见第一篇那多手记,到现在已经过去两年,这个让我一直摸不着头脑的悬案,就要露出它狰狞的真容了!
我全力打开,努力回想两年来的这个事情相关的点点滴滴。
“事情开始了,不努力的话,我一定会被那股力量吞噬。”我对自己说。我的直觉对坏事总是有相当准确性的。同时,我庆幸自己没把叶瞳拖进来是明智的选择。
韦林是同时收到三份手记的,而我只收到两份,并且时间有先后,方式也不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如果是从同一点发现的,至少,时间应该是一致的,没道理寄给杂志社是三份一起,而寄给我却陆陆续续间隔好长的时间。
如果基于自己的推论,即所有的那多手记都是同时寄出的,那为什么最终送达我手上,却相隔这么久。而且,那一份《那多手记之来自太古》,我为什么没有收到?还是说,更本就只寄出两本给我?
无解。不管我正推反推,最后的结果都是悖论,自相矛盾的悖论。
还有关键,还有我没掌握到的关键!
坐在报社自己的位子上,我拿出那本2001年7月出版的《萌芽》,开始仔细地阅读《那多手记之来自太古》。
这是一个很精彩的故事,在精彩程度上,犹胜过了我看到的前两篇手记。
五,第三篇手记
那多手记之来自太古
那多
挖菜窖挖出一“怪物”外有薄膜状如动物大脑
本报讯日前,平房区居民王杰向记者展示了一块白色的像动物大脑一样的物体。它的质感和硬度有些像橡胶,外面覆盖着一层有弹性的薄膜。
据王杰介绍,此物是几天前他的朋友在双城农村挖菜窖时发现的。物体外面有一层有弹性的透明薄膜,物体的下方有两根像根须一样的东西。这个物体的硬度就像橡胶一样,上面的物质像动物的大脑一样排列着。此物长约17厘米,高10余厘米,宽度约10厘米。
2001年6月15日哈尔滨日报

那天我到报社的时候,大约是上午十一点钟。新闻部里空空荡荡,就我一个人。我知道自己来得太早了,一般大家都会在下午到新闻部,三四点钟的时候是最热闹的。只是我待在家里也没事,又没采访安排,就晃到单位来。
我正在专心玩敲砖块的时候,电话铃响了。
我拿起听筒,总机告诉我有个人要找记者,谁都行,是哈尔滨长途。就接到我这里来了。
我说好。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很年轻的男人声音,外地口音。
“你好,请问您是记者吗?”
“是啊。”
“怎么称呼?”
“那多。叶赫那拉氏的那,多少的多。有事吗?”
那边沉默了一会儿,似乎在考虑该怎么说:“我叫王亮,下周我会出差来上海,我手上有个东西,我想……您是不是有办法搞清楚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没听明白,他自己的东西,自己却搞不清楚是什么,这算什么意思?
王亮可能知道我搞不明白,说:“你把你们这儿的传真告诉我,我传份东西来,你就清楚了。”
我告诉他传真号,他挂了电话,说待会儿再打过来。
一分钟后,我在传真机旁看到了王亮的传真,那是6月15日哈尔滨日报社会新闻版的传真复印件,内容就是本文开头的那篇报导。
我立刻就明白了王亮所说的“东西”是什么了,应该就是报导里的大脑状怪物。我曾经看到过很多这类报导,但很多是虚假新闻,也有很多是当事人搞错了,还有一小部分从此没了下文,报导中的不明生物就此杳无音讯。没想到,自己可能就有机会看到实物。
当王亮再次打来电话时,交谈起来就方便多了。我了解到王亮是哈尔滨一家名叫“荣杰”的贸易公司的营销部门经理,也是一个对飞碟等超自然现象的爱好者。他花了500块钱从王杰那里买下了这个“怪物”,想送到有关部门好好研究。可是哈尔滨没有合适的地方,所以他想借来上海出差之机,看看上海有没有肯对这个怪物进行研究的机构。
如果王亮不是恰好打到了我们报社寻求帮助,如果那天我不是恰好在报社,如果我不是有梁应物这样一个同学,如果我不知道梁应物的另一重身份,那么接下来的一系列匪夷所思的怪异事件就不会发生。
可是这一连串偶然凑到一起,就使我在不知不觉中成了一项惊天动地而又诡异万分的事件的促成者及见证人,并且几乎因此危及生命。
第二个星期的星期二,我在上海虹桥国际机场的候机厅里等候王亮。
与我一起等候的是一名瘦瘦高高、戴着一副眼镜的年轻人,他就是我的高中同学梁应物。
梁应物对生物科学有着极大的热情,同时天分极高,从复旦生物化学系毕业就留校当了助教。同时令一般人无法想象的是,由于梁应物出生巨富之家,居然在大学时代就在家里辟出一间房当实验室,其中的设备,就是比起复旦的专业实验室也不逊色,他高兴的时候,可以为一个课题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呆上三天不出来。
而我身为梁应物的好友,更得知了他不为人知的第二重身份:X机构研究员。
所谓X机构到底叫什么名字,梁应物不肯告诉我,我只知道这是一个半军事化的秘密机构,专门研究非正常生物现象,所有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过程一律保密,直接向上汇报。梁应物由于其生物方面的天分,得以进入这个机构。对于这个机构的研究内容,我只能自己想象,梁应物有时对我说,如果把X机构的一些成果公诸于世,必然会引发不安和恐慌,甚至会危及国家安全,所以是绝密的。通常他说到这里就住口,惹得我好奇心发作,心痒难熬。
当然我并不希望梁应物把这个大脑状怪物搞到X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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